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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历史先例的引证：古代某个时候，中国某个皇帝为了鼓励在文学、艺术、诗歌、绘画中的多样性，称自己的统治为“百花齐放”。所以，现在1956年匈牙利暴动之后不久，毛决定在红色中国宣布“创作自由”。这显然是不对的，因此，在中国期间，我打听了这个新鲜事物是如何实际得到贯彻的，因为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从未听说过类似的东西。 文化部的高级官员们使我相信，一切都非常之好。据称，创作人员一个个热情高涨。出现了新作品，举行各种政治辩论，准备开拍讽刺电影——一句话，一切繁荣，大家都为此感到喜悦。 同？时，《人民日报》经常刊登一些有关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文章。要在莫斯科的话，这些文章起码会被称作“大有问题的”。即便这样，《真理报》时不时地转载一些中国出版物上的类似文章。 在北京与作家、记者、画家、大学教授谈话时，我得到一种印象，即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任何宣传部都不加干涉，因此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非正统思想。 在正式采访朱德元帅的过程中，我努力地想弄清楚，宣布的创作自由的路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元帅不仅确认了毛的这个独创的不可移易，并且对其必要性作了一番论证。以匈牙利为例，他声明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从这个事实得出结论，即匈牙利的劳动人民支持了暴动。朱德继续说，这意味着，在某个地方触及到了国家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必须研究，他们犯了哪些错误，并努力得出相应的结论。 “我们不打算，”朱德元帅总结说，“给兄弟党提任何建议。但自己得出了结论，并规划了一系列措施，部分地在‘百花齐放’的路线中得到贯彻。” 在此次中国之行期间，我到处打听，首都之外如何实现“百花”的政策，总是得到与见到朱德元帅时听到的大致类似的说法。显然，外省的领导得到了相应的指示，并十分清楚如何回答外国访客。自然地，我就这个“新路线”也问了周恩来。他表示，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计划长期进行的政治试验。而后，像朱德元帅一样，将“百花齐放”的口号定义为匈牙利事件所提示的措施之一。 在中国旅行将近半年期间，我每两周便向自己的杂志发回一篇札记。由于《新时代》杂志的特殊性，杂志上刊登的文字不受事先的新闻检查，我的文章立即付排并马上刊登出来。我有关“百花”的札记也刊登了出来，并立即引起了外国记者的关注，何况此外任何另外一家苏联报刊均未涉及到这个题目。 我似乎可以为这样一个成功的新闻高兴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刚刚回到莫斯科，便要我去苏共中央见当时负责宣传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 她立即批评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您怎么能够，”她火冒三丈，“写出这样一篇有害的文章？您在中国发现的是什么百花？您有没有在我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听说过这种东西？并且，编辑部不跟我们商量，就能够刊出这样有缺陷的材料？” 很快，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猝然降临，九十九朵花被割掉了…… 只剩下了一朵，还是那个共产主义的小花朵。 上面提到的札记，后来编入了我的书《从松花江到北回归线》。有关“百花”的那篇札记，里面当然没有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与内森·洛克菲勒的交往（1）
美国最富有的亿万富翁内森·洛克菲勒当着我的面按了一个按钮，世界上最早的电视雏形便展示在了我的面前。 为了跟英美军事代表团的军衔保持对等，斯大林大笔一挥，就将我们代表团的一位海军上校变成了“海军上将”。 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洛克菲勒，以私人名义请我转告莫斯科美国将从越南撤军的步骤与要求…… 1944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时，便结识了象征着美国资本主义的著名家族的代表人物。那年夏天，在首都附近的杜巴顿－伊科斯庄园里，苏联、美国、英国三大国举行了反法西斯联盟会议。会议上，研究了国际安全组织，也就是未来的联合国的宪章。 我当时担任由葛罗米柯率领的苏联代表团的秘书。我们与英美代表团的秘书——安吉尔·希斯和格莱德文·杰布密切合作。由于在会议上，大量的问题中间涉及到拉美国家，其中包括阿根廷参加未来组织的问题，担任罗斯福总统中南美问题助理的内森·洛克菲勒出席了数次会议。 会议的日程十分紧张。但是，每逢星期天，主人总会给我们安排一些游览和娱乐节目。有一次，在会议闭幕前夕的一个星期六，美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副国务卿爱德华·斯特梯纽斯宣布，这个周末洛克菲勒家族邀请与会者参观纽约。 “晚上六点，”斯特梯纽斯说，“我在机场等你们……” 我们升空时，太阳还没有落山。飞行高度很低，所以下面可以看清楚从巴尔的摩绵延到纽约的庞大工业区：这里曾经铸造了战胜共同敌人的武器。一小时后，我们降落在拉加地亚机场。我们被安排入住“沃尔道夫·阿斯托丽亚”，这是当时纽约最豪华的饭店。 刚刚在客房安顿好，斯特梯纽斯邀请我们到这家一个名为“星际之巅”的大餐厅吃晚饭。大厅的里面乐队在演奏，女歌手热烈地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 晚宴非常考究，但夜间的节目并未结束。 夜里11点，斯特梯纽斯又出现在饭店，邀请我们到一家名为“钻石马掌”的俱乐部去。厅堂面积不大，用金色红金丝绒装饰，宽阔的舞台上是五光十色、穿插着十分轻佻的表演。显然，我们的主人是这里的常客。起码，门僮，领班，侍者等人都非常熟悉他。我们在俱乐部坐到了深夜。 第二天是游览市容：帝国大厦，华尔街，纽约交易所，博物馆等等。晚上，我们出发到第五大道，参观庞大的摩天大楼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成了已经十分熟悉的内森的客人。在天花板很高的大厅里，除了我们几个代表团之外，还有一批美国的贵宾。 主人迟到了。这时，经理请我们到各色饮料齐全的酒吧。气氛无拘无束，只有身穿带金银边饰的侍者保持着正式气氛。突然，经理拍了几下手掌，高声唱道： “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地向你们介绍内森·洛克菲勒……” 内森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大厅，看起来与众不同：淡棕黄色头发，晒黑的脸上线条分明，有点像北美印地安人的长相。他向众人鞠躬，与各个代表团团长握手，并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而后走到斯特梯纽斯旁，开始跟他说话。 内森·洛克菲勒的穿着非常随便：上身的深棕色西装穿在他身上大得像口袋，西裤的膝盖处皱巴巴，大概好久没有用过熨斗了。可是他本人一点儿也没有不好意思。他无拘无束，然而在场的许多美国人对他表示了关注。 我走近内森，感谢他邀请我们参观纽约，并请他讲一讲洛克菲勒中心。他建议我们登上摩天大楼的顶部，以便得到这个独特建筑物规模的有关概念。原来，内森本人直接参与了他的建设。 “这是我从父亲那儿得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当我们走向电梯时，内森说，“三十年代初开始建造70层的摩天大楼，当时我刚满24岁。不过，我已经有一些大型建筑的经验，但这里有自己的复杂性：大楼在交通繁忙的市中心建造。我们家族买到了曼哈顿的这片土地，但不能越出它的范围。建筑工地周围街道通行车辆的部分，包括人行道，必须由行人和车辆自由通行。必需的材料和金属件夜间运进去。最终，建设按期完成，并且在第一个演季‘无线电城’音乐厅接待了观众。” 走出电梯，我们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内森打开了一扇金属门，在我前面沿着陡峭的金属楼梯走上了摩天大楼的顶部。我走到边上，停在栏杆旁。从这里展开了一幅梦幻般的景观。底下是巨大的、闪烁着七色彩虹的灯火。空气是透明的，因此可以看见在街道狭窄的缝隙间汽车的红黄色灯光在运动。左边，在透明的月光下，是像针一样尖尖的“克莱斯勒”大厦，前方在深蓝色的天空下升起的是庞然大物帝国大厦。在往前，在哈德逊和伊斯特河两条银带之间，是弯弯曲曲灯火辉煌的百老汇，在它的尽头可以看见华尔街上老摩天大楼的侧影，在大西洋上闪闪发光的月色道路的背景下，层层错错地竖着。 在顶层散了一会步之后，走了下来。在电梯里，我终于向内森问了那个使我十分好奇的问题：为什么向他这样富有的人，穿着如此随便？ “是这样的，”洛克菲勒回答说，“没有一百万的人，当然必须认真注意自己的外表，而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则可以允许自己有某些怪异……” 当我们回到大厅时，经理立即走到洛克菲勒跟前并问道，是否可以开始参观中心。他点头表示同意，这样，我们大家一起来到“无线电城”。首先给我们看了录音师、灯光师和电影放映机的场地，然后带我们到了后台，这里，美女“罗赛特”演唱组正在进行下一场演出的排练，她们一个个浓妆艳抹，但在近处看起来远不像从观众席上那样好看。斯特梯纽斯与洛克菲勒一起尽地主之谊，向我们介绍了芭蕾舞群舞的负责人，原来他来自敖德萨，俄语流利。 看过舞台设备之后，我们又去看了无线电台，这里没有任何特色。然而，旁边的房间却使我发生了兴趣。内森解释说，这是试验电视台。我们跟着他走过隔墙。那里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带暗淡玻璃屏幕的方盒子。内森按了一个按钮，这个窗户开始发出淡蓝色的光亮。过了几秒钟，在这个神秘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些人影，轮廓迅速清晰起来。这原来是斯特梯纽斯，以及与他谈话的英国代表团团长亚历山大·卡道冈。往隔墙上面一看，我在相连的房间看见了他们，并且他们所有的动作都重现在屏幕上。此前我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电视就是这样开始的，现在它已经成为每个家庭的普通用品了。 从此往后，每次我来到美国时，经常与内森·洛克菲勒见面。 在纽约州州长任上时，内森常常请我到他的官邸。战后过了许多年，有一次，在一个明媚的夏日，饭后我跟他坐在他位于奥巴尼家中的阳台上，一起喝着卡布其诺酒，回忆过去的事情。我给他讲述了与我们在杜巴顿－伊科斯代表团有关的趣闻。当时，为了跟美国代表团的高级军衔保持对等，斯大林大笔一挥，将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罗基奥诺夫从“海军上校”变成了“海军上将”。 这个故事，作为“各族人民领袖”古怪行为之一的见证逗乐了内森。 时间飞逝而去。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坏时好，但是我与内森·洛克菲勒的会面，有时可以相隔几年，一直是稳定和得体的。 水门丑闻的结果，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下台。福特入主白宫，而内森·洛克菲勒则成了美国副总统。其时，我已经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主办的《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当了五年的主编。1974年秋到达华盛顿之后，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是否跟从前一样给内森打电话，或者不必惊动美国副总统。我征求了多布雷宁大使的意见。他说我应该自行决定该怎么办，但表示相信，副总统找不出时间来见我。 最后我还是打了电话，并且在第二天早上得知，内森·洛克菲勒当天下午三点在白宫旁边的独立宫见了我。
与内森·洛克菲勒的交往（2）
就像以前多次一样，见面是无拘无束的。只是在一开始，有了一个正式的“照相程序”（这张跟美国副总统的照片稍后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转交给我）。此后，身穿海军陆战队礼服的侍者送上了茶点和一小杯烈性甜酒。 谈话像往常一样，从各自的身体状况开始，然后交换了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新闻。难以避免地谈到了越战，那里美国人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失败。 “我应该告诉您的，”内森强调指出，“我们坚决打算撤出越南。但北越军队向西贡施加的压力，造成了我们撤退的困难。我们不打算就此事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我们也在极力争取避免采取强大回击的必要性，这样只会拖延战事。但是，由于早就认识您，”洛克菲勒强调说，“我想以私人的方式向莫斯科转告一个意愿，请转告你们河内的朋友们，让我们安排有秩序地撤出大使馆，以及我们的越南朋友，这样使我们能够适当地结束越南这段历史。” 我拿出“外交官”的分寸，对内森说，非常理解他的意思，但是，由于跟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