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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朝臣们又一次愣怔的时候，担当司礼大臣的太师甘龙骤然高声宣呼：“开府大典起行——！君上携左庶长入府——！”
大臣们又一次莫名其妙起来，相互观望，不知如何呼应。在他们收到的大典礼仪中分明没有这一项，大家在石坊外迎候国君与卫鞅，完全是无意自发的表示一种喜庆，正式大典是安排在庭院内开始的。如今甘龙突然宣布大典起行，人们不禁茫然起来，嘴里没词儿，脚下黏糊，竟不知如何挪动。景监一直在机警观察，见此情状，立即向石坊门内的乐手们一挥手低声道：“奏乐。”等得钟鸣乐动，大臣们顿时自如起来，按照惯常礼仪一齐高呼：“恭请君上，携左庶长入府——！”
秦孝公始终是一副浑然无觉的庄重，听得乐声，便拱手道：“先生请。”伸出手来握住卫鞅的左手，俩人从容的从甲士甬道中并肩进入石坊大门，又穿过车马场进入庭院。朝臣们在甘龙、嬴虔、公孙贾三人之后排列跟进，秩序井然。
进得庭院，甘龙出列宣呼：“君上昭告上天——！”
秦孝公走到备好的三牲祭案前深深一躬，展开一卷竹简高声念诵：“昊天无极，伏惟告之：秦国贫弱，图治求贤。开府变法，顺乎民心。祈祷上苍，佑我臣工。国强民富，永念上天。秦公嬴渠梁三年四月。”
群臣齐声跟随，“国强民富，永念上天！”
甘龙：“左庶长昭告大地——！”
卫鞅走到祭案前深深三躬，展开竹简肃然念诵：“大地茫茫，载德载物。我心惶恐，伏惟告之：鞅受君命，开府治国，惟苦惟艰，无怨无尤；皇天后土，佑我庶民，百业兴旺，永念大德。秦国左庶长卫鞅，再拜大地厚恩。”
大臣们参差不齐的跟随着念了最后两句，“百业兴旺，永念大德。”便又茫然起来。这祭祀天地，原本是国君才有资格举行的大礼。卫鞅作为臣子，与国君共祭天地，本来就已经是别出心裁的惊人之举了，大臣们虽然事先已经知道，但却在细节上不知如何应对。按照国君祭祀天地的惯常礼仪，参加的大臣肯定是跟随宣呼最后两句。卫鞅祭地，很多人本来就心中别扭，还有一些人则不知该不该跟随，于是就出现了犹犹豫豫参差不齐。只有公孙贾特别清醒，非但立即跟随，而且特别响亮。他注意到国君的祭辞中明确提了“变法开府”，卫鞅的祭辞中却没有一个字涉及变法。他感到了这种精心安排的礼仪后面，隐藏着秦孝公和卫鞅山岳般不可动摇的决心。昭告天地，意味着变法和开府这两件大事已经得到了上天的认可，谁若反对，便是逆天行事。在这种时候，无论心中如何想，都必须做出最热烈的呼应。老太师甘龙不也一板一眼的做了司礼大臣么？“孟西白”不也亦步亦趋么？
正在公孙贾琢磨其中滋味的时候，甘龙沙哑苍老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祭祀完毕，君臣进入国事堂——！”
依然是秦孝公和卫鞅携手并入，数十名官员随后整肃跟进。进得国事堂，秦孝公坐进正中长案前，卫鞅肃立在长案左手，三级台阶下群臣各自就座。甘龙在长案右侧高声宣布：“太子傅兼领上将军嬴虔，宣示国君开府诏书——”
嬴虔大步走上台阶，展开竹简宣读：“秦国欲强，秦人欲富，非变法无以建功。变法之途，非开府无以立威。今命左庶长卫鞅为开府大臣，总摄国政，力行变法，所颁府文谓之令。另任景监为左庶长府长史，总领属官书吏；车英为左庶长府卫尉兼领栎阳将军。自即日起，左庶长卫鞅即行开府。秦公嬴渠梁三年四月诏。”
嬴虔的声音本来就特别的低沉浑厚，加之他咬字又特重，在有些须回音的大厅念来，隆隆响过，仿佛铁锤在山石上凿出来一个一个大字，清晰有力。大臣们听得明明白白，卫鞅的左庶长府简直就是第二个国君府，生杀大权在握，竟成了七大战国中最有威势的开府丞相。
国事厅安静极了，粗重的喘息声清晰可闻。大臣们似乎感到紧张，却又说不清为何紧张。
“左庶长出令——！”甘龙的沙哑嗓音又响了起来。
卫鞅白衣玉冠，白丝束发，在一片黑色的秦国大臣中显赫而又孤立。他从容走出道：“卫鞅秉承天意君命，开府变法自今日开始。第一批法令十道，五道立即颁发实施，五道夏忙后颁发实施。立即颁发的五道法令：农耕奖励法、军功授爵法、编民什伍连坐法、客栈盘查法、私斗治罪法。上述法令，除立即快马传送各县外，一律在栎阳城门与南市张挂，公诸于众，举国同行。长史出令。”
景监早已经做好准备，闻言高声答道：“遵命！”一挥手，两名书吏抬进一张宽大的长案，上面码满了捆好的竹简。长案刚刚在中央摆好，景监又一声高宣：“特使领令——！”十六名劲装使者一声答应，整齐的走进大堂。
“北地特使——！”
“雍州特使——！”
“陇西特使——！”
“眉县特使——！”
“商於特使——！”……
景监一个一个的将捆扎好的竹简分发给十六名特使。特使们双手捧着竹简一个一个走出大堂。庭院里整肃排列着三人一组的十六组铁甲骑士，每组护卫一个特使奔赴秦国郡县。
快马流星，旬日之间，秦国的二十三县并三郡便活跃了起来，动荡了起来。
二、疲民与贵族竟有了愤怒的共鸣
就象一道道霹雳闪电，新法令震动了秦国的城堡乡野！
上至栎阳卿大夫，下至隶农村汉，无不认为这是匪夷所思的大变，搅得秦国鸡犬不宁，人人别扭。就说“什伍连坐法”和“私斗治罪法”吧，将城堡里的国人和乡村里的农人，一律编为“保”和“亭”，十家一保，五保一亭。如果仅仅是这种编民入制，人们说说也就罢了。最重要的是连保连坐，使人惶恐不安。保内一家犯罪，其余九家必须立即共同举发，若不举发而使罪犯逃匿，则十家同罪连坐，一并惩治。如果一保有人违法犯罪，其余四保也得迅速举发，否则就是五保连坐！也就是说，五十家内任何一人犯罪，都有可能导致四十九家连坐惩治。人们必须时刻睁大眼睛，注意邻里是否违法犯罪，并且得经常相互提醒各种法令规定，以避免陷入连坐灾难。如此提心吊胆，老秦人如何忍受？
秦国的民风是最令人头疼的。莫说山东六国大摇其头，就是老秦人，也对自己骂骂咧咧大不以为然。可真要动真格改了，老秦人更是骂骂咧咧火冒三丈。
秦国地处西陲，农牧相杂，尤其是泾水渭水上游的陇西河谷草原地带，更是牧业为主。就是腹心地带的关中平原，也有大量从游牧部族转化不久的农耕人口。自古以来，西部的民间风习便狂野好斗，动辄为一件小事，便在田间地头打得头破血流，进而引起家族斗殴、村落打斗，甚或部族仇杀。蔓延日久，村落、部族、家族间极少没有血仇者。这些相互仇恨的部族子弟在军旅中，甚或在战场上，也经常寻衅私斗，宁可为了义气和仇恨帮助私斗的敌人，也不愿在战场上救援勇敢杀敌的兄弟。还有与西部戎狄部族杂居的老秦人，就更是剽悍狂野，只认热血义气，从来不知“规矩律法”为何物？茫茫草原，幽幽河谷，经常为争夺水草耕地打成了世代血仇。偶然有仇家子弟在草原落单，便立即会被仇家毫不留情的杀掉。这里的老秦人和戎狄部族都信奉“以血换血，以命换命”的复仇方式，除非强力与战争，几乎任何法令都难以伸展到草原河谷的好勇斗狠之中。秦穆公时代，为了防止戎狄作乱，便将臣服于秦国的许多戎狄部族半强制的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关中，与农耕的老秦人村落杂居。
大势是稳定了，但久远的民风却是无法改变的。戎狄聚居的村落，就象他们在草原争夺水草一样，与老秦人的村落争夺着水渠，争夺着地界。年复一年，非但老秦人与戎狄部族多有仇杀，就是戎狄部族之间，老秦人之间，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私斗血仇。一有机会，仇人间便会大打出手，死伤无算。
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没有一个邦国的民风象秦国这样浓烈的私斗风习。就是同样被中原轻蔑嘲笑的“南蛮”三国——楚、吴、越，也没有秦国的民间私斗这般普遍，这般毒烈。秦人自诩“人皆勇士”，可东方列国却嘲笑秦人“怯于公战，勇于私斗，诚为恶习！”
秦国官府对这种民风历来是“民不告，官不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则是无法可治无可奈何，一则是大战不断要依赖民众从军血战，无力去细致的究诘于这些私仇纠纷。秦国只有一个铁的法则：但有兵戎战事，须得人人争先，一致对外，否则杀无赦！也就是说，只要民人不抗赋税、不拒从戎，官府一般不去理会民间仇杀。
遍访秦国乡野，卫鞅对这种私斗风尚感触极深。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强民弱国”。民风强悍而国家衰弱，根源正在于私斗。要肃清这种恶风，将秦人引导到为国家荣誉而死战的正道上来，就要彻底禁止私斗，培植一种勇于公战的庶民精神。卫鞅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弱民》，向秦孝公提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总方略。所谓弱民，就是使民众在国家法律面前处于弱小地位，从而不敢触犯法律。所谓强民，就是那种蔑视法律敢于犯法的刁民。要使民弱，就要使民众厚道朴实。厚道朴实则民众守法，刁钻狂野则敢于乱法。这就是“朴则弱，淫则强”的道理。这种深彻的甚至是冰冷的论证，征服了秦孝公，使这个年轻清醒的国君看到了凝聚秦人的希望，决意支持卫鞅从根本上改变秦人的精神风尚。
为此，卫鞅做了精心谋划，决定变法从治乱立威开始。
他在开府之日颁布的第一批五道法令，全部是围绕“弱民”治乱展开的。《私斗治罪法》，首先严厉禁止一切私人斗殴。也就是说，一切私人仇杀斗殴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一切纠纷都应通过官府依据法令裁决，而不能私相仇杀解决。《什伍连坐法》则确保一切私斗犯罪者不被隐藏、不能逃匿，而得以严厉惩处。《客栈盘查法》则在于防止仇杀犯罪者和东方密探的藏匿。也就是说，任何罪犯在秦国都将难以藏身。因为这两部法令规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藏奸者与降敌同罚”。也就是说，举发一个犯罪者和在战场上斩杀一个敌人，功劳一样，赏爵位一极；藏匿一个犯罪者和投降敌国一样，都是死罪。很显然，国家新法明确的将私斗犯罪当作大敌，要彻底肃清。《农耕奖励法》和《军功授爵法》则是培植正气，激励民众去争取国家荣誉，辛勤耕耘，奋勇杀敌，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这五道法令颁布的时机，恰恰在五月大忙之前，既不影响农事，又将对年年夏忙必然发生的村落部族间普遍的为争水争地而引起的大量私斗仇杀，给以迎头震慑！卫鞅的法治主张是，顶风立威，新法才能站稳脚跟，法令的尊严就是要在治乱中确立。
但是，这五道法令几乎全部改变了秦人的生活方式。它等于要人们对既往的恩怨仇恨一概泯灭，走上一条以法律为行动准绳的道路。无论是城堡国人，还是乡野农夫，都感到被一条巨大的绳索捆住，浑身不自在。对邻里村人的仇恨不能任意报复了，快意恩仇的日子将不复存在，杀了人不能逃匿，没有官府的验身画像简，就连客栈也不能住；恩人犯罪要举发，仇人立功要庆贺；一切纠纷都要告官，弱肉强食要变成公平相处，争水争地要听凭官府裁决……这一切，对随心所欲的老秦人来说，简直别扭得要死。
按照新法，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如何不感到别扭？岂能不大发怨声？
山野农夫们如此，栎阳城里的国人也是如此。所谓国人，说的是居住在都城及都城领地的工匠、商贾、市人和农夫。在这几种人中，称为“百工”的工匠地位较高，商人则地位较低，自由农人地位居中。但在战国时代，商人远不象后来那样被称为“贱商”而大加抑制，只不过没有工匠那样受人尊崇罢了。因为工匠绝大部分是官府经营的作坊的技师，是典型的“国人”，而商人则绝大部分是私人业主，官府对待他们自然有高下之分。
都城国人对法令的怨言，主要在“惩疲”法条。所谓惩疲，就是惩治懒惰懈怠和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分子。《周礼》称这种人为“疲民”，所以惩治这种人的法令便称为“惩疲”。卫鞅颁布的奖励军功、奖励农耕的法令中同时规定，对这种“疲民”给予严厉惩罚：无论农工商人，凡是因为懒惰、懈怠而贫困者，一律罚为官府奴隶，男人做苦力，女人做仆婢；凡是有业不操而游手好闲者，一律罚为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