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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并且还扩充了许多领土。孙权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同他善于用人分不开的。本书第四章曾叙及孙权初立，为了稳定局势，很注意招延人才。这里继续并更具体地分析一下孙权用人的概况和特点。综观孙权的用人，约有以下优点：
（1）比较善于识别、培养和重用优秀人才。在战争年代里，能够却敌拓土的自然是富有韬略的将帅。孙吴表现突出的将帅，较之魏、蜀二国，实无逊色。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被人誊为：“孙吴四英将”。其中以周瑜最享盛名。他在孙策时已受到赏识和重用。周瑜同孙策一样，富有进取精神。孙策死后，孙权年轻继业，权母吴氏令权以兄事瑜。瑜“入作心膂，出为爪牙”。瑜之为人，并非如《三国演义》描写的那样气量狭隘。《三国志》卷54《周瑜传》言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瑜传》注引《江表传》言：
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可见周瑜是有修养、能够虚心与同僚相处的。
鲁肃和周瑜早就“相亲结，定侨札之分”。周瑜曾两次向孙权推荐鲁肃。第一次“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第二次是瑜临死给权上疏言：“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但孙权之所以重用肃，不单是靠瑜介绍，主要还在他本人对肃有深切的赏识，如《三国志》卷54《鲁肃传》：
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因密议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隙……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以上鲁肃向孙权提出“进取荆州，全据长江，以图天下”的战略部署，与诸葛亮《隆中对》甚相类似，只是不那样详尽罢了。那时身为大臣兼名士的张昭对鲁肃这种雄图，很看不惯，向权言：“肃年少粗疏，未可用”。权不以昭言为然，反而对肃更加重用。陈寿在《三国志》卷54《鲁肃传》评曰：
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域，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
周瑜、鲁肃固然很有胆识，但孙权能够重用他们，说明权是很能用人的。
吕蒙出身“贫贱”。十五六岁时，为摆脱贫贱，暗地在其姐夫邓当军中攻战。后为小将，以“兵人练习”、“所向有功”，受到孙权的赏识与拔擢。蒙在多次抗击曹操与同蜀汉争夺荆州的战争中，表现了过人的韬略。陈寿在《三国志》卷54《吕蒙传》评曰：
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禽关羽，最其妙者。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
吕蒙所以能有此丰功妙计，是与孙权的精心培植分不开的。蒙原来没有文化，“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牋疏”。《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吕蒙经过勤奋向学之后，一次同鲁肃言议，使肃常欲受窘。“非复吴下阿蒙”与“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成语，即鲁肃与吕蒙谈话时讲出的。孙权常叹赞说：“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也”。
东吴主要将帅，除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外，还有在交州立功的吕岱。吕岱早时只是一个代行吴县县丞的小官，因“处法应问，甚称权意”。受到拔擢，两次镇守交州，卓有功效。《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言：“当方面者，当如吕岱；委人以方面者，当如孙权”。孙权是善于因材授职的。
（2）在一定程度和情况下，用人能“效之于事”，不拘卑贱、不计旧怨、不求全责备。孙晧统治时，陆凯上疏称道孙权用人，“不拘卑贱”，唯“效之于事”。从孙权不少用人情况看，也确实如此。所谓“拔吕蒙于戎行，识潘濬于系虏”。其他吴臣如潘璋、丁奉、谷利、丁览、阚泽、步骘等都出身微贱，或忠于孙氏，或干略卓著，或学问优异，受到孙权赏识和提拔。再如出身“寒门”的周泰，被权拜为平虏将军，督领诸将镇守江边要地——濡须。朱然、徐盛等对周泰不服，因此孙权“特为案行至濡须坞，因会诸将，大为酣乐。权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泰辄记昔战斗处以对。毕，使复服，欢宴极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盖。于是盛等乃伏”。将军陈武在合肥交战时，因奋命扜权而丧生，其庶子表与诸葛恪、顾谭、张休等一同奉事权太子登。陈寿在《三国志》卷55《陈表等传》评曰：“陈表将家支庶，而与胄子名人，比翼齐衡，拔萃出类，不亦美乎！”按照当时社会风气，武人和庶子都是被士人所瞧不起的。可是，做为“将家支庶”的陈表却与“胄子名人”同样受到重视。据《三国志》卷51《宗室孙奂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及至夏口，于坞中大会百官议之。诏曰：“诸将吏勿拘位任，其有计者，为国言之。”诸将或陈宜立栅栅夏口，或言宜重设铁锁者，权皆以为非计。时张梁为小将，未有知名，乃越席而进曰：“臣闻‘香饵引泉鱼，重币购勇士’，今宜明树赏罚之信。遣将入沔，与敌争利，形势既成，彼不敢于也。使武昌有精兵万人，付智略者任将，常使严整。一旦有警，应声相赴。作甘水城，轻舰数千，诸所宜用，皆使备具。如此，开门延敌，敌自不来矣。”权以梁计为最得，即超增梁位。后稍以功进至沔中督。
由上可知孙权颇能集思广益，择善而从，而不问其资历深浅，故能发现人才，破格提拔，甚至付以重任。
孙权用人有时能不计怨仇。如甘宁原属黄祖，曾射死吴将淩操，后降权，权对之颇加优待，令淩操之子淩统不得因父仇加害于宁。因此宁得展力建功。原扬州刺史刘繇与孙策旧“为仇敌”，但刘繇之子刘基很受权“爱敬”。一日，权于船中与群臣宴饮，忽降大雨，权命以盖覆基，其他人都不能得到这种优待。基官至光禄勋，分平尚书事。最能体现权能重用原敌国人才的，是他对潘濬的使用。潘濬原属刘备，但备未能尽其用。《三国志》卷61《潘濬传》注引《江表传》：
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濬独称疾不见。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濬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咽不能自胜。权慰劳与语，……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濬下地拜谢，即以为治中，荆州诸军事一以谘之。
当时降权的荆州将吏，尚有郝普、麋芳、士仁等，而权独重用潘濬。由于潘濬德才兼优，所以权对他虚心接待。后来潘濬与陆逊“俱驻武昌，共掌留事”。成为权腹心重臣之一。浚为蜀汉大将军蒋琬的姨弟，有人向权言：“浚密遣使与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权立即驳斥说：“承明不为此也”。于是将此人罢了官。权曾令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浚所率军队人数达到如此之多，说明孙权是敢于放手使用降将的。单从对浚的使用来看，权尚胜过刘备，备当年如令浚代替关羽守荆州，也许不致失败得那样惨。
孙权对部属能用其所长，而不求全责备。例如典掌军国密事的胡综，“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搏击左右。权爱其才，弗之责也”。又如大将吕范，“居处服饰，于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权悦其忠，不怪其侈”。其他如善于战斗的将军淩统、潘璋、甘宁、朱桓等，或骄横不法，或粗暴杀人，权均原其过失，以展其用。故陈寿在《三国志》卷55《程黄韩蒋等传》末评曰：“以潘璋之不修，权能忘过记功，其保据东南，宜哉！”
（3）比较能听取反面意见，能用众力群智。《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权语曰：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
因为以上的话颇有至理，所以有人怀疑非权所能道出。从孙权的诗人用士方面看，他还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的。《三国志》卷48《三嗣主传》末注引陆机《辨亡论》称孙权：
求贤如不及……推诚信士，……披怀虚己，以纳谋臣之算。故鲁肃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险而效命。高张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贤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欢。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政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三爵之誓，屏气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淩统之孤……是以忠臣竞进其谋，志士咸得肆力。
赵翼《廾二史札记》卷7《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亦言：
刘备之伐吴也，或谓诸葛瑾已遣人往蜀，权曰：
“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吴蜀通和，陆逊镇西陵，权刻印置逊所，每与刘禅、诸葛亮书，常过示逊，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权又不自护其非，权欲遣张弥、许晏浮海至辽东，封公孙渊。张昭力谏不听，弥、晏果为渊所杀。权惭谢昭，昭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犹辞疾。权烧其门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乃灭火，驻门良久，载昭还宫，深自刻责。倘如袁绍，不用沮授（当作田丰）之言，以致于败，则恐为所笑，而杀之矣。
除了以上赵翼所说的以外，他如孙权准备袭取南郡时，欲令其堂弟征虏将军孙皎与吕蒙为左右大督。吕蒙说：“若至尊以征虏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孙权听了，也感到自己作的不对，向蒙道歉说：“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因此，定荆州、禽关羽的事得以顺利进行。说明孙权和吕蒙君臣之间能够坦率交换意见，孙权能改正自己原来不妥当的意图，是他们能够战胜敌人的原因之一。
从以上的叙述来看，在封建帝王中，孙权是善于用人者之一。但孙权的一些优点，也和曹操一样，主要表现在其统治的前期。到了后期，孙权用人的黑暗面逐步上升，甚至出现重大错误。其中原因，除了封建统治者所共有的通性以外，还需要从孙吴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的阶级状况及其利害关系等方面加以剖析：
当孙氏兄弟在江东建立政权时，中原战乱不堪，因之江北士人不断渡江南下。孙氏兄弟对于笼络南下士人颇为注意，原来已经有一定名声的张昭、张纮较早投靠了孙策，受到重用。“纮与张昭并与参谋，常令一人居守，一人从征战”。但大多数士人逃到江南后，情况还是相当艰苦的。如步骘、卫旌、诸葛瑾等即是。但他们能够投归孙权幕府，还算比较幸运的。其他南下士大夫“有倒悬之患”、“糟糠不足”，需要当地官府富人收留救济者所在多有。为了重新占有土地财产，并寻求政治上的出路，他们也千方百计投靠和效忠于孙氏统治者。而孙氏统治者为了壮大自己，也必须招徕人才，以抗拒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自然乐于吸收江北的才智与有名望之士。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南下地主便成为孙氏政权的骨干力量。
两汉以来，江南籍士人仕进显名者，虽逐渐增多，但直至东汉晚期，江南士人犹为中原士大夫所轻视。如会稽郡人虞翻将其所著《易注》寄给孔融，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诸葛亮称赞吴使臣殷礼时亦言：“不意东吴菰芦中乃有奇伟如此人”。说明中原士大夫对江东士人的估价，仍旧偏低。孙氏政权的建立，无疑给江东士人带来了仕进的良机。因之，江南地主之乐于拥护孙氏，自不待言。随着孙权统治的久长，江南籍士人在孙氏政权中的地位与权势也日益增长。如顾雍、朱治、朱然、朱据、陆逊、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