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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可以推荐三公以下的官吏。丞相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向皇帝奏请，辄诛犯罪官吏；丞相总领郡国计簿，负责对郡守、县令进行考绩。景帝、武帝不断削弱丞相权力。原先太尉官阶低于丞相，武帝废太尉，封外戚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是为最高武职。武帝临终，令外戚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佐昭帝。尚书原为少府属官，其长官尚书令的秩位亦不过相当于县令，职责是给皇帝管理文书。臣民上书，先由尚书拆阅，以决定是否上呈给皇帝。这样遇有重要事件，不领尚书事的丞相事先就不知道。说明外朝丞相的实权已为内朝领尚书事的大将军所取代。刘秀重建东汉政权后，鉴于权臣王莽篡夺政权的教训，继续削减相权，三公的权力更形下降，三公不领尚书事，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曹操迎献帝都许后，以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一些军政农经大事，曹操多与荀彧商议处理。荀彧推荐了许多人担任要职。曹操所以能独揽大权，并非由于他为司空和丞相，而是由于他手握强兵，这是权臣揽权的特殊情况，那时担任御史大夫的郗虑，亦不过处处秉承操的意旨办事而已。
曹魏三公并无多少实权，《三国志》卷24《高柔传》言：
魏初，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柔上疏曰：“……今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
以上是黄初四年（223年）廷尉高柔给曹丕上疏所说的话。自属可信。三公虽无决策大权，毕竟官高禄厚，又有学行资望，且可辟用掾属，故仍为臣民所慕仰，也受到皇帝一定程度的尊礼。如曹丕有一次望见钟繇、华歆、王朗，而对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那时，钟繇有膝疾，华歆亦高年疾病，朝廷即令二人乘舆上殿就坐。“是后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时人对物色三公人选亦持严肃态度。如散骑侍郎孟康推荐崔林任司空时说：“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诚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义之士，足为海内师表者”。徐邈因朝廷任命自己为司空，乃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贾诩足智多谋，又有拥护曹丕为太子之功，可是当贾诩被丕任命为太尉后，仍旧受到孙权的讥笑。说明当三公者仅有智能而无德望，仍受人讥议。《三国志》卷49《士燮传》载，当交州刺史丁宫被征还朝时，对其属吏士壹说：“刺史若待罪三事，当相辟也”。后来丁宫当了司徒，果然辟士壹为掾属，说明三公有自辟用僚属之权。又如《三国志》卷11《袁涣传》载，陈郡袁涣为郡功曹，“后辟公府，举高第，迁侍御史。”按魏晋礼制，诸卿见三公，都要跪拜，桓范被任命为冀州刺史，他不愿受镇北将军吕昭的节制，谓其妻曰：“我宁作诸卿，向三公长跪耳，不能为吕子展屈也”。正因为三公位尊望重，所以当曹爽辅政时，吏部尚书何晏掌管用人大权，威势显赫，但他仍找管辂占卜，问己能否当上三公。由此可知在三国初期，三公虽无实权，但仍为时人尊重。不仅舆论界对之有较高的要求，就是被任命为三公者也往往严格要求自己，不敢玷辱这样崇高而需符众望的职任。
曹丕代汉为帝后，先以夏侯惇为大将军，继以曹仁为大将军、大司马。黄初七年（226年）曹丕死，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曹叡。曹叡即位，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以上，太傅、大司马、大将军秩位均在三公上，唯骠骑大将军稍低于司空。曹叡临死，余人皆去世，只剩下了官为太尉的司马懿。曹叡用刘放、孙资议，特地提拔了曹真之子武卫将军曹爽为大将军，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少主曹芳。爽、懿共督中外诸军、并领尚书事。至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兵变，一举诛灭曹爽兄弟及其亲党。自是之后，魏政全归司马氏，于是往日皇帝成为傀儡的局面再次出现，三公亦惟司马氏之马首是瞻，谈不上有什么权柄了。
底下，谈谈曹丕、曹叡统治时诸卿官职情况。
太常秦时叫奉常，汉景帝改称太常，王莽称秩宗（秩，职也；宗，祖庙也。秩宗主要掌管有关宗庙祭祀等事宜）。东汉又恢复太常之名（常，是庙中引神的旗帜）。太常掌祖庙祭祀事。太常的主要职掌既是祭祀，故经常素食。《汉官仪》载谚语曰：“居世不谐为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既作事，复低迷”。
建安十八年（213年）魏国始建社稷宗庙。二十一年始置奉常、宗正官。黄初二年（221年），由于孙权遣使奉章表示归服，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太和三年（229年），洛阳宗庙建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大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青龙二年（234年）汉逊位皇帝山阳公薨，使使持节行司徒和洽吊祭。正始二年（241年）少帝曹芳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
由上可知，太常的职务主要是祭祠祖宗、天地、圣贤及前往封拜重要属国之王等。太常的属官有太史、太祝、太宰、太药、太医、太卜六令丞及博士祭酒等。
光录勋秦称郎中令，汉武帝改称光录勋。王莽称司中。东汉又称光录勋。曹操为魏公后，设郎中令。黄初元年又称光录勋。
光录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勋与阍同音同义，阍者掌守宫殿门。光录勋除守卫宫门外，还不时侍卫皇帝，有时给皇帝传送诏旨，备顾问及进谏。曹魏时担任郎中令或光录勋者有袁涣、王修、和洽、崔林、高堂隆、缪袭、卢毓、王肃等。从以上诸人传看，并未留下什么事迹，这是因为宿卫宫殿门户事情比较单调，且宫闱事密，鲜为史家所知。同时徼循宫内者尚有卫尉，宫外则有司隶校尉担任监举犯法者，故光录勋的职务并非很重要。如卢毓原为吏部尚书，曹爽为了把用人大权收归自己，乃以其亲信何晏代毓，而出毓为廷尉，旋又转毓为光录勋。说明光录勋的权限不仅逊于吏部尚书，且也逊于廷尉。只是光录勋毕竟接近皇帝，故向皇帝进谏的机会亦较多。如高堂隆为光录勋时，向魏明帝上的谏疏即以深刻著称。
光录勋所以又称郎中令，即因属下多郎，为郎者多由父祖荫庇，靠自己德行才力而进者是少数。郎是官吏的候补者，因郎常在皇帝左右，所以容易升迁，两汉时由郎出身的官吏甚多。
光录勋的属官有谒者，掌宾赞受事，其长官称谒者仆射，亦名大谒者。
光录勋的属官还有三都尉：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副车马匹（魏晋之后，尚公主者必拜此官）；骑都尉，领羽林骑。
一些旧史书谓光录勋属下有大夫、中郎将等官，但从三国史笈观之，光录勋并无如此大的权力。如《三国志》卷14《蒋济传》言曹丕代汉后，蒋济“出为东中郎将……入为散骑常侍”，及统领诸军镇守合肥的大司马曹仁死后，蒋济复“为东中郎将，代领其兵”。手握重兵的蒋济，决非光录勋所能领导。至于前时五官中郎将的担当者乃是曹丕，这种五官中郎将乃系“为丞相副”，高出所有文武百官。《晋书》卷30《刑法志》言：
其后，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
以上的常侍、侍郎、议郎等都是名臣硕儒，亦非光录勋所能领导。我们阅读古书，宜结合当时具体情况进行探讨，不可墨守书本上文字规条。
卫尉秦代即有是官，汉景帝一度改称中大夫令，不久即恢复原名。卫尉掌宫门卫士，徼循于宫中。卫尉寺在宫中，其属官较著名的是公车司马令，简称公车令，掌警卫司马门。经过司马门的人都要下车步行。公车是官署名，凡臣民上书和被征召者，都由公车接待。《史记》卷126《滑稽·东方朔传》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三国志》卷19《陈思王传》言：曹“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可见不得曹操特允，都不能私自开司马门及行驰道中。
太仆秦汉皆有是官，王莽一度改名为太御，职务是给皇帝供应车马。有时太仆亲自为皇帝驾车。养马是太仆职务之一，《汉书》卷5《景帝纪》言中元六年（前144年），匈奴“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养马处）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疋”。曹魏养马情况、史书失载，然据《后汉书》卷84《列女·董祀妻》载蔡文姬对曹操说：“明公厩马万匹”，则曹魏养马当必不少。太仆既常接近君主，又执掌马政，故职位亦非无关紧要。
廷尉秦时即有是官，汉景帝改称大理，自后或称廷尉，或称大理。魏初称大理，曹丕改称廷尉。廷尉掌刑法狱讼，“廷”字系直、平之义，治狱贵直而且平，故以为号。古代凡掌贼盗及掌司察之官皆称尉。言以武力为后盾也。廷尉是各地上诉的最高司法机构。《三国志》卷24《高柔传》载：
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归，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
经过廷尉高柔设法断案，确定为同营士焦子文借钱害命。由是朝廷颁发“诏书，复盈母子为平民”。同上传又载：
（文）帝以宿嫌，欲枉法诛治书执法鲍勋，而柔固执不从诏命。帝怒甚，遂召柔诣台（《资治通鉴》胡注谓：台指尚书台）。遣使者承旨至廷尉，考竟勋，勋死，乃遣柔还寺。
以上材料说明专制皇帝可以枉法杀人（但此举失人心，后来司马氏专魏政，群臣反对司马氏者甚少，未必与此类事无关）。廷尉高柔能依法不从诏命，总算有一点护法行为。汉魏时，大臣有罪或皇帝有诏命，则“召致廷尉”，即被送到廷尉寺作最后处理，故大臣闻之多自杀。
廷尉的属官有大理正、大理平、大理监，是为廷尉三官，廷尉对案件的判决，三官还可以提出驳议。如《三国志》卷12《鲍勋传》言：
（文）帝从寿春还，屯陈留郡界，太守孙邕见，出过勋。时营垒未成，但立标埒，邕邪行不从正道。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勋以堑垒未成，解止不举。大军还洛阳，曜有罪，勋奏绌遣，而曜密表勋私解邕事。诏曰：“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三官驳：“依律罚金二斤”。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请勋罪。帝不许，遂诛勋。勋内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无余财。……莫不为勋叹恨。
由上可知，法律并不能约束皇帝的淫威，然而，三官总算可以提出自己的异议，毕竟比世人皆钳口不言好一点。又如《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言：
司马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赃物先得而后讯其辞，若不胜掠，或至诬服。诬服之情，不可以折狱。且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从之义，不亦可乎！”太祖从其议。
司马芝的话，虽不合乎应把每一案件搞清楚的道理，但在专制法律动不动就酷刑拷打、每每冤杀无辜平民的残虐情况下，还是不无可取的。
大鸿胪秦称典客，汉景帝改称大鸿胪。王莽称典乐，东汉三国均称大鸿胪。大鸿胪掌与诸侯国及少数民族有关事宜。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因阴谋夺取荆州，遣使表示降操。及黄武元年（222年）孙权大败刘备后，又复叛魏。魏三公奏请“免权官，鸿胪削爵土”。说明鸿胪是掌管属国和少数民族事务的。曹丕对兄弟诸王颇苛刻，“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对曾与他争夺太子宝座的曹植更“事事复减半”。还不时向藩国调发士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