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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也晓得“狱吏之尊”了。我想，国民党如果能回来，特务机关又不追我自首这件事，我首先要对看守所这些人予以报复，如果他们跑到解放区，我要布置一个潜伏组去行动他们！这样对我侮辱实在无法忍受。我从下午7点站起，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7点。开饭的时候我的两脚已经肿了。吃完早饭，坐在地板上，两腿麻木，如同失去知觉。自己偷偷地掉了几滴眼泪。自我安慰道：打掉牙吞到肚子里，忍吧。
在监号里最大的困难是大便。每天放便在早饭后，晚饭后。另外的时间有大便，要报告看守的战士。看守战士要追问：“为什么在大便时间不大便？现在要大便，挑什么皮！捣什么乱！”先予以批评，再向看守所报告，看守所还不一定有人。有人才能拿钥匙来开门，这就要20分钟。有的时候憋得难受，两手捂着肚子不能站起来。有一次我在开饭时要求大便，报告了半天没有人来。我不敢吃饭，怕吃饭之后拉在屋子里。作了犯人一切都完了，大小便也不自由了。
心里不痛快，不想活。如果能有一场病，病死了，那有多好。我看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要开斗争大会，那时最好是被枪毙，脑袋上鎚一个眼，死不知道怎么死的。
刘新斋两手戴着手铐，还铐在后面。吃饭有困难，大便不能擦屁股。他头也肿，脚也肿。俗语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说男的怕腿肿，女的怕头肿，现在他头腿一齐肿，我看完了。我呢？什么病也没有，想死不能。可不可能在放便的时候假装逃跑？那样看守的战士一定开枪。这个法子也不好，假如一枪没打死，把我腿打断了，成了残废，死又不能活又受罪，岂不画虎未成反像犬。怎么样的死呢？每天晚上手淫，无数次的手淫，可以吐血死去。这种法子很慢，传出去太不好听。死，我不犹豫，不要在死时闹出一些下流的勾当，给人们留一些谈话的材料，那就不是好样的。死也要死得漂亮。不过想不出漂亮的死法。咳，成了犯人还是人吗？
上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不知哪个犯人抓住了一个苍蝇，在苍蝇屁股上塞了一个半寸长的小纸条。这个苍蝇到处乱飞，飞到我们这个监号，我们谁也不敢理。一个看守战士发现了，他把苍蝇抓住，一看苍蝇屁股上有纸条！虽然纸条上没有什么字，还是追问是谁搞的？我们五个人都说不知道。那个战士姓富，他的意思是我的嫌疑最大，他问我，我当然不承认。他一口咬定是我搞的，我又有什么法子呢？同号犯人证明，他也不相信。我心想，我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犯人呀，要整我随你们的便吧。
每天发下来的报纸，一个号一个号的往下传看，但我不敢看。有一天传看报纸，看守战士发现报纸上有个小眼。他追问这是谁搞的？没有人承认，有人说这是原来的。但是不行，就这个问题看守所也来了人，追问在报纸上弄个眼儿是什么暗号？始终无人回答。从此报纸传到我这屋，我不敢看。我怕报纸破了一个口，或者碰坏了一小块，追问起来，三个“为什么”，我是答复不上来的。我宁可不看报，少找这些麻烦。
政府人员知道我们这些特务罪大恶极，诡计多端，认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特务行为，对政府不会老实，在监号必然捣乱。可是怎样捣乱呢？特务的手段是什么？他们知道得太少了。有的干部还不知道军统局这个名词。他们只知道提高革命的警惕性，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我们在监号不敢动一动。其实犯人的真实思想动态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发号施令，不听我的，我就给你吊起来，罚站、戴上手铐。这样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从前，我押过无数的人，拿笔写一个条子就押，从不考虑住监狱的情况，现在我尝到了这个滋味儿。押人者人恒押之，自己命该如此。
我们确实杀了不少共产党人，但是我们对一些共产党人也有优待。1943年1月我在军统重庆特务训练班受训，我们这个训练班是视察人员训练班。担负视察特务工作与反贪污。也就是特务的特务。这个班共29个人，在戴笠公馆的隔壁，后山就是叶挺住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躲警报，到了后山，看到了叶挺。一个同学对我说：“叶挺吃的比咱们好，重庆最近买不到猪肉，可是他还是每餐有猪肉吃。他什么也不缺，只缺一个太太。”那时对叶挺没有罚站哪，可是现在对我们为什么这样呢？我承认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宽大政策”，杀人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共产党人说“不打不骂”，但戴手铐子，吊起来，这是言行一致吗？
一次，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干部找我谈话，他说：“我们有的干部很年轻，甚至有的比你们的子女还小，你们难免会产生对他们的轻视。他们问话，你们不愿多说；写材料有一些句子不写上去，认为他们看不懂。这都不对。我们是有组织的，他们可能看不懂，可是我们有人能看懂。所以你们写材料要详细写；他们问你们话，你们要做到知无不言。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对我谈。”经过那次谈话，对照这些日子对我的处罚，我感到上下不一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6月底的一个上午，郭股长提我到前楼审讯室，他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并说：“这些日子你的思想很消极，什么材料也不写了，也不请求谈话了，你就这样争取吗？你不请求政府谈话，我找你来谈话，你最近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在监号内不守制度犯了错误，受到处罚是应该的，论我的罪枪毙也是应该的，我毫无怨言。”我认可枪毙，也不能接受侮辱性的处罚。脚镣，刑具在某些犯人身上起作用，但是对我不起作用。这一点有些政府人员是不理解的。
郭股长接着说：“今天叫你写一份材料，写军统局的沿革。这个材料你过去写了一个轮廓，这次要全面写一下，有关年月要写清楚。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先回去想一想，明天再写。我回到监房想了一天。对于争取的问题，我反复地考虑了一番，“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这个方向不应改变。现在正在争取的路上走着呢，还没有盖棺论定，因此自己不能半途而废，要大步赶上前去。经过思想斗争，我决定把这部分材料写好。
第二天，我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写材料。每天写十三四页。从军统局的前身“军委会特务处”②，戴笠个人给蒋介石做情报开始写，一直写到1948年为止。分人事、组织、活动、经费等。主要的东西没有遗漏，但是我给政府写了一个建议：“这样大的材料，仅就我个人所知太不完整。军统局的特务谁也写不完全，因为地区太广，组织太多，好几万特务。我在东北，对于西南地区的特务就不了解。因此，为了把这部材料写完整，写系统，我建议，把在押的特务，如：印匡时、刘文白、李秉一、翟丕翕等十个人提出来，集体提供材料，一块写。这样就能写出一部比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材料。”
过了几天郭股长找我谈话，他说：“看了你写的材料，比较具体。印匡时在长春督察处当上校主任秘书，在军统局作过科员，军统局的事他能不知道吗？可是他写‘军统局的沿革’只写了五页。先说蒋介石为什么成立军统局？这就占了一页，后边就说军统局这个番号是怎么来的？其他什么也不写。这不仅是知道的多少的问题，而是肯不肯靠拢人民的问题。你写的那个建议我们看了，必要的时候可以那样做，如果那样做，由你执笔担任主编。”
回到监房心里感到很宽慰，以后还要好好干。可是心里仍有余悸，说不定哪天又把脚镣子给我戴上了？不管怎么样也得争取。戴镣子在他们，争取在我。
7月7日看了毛主席的新著《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很重要，深入浅出，容易看懂，对我们这些反革命犯很有关系。文章引用的“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我把文章全文背诵下来，作为学习引用，对人也好卖弄。
这些天看不见张看守长了，内心感到很舒服。可能是调走了，由朴看守长负责。朴看守长是朝鲜族人，见人就笑，大家不害怕，有事也敢请求。听说张看守长是共产党员，参加革命年头很多，因为没有文化，只看守长这个工作就干了十几年。他40多岁，在工作上归22岁的郭股长领导。张看守长吃小灶，每天与分局长一块吃饭。这些话是两个看守战士在窗户前耳语被我听到的。
我在屋里想，有什么办法能立功进而把我放了呢？我想回家看看，家中是否还住那座房子？才侠与依平（大老婆与二老婆）最近怎么样？父亲的身体如何？这辈子还能不能与他们见面？生离死别，人生如梦，自己摇了摇头。咳，如果1947年不来长春，在北京工作，我就可以跑到台湾，就没有这些事了。军统的人谁能像我这样来个“与众不同”的自首呢？别人跑了，我不跑，结果搞得人不人鬼不鬼。在共产党这方面，我成了最危险的犯人；在军统局方面，我是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徒。俗话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我就是这样处境。有一次一个干部对我谈话说：“你的历史可以清楚，却不可能清白。”
我心想：过去的污点没法子去掉，因为我是特务，共产党是不会信任的。这不奇怪，共产党的叛徒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是如此，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叛徒一贯采取“可以重赏，不可以重用”的原则，比如袁晓轩在共产党的地位还是不低的，可是到军统局却不给他独当一面的职务。再如张国焘，在军统局成了一个小丑。
在8月初的一个下午，郭股长来到监房走了一圈，不一会儿看守所便从各号提出去十多个人。内中有我。我们到了后院，我一看这十多个人都是军统特务。只有李树中是中统的，他是长春市的参议会议长。军统有杨绍林、李秉一、张锡德、董顺球、李海涛、孙静修等人。我们都坐在条凳上。这是干什么呀？没有什么坏事，因为这些人没有戴镣子。
郭股长笑了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开个会，叫什么会呢？叫个进步会吧，因为你们这些人是比较进步的，比较愿意靠拢人民的。我们很欢迎你们这样做。在长春这个地方人民对你们这些人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同时也是很愤恨的。比如关梦龄，长春市开追悼大会那天，一个苦主在大会上要求政府惩办督察处的刽子手，其中就把关梦龄的名字提出来了！像关梦龄这样的人该死不该死呢？”
“我该死，我死有余辜！”我很激动地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对！你该死。但是政府本着政策办事，关梦龄死不了！他是自首的，在吉林公安机关报到的。从到政府这天开始就积极立功赎罪，检举了潜伏的特务，检举了埋在地下的大小电台；到这之后自己买纸写材料，系统的写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恶。在押的军统局的特务，现在属关梦龄表现好。因此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你们要向关梦龄学习，只要积极表现就有好的结果。用实际行动靠拢人民。”
接着他又讲了许多如何写材料，如何争取的话。听完了郭股长的讲话，知道自己的命保住了，内心感激共产党！十二万分的感激。
开完会回到监号，由于过分的激动至半夜仍没有入睡。郭股长说话算数吗？这是命令，还是公告？也许是随便说一说？大概是代表政府发表的谈话。我看他不会随便说，因为有这么些犯人听着，将来不兑现，与他自己也不好，对政府更不好。
8月底郭股长把我提出去，对我说：“把你和印匡时，翟丕翕提出来写材料。军统的全部材料，由你执笔。”
我说：“我们三个人还是不行，还要提几个人，才能把这部分材料写全。现在这些人还在，如果他们走了，那就不好办了。三个人也是写，十三个人也是写，多提几个能写好。”
“那么，再提什么人呢？”
“刘文白、张锡德、孙静修、李海涛、张兆丰、李秉一、陈青波。”我提了这么多人的名字。
“把陈牧也提出来吧，他也能写。”翟丕翕建议。
郭股长没有说什么，我知道陈牧表现得不怎么好。这一点翟丕翕还不了解，所以他才这样发言，结果郭股长没有理会。
“好吧，你们三个人先在这屋酝酿一下。”
郭股长推门走出去了，屋内只剩我们三个人了。
我问印匡时：“你怎么来的？”
“解放后，我与张锡德到兴安桥的解放团，从解放团解到公安局，也是报到的。没有改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