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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郭科长又布置我到圆楼楼上的四号监房去做工作。
有一天段克文⑥来了，他穿着一个黑布破棉袍，戴一个古铜色的旧毡帽，脚上戴一副镣子。我曾在长春见过他一面，那是1948年夏天，在长春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家中。我与他点了点头，没有谈什么话就走了。虽有一面的会见，我没有忘记他，他可能忘记我了，所以，他见我一点表情也没有，不认识倒好。
段克文当过吉林伊通县县长，军统的外围，一贯是飞言浮躁，到任何地方都好出风头，夸夸其谈，有骆驼不说牛。一个没有修养的荒唐鬼。
他进号之后，问这个问那个。我告诉了自己的姓名，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小特务。他问：“在哪部分？”
我说在督察处，他的下句话一定是：“你们处长张国卿我认识。”果然，他是这样说的。我笑了笑，他又说：“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也认识。”
在他心目中这些高级特务都是他的朋友，他的长官。衬托他在反动派里也很有地位。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也不知道督察处处长与督察长是什么关系。坐下之后，东张西望，他可能考虑为什么把我从十号监房迁到四号监房呢？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潜伏后被捕获的，看他那套衣服，故意装穷，怎么瞒得过公安人员的眼睛？
重新编组，我是四号的组长。给我这组调来几个人，都是现行活动的嫌疑。如苗佩然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职员，在口型科工作。其他如林宝华、杨绍时等也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嫌疑。
开头一次会，我说：“咱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姓名、职业，好称呼，以便学习。”
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了，段克文没有说他是军统，他只说：“我是吉林伊通县县长，在1947年只干了一个月，以后就退到长春，赋闲。”
这么简单？不老实。我没有吱声。
苗佩然说：“我在长影口型科，是翻译外国片子，对口型的。我每天早晨起来练习举砖，有几个人与我一起练。我说咱们成立一个砖头会吧，我当政委。就这样被捕了，其实我们是开玩笑的。”
晚上开会，段克文胡吹瞎扯，什么罪也没有，并且还说：“我认识张学思，有人叫我杀张学思，我没有干。我们是小学同学，我怎么能杀他呢？”
别人对段克文的事知道得不清楚，我说：“政府掌握全部材料，对于你段克文也不例外。你说这一套连我都欺骗不了，你还想欺骗政府！”
我这样说他感到很惊讶，冷笑了一笑。
段克文出去写了两天材料，回来直摇头，似乎有什么难心事。这小子一肚子诡计，两眼一翻，就生个坏道。我不理他。
一天上午，于审讯员找我：“段克文在你那个小组吗？”
“是的，表现不好，问题多。”
“问题不少。他是不是军统？”
“是军统，不是基干。他怎么交待的？”
“他说，1946年在沈阳，由辽宁省主席徐箴介绍任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纠察队队长，以后就到吉林省当参议，又当伊通县县长，一直到长春解放。”
“他这是胡说，欺骗政府，1946年他到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充纠察队队长，是军统东北特务头子文强介绍去的。没有这个关系，监察处处长冯庸是不接受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说徐箴介绍去的，那是想不提文强，躲避特务关系。在抗日时期的活动，他交待得也不清。他在小组会上说，他当游击副司令什么也没有干，这也是令人不能相信的。我看这家伙，不是交待问题，是来钻政府的空子。”我告诉于审讯员，先追他在东北的社会关系，到东北先找的谁？这样一追就使他破绽百出，现原形。
第二天早饭后，提走了段克文，中午回来，他戴上了手铐，脚镣。一上楼，各屋的犯人都看他，他歪着脑袋，颇有不服之慨。
我对郭科长说：“别看段克文不承认军统，但是用话一激他，就能承认。”
郭科长说回头我自己审他。郭科长在晚饭后，把段克文提到看守所。段克文上铐下镣站在屋中央，我在看守所里屋整理材料。
郭科长问：“段克文你的问题坦白得怎么样了？”
“我的问题都坦白了。”
“我告诉你，我们这里捕获的军统特务有的是，好几百。正牌的少将有张复、刘文白，中级特务更多，你算什么？你也不过是文强的腿子，有什么了不起！你还调皮捣蛋，真不知趣。”
“我是军统少将。”段克文偶然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你是军统少将？好，能坦白就好。只要你能坦白，交待问题，我们欢迎。那你明天写份材料，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任少将？有一些什么活动？”
“1945年4月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在重庆引我到戴笠公馆，戴笠一见我，就给我一个少将专员。”
这是胡扯，戴笠从没有这么简单，就派一个少将，只有不熟悉戴笠的人才能受他欺骗。现在他既然说是少将，就叫他交少将的罪吧。
审后郭科长问我：“他是不是少将？”
我说：“不会是少将，他没有出身。派少将，要经过人事处的签核戴笠才能批准，一见面就派个少将，是不可能的。”
我在号内发动大家检举揭发，每个人都检举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或供出隐藏的武器。段克文说他也要缴武器：“我在长春解放的时候，把一支驳克枪藏在了院中的煤堆里，我家在长春××街××号。”
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宋所长，宋所长说：“段克文这是捣乱，无理取闹，不要理他。”
有一天，我不在屋。大家对段克文提意见，说他白天睡觉。他不服，夏士栋给段克文一个大耳光。段克文两手戴着铐子，无法还手。我回来之后听说此事，批评了夏士栋。叫夏士栋写检讨书。夏士栋对段克文说：“我情愿加罪，非打你不可！你胡闹，我就要管你，县长、省长也不行！”
我对夏士栋说：“不行，打人不对，这是看守所！”
同屋的犯人对段克文都十分愤恨，他不守制度。还说：“你们用我作进步的台阶，那错了！我知道你们是假进步，实际你们心里还同情我呢。这一点我还看不出来？”
我对大家说：“叫他自己反省吧，不要对他进行帮助了。”
对于苗佩然的案子，我也多次进行了解。解放以前，他在国民党军队政治部工作过，充少校政治指导员，参加过国民党及三青团，解放后，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又分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他因成立“砖头会”被捕，唯恐他是打进来的内奸。我很注意他的社会关系，他过去的上级现在有的在起义部队，有的在北京学习。他的亲友都在北京，长春没有社会关系。他这个案子归于审讯员审理。于审讯员找我研究了一次，我从苗佩然老婆的来信、他的日记里找不到现行反革命的依据。我说：“他历史虽有问题，但是现行活动没有。”我又建议，“长春的问题大致是这样，不会再有新东西，现在应该到北京了解他的一切情况。如果是现行活动，指挥他的人在北京，传递情报是他老婆的来信与他的去信。如果是这样，还要化验他们的信笺，是用什么方法书写的？是密码？还是什么化学手段？”
于审讯员点头，认为我说得有道理。
我白天几乎不在小组，我到小红楼与杨文昌整理各小组的材料。有一天，杨文昌说：“科长叫我们赶快把这部分材料结束，又要展开新的学习了。”
第二天早饭前，收音机一打开就听到了长春市广播电台的广播，播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一条……处死！第二条也是处死！播到第四条，电门关了。犯人别的没听到，只听到“处死”。
注：
① 长春第一次解放：1946年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解放长春，后根据中央“变阵地战为运动战”的指示精神，决定放弃长春、吉林，撤至松花江以北。1948年10月19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
② 军委会特务处：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军方”黄埔系的骨干分子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下设有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1934年4月，复兴社特务处又与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仍由戴笠任处长。1937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党务调查处为第一处，特务处为第二处。1938年8月，蒋介石把第二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常简称的“军统”，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1940年戴笠任局长。
③ 10月17日长春解放：长春宣告解放之日是1948年10月19日。10月17日国民党六十军起义，撤出防地，即人民解放军部分的解放长春。关梦龄如是记载这个日子，与他后来的遭遇紧密相联，故整理者保留了这个误点。
④ 长春特秘处：全称为“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报秘书处”。1948年在解放军兵临城下，长春市人民掀起反抗斗争，在时局危机的情势下，为加紧对人民的镇压，于四月经吉林省主席、东北剿总副司令、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批准，成立了该组织。“特秘处”囊括了长春市的军、警、宪、特、政的全部力量，由保密局长春站、长春警察局、长春市政府、长春宪兵营、第一兵团司令部军法处和政工处、省党部、中统长春区、国防部史祚炎高参办事处、长春督察处等组成。郑洞国任主任委员。王中兴任主任秘书承办具体事宜。
“特秘处”建立几个月便审批逮捕二百多人，签报上级审核杀害四十余人。
在“特秘处”这个特务的联合体中，督察处起到了核心作用，它是“特秘处”罪恶活动的主要承办者。
⑤ 尚传道：原国民党吉林省民政厅厅长兼长春市市长。1975年3月获特赦。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港澳台暨海外组组员，美国源流出版社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⑥ 段克文：据1975年第七批特赦国民党人员名单记：“段克文 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据尚传道《抚顺改造回忆录》记：段克文“1946年任国民党东北行营第二处秘书，趁二处处长文强公出的机会，窃取文强私章，自写介绍信，冒充少将，跑到永吉骗得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的信任，派充省府参议，伊通县长。”又据尚传道《新生的摇篮》记：“前后特赦或刑满释放的战犯八百多人中，据知只有一个叫段克文的叛变真理，跑到美国去干他原先的特务勾当去了。”
第三章 网开一面
监号来了一个新犯人，是邹瑞亭，军统长春站离职的组长。我在督察处时，与我往来颇为密切。
1948年4月他从长春兑了许多款子去了北京，现在怎么又捕了回来？
邹瑞亭进屋来的时候，脚刚踏进屋内，把行李往地板上一放，两手便一举：请大家多关照！露出了家礼。坐下之后，他说我算完了。大家问他是什么官？他说是军统局少校组长。大家笑了，说：“我们这屋有个督察长叫关梦龄的，都没有事，你这个组长，不在话下。”
他认出我来，站起来拉了我的手说：“见到你真不容易，北京的朋友都说你被镇压了。长春市除了你还有谁？官大的多了，可是实际办事的你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能看到你，我对宽大政策不怀疑了。你胖了。”
我们俩坐下来谈起来了，他说：“1948年我到了北京，带了许多款，有几百两黄金，不成想被长春一个商人杨霭祥骗去，没要回多少。没有办法，我借了几个钱，开了一个煤铺，1950年到了天津，天津公安第十分局找我去谈话，叫我以灰色面目出现，一方面叫我做买卖，一方面叫我给他们做工作，戴罪立功。我只在长春认识一些人，这样，经过了10个多月，我什么也没有干，一点成绩也没有，于是便把我逮捕，由天津解到这里。我认为这回算完了，在小红楼的一个小屋子，我把手指咬破，在白衬衣上给我老婆写了一句话：“瑞玉永别。”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天津，她们还不知我被解到这儿。想不到你在这儿，我高兴极了。”
我问邹瑞亭，在北京都看到了什么人？长春的朋友都有谁到了北京？他说：“长春站站长项迺光在1948年11月从长春化装到北京，站上的总务组组长于浩跟他一块去的。当时我在天津，项迺光派于浩到天津找我，要他的那个白金杯。原来在长春的时候，项迺光交给我一只白金杯，叫我带到北京给他经营一下，这一次他派于浩索要，我没有钱便没给他。后来他们就飞走了。”
“督察处长张国卿与项迺光前后脚到的北京，在北京交道口老刘家住了一个礼拜，也坐飞机逃走了。”
我感到邹瑞亭太势利眼，人家的东西为什么自己变卖了，还不给人家钱？项迺光已经不是长春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