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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春天到冬天，又派我到各号去做工作，其中一次很特殊，没有过多要求我了解情况，只是叫我陪着，看来是担心此人寻短见。这是一个小老头，叫吴夙林，是长春人民法院院长杨超的岳父。吴夙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与杨超结婚，婚后，长春解放，杨超被派到长春充法院院长。杨超把岳父介绍到长春财政局工作，管采买。1951年从长春往北京天津两地运了一火车铁，卖后要吴夙林采买一批货物。吴夙林把铁卖掉，货买的不多，贪污了公款。今年“三反”，就把他给检举了，吴夙林不坦白，经群众大会斗争，最后把他送到这里。吴夙林以为自己是杨超的岳父，给他戴上大脚镣，心里很不好过。我们在一块，我不断地安慰他。
吴夙林说：“我本来在解放区做小买卖。女儿和杨超一定叫我到长春，这回可好，丢人现眼，怎么活呀！共产党这些人，什么感情也不讲呀，没有的事硬叫我承认，说我到天津贪污了多少，他们到我家去搜，什么也没搜着，现在又给我戴上大镣子，我比反革命都厉害了，咳！”
我想，难怪吴夙林想不开。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国民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共产党不行，莫说法院院长的岳父，吉林省政府副主席周持衡照样因贪污腐化予以撤职处分。这种事在国民党就行不通，一个省主席有了贪污，托人一活动就大事化小了。国民党是人事关系第一，人情大于王法。共产党这么办，我内心敬服！说到哪办到哪，不论是谁，法院院长的岳父不但坐牢，还要老老实实地坐。
楼上还有几个“特殊犯人”，住的是单号、铁床，吃的与我们也不一样，吴夙林说：“今天早上我放便去，看见一个干部，好像是商业局局长，可能也是‘三反’①进来的。”
我说：“现在‘三反’进来的多，楼下住一个姜处长，据说是长春房地产管理处处长，对他们优待一些。”
这次“三反”，反下来这么多领导干部，真是想不到。“三反”开始的时候，我认为这也是一阵风过去就算完了。可是一展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越来越深。国民党能这样做吗？不能，如果这样干，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要被反下来。国民党的人为什么不能“三反”呢？国民党的官离开本职，别的工作就没有了，因此，在当权之时一定要贪污搞钱，以备将来作“寓公”，否则单纯的廉洁奉公，到后来没有饭吃，无人过问。那时把这些廉洁奉公的人叫“傻瓜”。共产党的干部不需要贪污，工作与生活都有保障，不会因为生活而发愁，只要给人民做了工作，人民就会给你一定待遇，这都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因此，国民党到什么时候也“三反”不了，贪污也去掉不了。我这么一想，反动派确是不行，私有制度产生一切坏的事情。
有一天，王科长找我谈话，问我“三反”及“五反”的感想，我说：“对‘三反’，我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英明措施，不‘三反’一下，有的干部以胜利者自居，就要腐化堕落，被糖衣炮弹打垮。这个运动国民党办不到，我从心眼里钦佩。不过有点雷声大，雨点小，许多人贪了污，最后检讨了事，办得太轻了。”
王科长讲了一些道理，大意是这与镇反不同，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主要是教育，性质恶劣的，天津地委张子善、刘青山那样的大贪污犯也处死。又问我对“五反”②的认识，我按照思想，如实地谈出来，我认为干部受贿，商人负责任不大。汉口一个奸商给志愿军加工药棉，掺了脏棉花，对这个奸商枪毙也不过分，可是干部受贿，偏说奸商引诱，这就不公平，不能把责任都说是资本家向干部猖狂进攻，行贿与受贿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两者都有罪。无论怎么看这两个运动，对我都有教育作用。
我来到这里的日子够多了。从1948年到1952年，每个战士我都认识了，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甚至于家庭住址。这不用侦察手段，他们说话，从旁一听，今天听一句这个，明天听一句那个，凑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情况。有时他们说话，也不回避我，在伊通时，我教给他们说快板、唱小调，说呵，笑呵，我什么都知道了。哪个战士的脾气好，哪个班长的脾气坏，哪个战士有文化，哪个战士文化低，我都知道；每天他们上下岗，8至10点的班是谁，10到12点的班是谁？我都给他们列了一张表，要求大便时候，一看下一班是那个傅班副，脾气不好，好找我的麻烦，我就在这一班要求大便，因为这一班岗的战士好说话，以免到下一班，大便憋不住，不好办。
对干部也是这样，这么多审讯员，经常找我了解情况，日子多了都很熟悉。我对这些审讯员，也不是一律看待，于审讯员纸烟一吸，解放前后的材料一齐说，不用有顾及；杨审讯员不吸烟，不多说话，他问一句我说一句，用不着多说；张审讯员找我到各监房做工作时，先表扬一番然后再交待任务；如果是肖审讯员找我谈话，我就对他谈些思想，因为他最年轻，很关心我的思想进步，他是共青团员，我愿意从他那吸收一些新东西。他很耐心，一个22岁的孩子，怎么有这样的素养？我看这与他的天性有关系，受共产党的教育也有关系。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对他们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在材料上、罪恶上绝对不夸大，不缩小，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我的材料拿出去，他们都相信。
公安局的干部也知道我这个犯人，有时别的干部来了解材料。见面就问事，不需要交待政策或警告，我知道这是局里的干部。局外的干部，一说话我就知道。一九五一年冬，沈阳公安机关来人审我，肖审讯员在旁边陪着，我一进屋，他叫我坐在很远的椅子上，一副严肃的面孔：“你叫什么？”“关梦龄。”“多大岁数？”“37岁。”我心想，这是例行公事。“在解放前干什么？怎么被捕的？……”
我一一答复，接着他又把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给我讲了20分钟，接着警告我：“你要老老实实，知道的要交待出来。如果不老实，与你不利。”我心想，这是旧社会的评书馆，上场有定场诗、道白，最后才书归正传。我看了肖审讯员一眼，肖审讯员也不吱声。这位干部说话了：“有个张焕相你认识不？”我一惊异，怎么这样熟？“干什么的？”我反问他，“伪满大汉奸！”肖审讯员从旁这样说。“认识，是我的亲戚。”我真想不到能问到张焕相，“什么亲戚？”“我的姑母是张焕相的嫂子，1930年张焕相在东北空军当司令，我父亲在那当军械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我父亲在北平，张焕相也到北京，东北空军司令部在北京又成立起来。后来张学良出国，张焕相回东北当了汉奸，听说先当宪兵司令，以后到长春当大官……”“还有什么？”“我在十二三岁念中学时，只见过他一次面，到了北京又见他第二面；他当汉奸，我在西北；我回到东北，他在苏联；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他认识我父亲。”“你父亲呢？”“1949年病死在北京。”“你把张焕相的历史、罪恶、他的财产写份材料，能不能写？”“能写，但是我知道得太少。”
类似这样的审讯很多很多，我抱这样一个态度：反正我是犯人，你说我听着，问我什么，我答复什么，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你不怕费时间，我更不怕费时间。
徐克成过去对我的一套待人接物很欣赏，如今他说：“正是因为你有两下子，罪恶才大，如果把这两下子用在为人民服务上，就好了。”
我说：“晚了，悔之无益。”
我问徐克成：“将来咱们怎么办？”
他说：“到一定时期就会释放。时间不会太久，一定会用咱们工作。”
“但愿如此，不过也不易呀。”
“为什么不易呢？”
“一九四九年刚解放的时候，这些审讯员对军统、中统的情况都不知道，可是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上一次有一个干部，年龄较大，可能科级以上的干部，穿着呢子制服，提我了解重庆中美训练班的材料。他问我，中美合作所与中美训练班的关系，我告诉他是两件事，中美训练班是戴笠与美国海军情报处处长梅乐斯签订的合同。谈到中美特务勾结，这位干部说：‘现在我们知道的比你知道得多，我们掌握了全部匪特材料。’从这些话可以分析，咱们出去，不能在保卫工作上立功赎罪。现在也不需要咱们做什么了。”
“那还有别的工作呢，这么大个国家，什么不可以干。”［ —wＷw。QiＳuu。cＯm］
我认为什么时候出去还没有指望呢，还谈出去做什么工作！这简直是没有老婆就把小孩的名字给起了。笑话。
生活太苦了，每日两餐高粱米干饭，白菜汤，总是这样，不好吃，没有营养。心想这样下去，押个十年八年，身体完了。不要求好的，小米饭也好一些，豆油炖菜也可以，脂肪不够，人的身体受不了。人作了罪犯，什么也谈不到了。犯人聊天最喜欢谈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这些人，不但会吃，还会做，发表自己意见，互相考问，刘荣第父亲是开饭馆发家的，懂得满汉全席，俄国大菜，我在北京多年，一些大饭馆的厨房我都进去看过，什么吃的都吃过，大家一谈，津津有味；其次就是谈女人，自己的老婆、女朋友、电影明星、姨太太、交际花、某小姐，一谈没有完，谈到最后，可能有人说：“别谈了，老说这些没好处，谈谈新东西。”大家异口同声说：“对，对。”
在生活上，我总结出来三句话：“少吃，多嚼，勤运动。”吃的不要太多，吃九成八成饱；多嚼，饭到嘴里，多加咀嚼，再咽下去，这样可以给胃减轻负担，消化器官不出毛病；勤运动，只要有机会，就勤加活动，做体操、跑步。不能到外边散步，在屋里又不准。我便趁看守不在，钻空子跳一阵，听到看守的脚步声再坐下来，搞得浑身是汗。有时宋所长把我提到院中去活动20分钟，这也是特殊照顾。不过比1949年春天要好一些，在监号可以靠一靠，伸伸腿，与同屋的说话。后来我对宋所长建议：每天正午12时，应当准许犯人起来在各屋自行活动一会儿，这样对身体有益处。宋所长批准了。可是有的看守战士到时候不叫起来，那就不能活动了。不自由就是不自由，在屋想走两步都不行，这些苦恼的生活不知哪年才能结束？
快过国庆节了，1952年的国庆节与中秋节赶在一块了，宋所长说：“改善生活三天！”好，盼到了这个伟大节日。我并不为庆祝这个节日而高兴，我是为了吃点肉，还可能有鸡蛋和馒头。果然有这三样，我不敢多吃，有计划地吃，免得消化不良。可是有许多犯人吃多了，夜里请求大便，看守的不开门，憋得难受，只好屙在小便桶里。整个走廊臭气难闻。我认为无论什么有身份的人，过去如何有地位的人，只要一做犯人，就变得不成样子。一块肉也成为争取的目标。不错，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过什么河脱什么鞋。自己看看吧，牙掉了两个，头发也白了，我才37岁就未老先衰，真是不堪设想。
过完了国庆节，一天下午，肖审讯员提我去谈话，先谈了一下号内新来人犯的情况，接着就问我老婆王才侠的一切。翻来覆去地问，我有点不耐烦，我说：“我老婆王才侠，绝没有政治问题，1943年11月在洛阳与我秘密订婚，1944年12月在西安结婚，1945年10月，我到上海，把她安置在洛阳她叔父家中；1945年冬我又从上海回北平，她到徐州她父亲那里；1946年我因贪污被戴笠押起来，她仍在徐州；1947年2月我出狱，把她接到北平；1947年5月，我到东北，她仍在北平；直到1949年夏，因我继母对她虐待，她抱着孩子回徐州她娘家，直到现在。去年她有信来告诉我，她入了会计学校，学成本会计……”
肖审讯员听了我这些话，停了一下，他很犹豫地说：“王才侠要和你离婚，你同意吗？”
想不到的事，也是不敢想的事，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沉思了一下，说：“我同意。”
“你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提出理由。”
“我没有理由，我出监无日，她比我年轻12岁，我不能贻误她的青春。不过我有一个女孩，今年7岁，名叫关棣。她嫁人可以，但不准给我的孩子改名——这样吧，我给她写封信，政府也可以把我的意思通知她，关棣暂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