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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午学习，下午轮流做读书报告，把自己读书读报的心得，挑出一段讲给大家听。晚上文娱活动，打扑克，下棋，这里的生活倒很有规律。
忽然，我发现菜做的不对味了，我想可能炊事员换人了？张大光也这么说。呆了两天，我一问帮厨的，果然原来的炊事员走了。换来的这个人手艺不好，做的菜不好吃，不是淡，就是咸。我们这些人在旧社会吃惯了，什么东西一到嘴，就能知道味道如何，是怎么做的。在北京时，到一个没有吃过饭的饭馆，一进屋，叫茶房先舀一碗高汤，把高汤一喝，就知道这个饭馆子的好坏。如果是炖鸡的高汤，这个饭馆每天至少要卖30只鸡；如果是猪肉汤，这个饭馆就不值钱了。鸡汤越好，鸡卖得越多，饭馆的生意也就越好。这都是正比例。想一想这都是无聊的事儿。
一天，李所长找我到他那屋，他拿出一幅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交给我看，我一惊。他说：“你把这些人的名字注出来。”
这是1948年3月17日，在长春督察处后院柳树下面照的相片。那一天是长春特务追悼戴笠死去二周年。长春的军统特务齐集到督察处开会，当地的军政高级人员也来追悼。会后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共同照了一张大相片，照完相解散了。督察处的科长和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尚在院中，我见照相的还没走，就说：“叫那个照相的给我们照一张合影吧。”于是，安震东、张国卿，印匡时、陈牧、陈哲、陈寿岚、杨绍林和我，便站在柳树下面，照了这张相。现在不知怎么到了政府手里？我那时穿着反动派的军装，佩戴着肩章，还很英俊，现在一看真难看。我认为这就是我的进步，这就是在共产党改造下，我认识了过去的丑恶面目。
张国卿跑到台湾了，陈哲被宽大释放，其他的人，如印匡时、陈牧、陈寿岚、杨绍林、安震东均已被枪毙。只有我还活着，还能在这张相片上注名，真想不到哇！
解放前我在长春照相馆照相，每次都把底版买回来，有时也忘了。有一张八寸半身相照得比较好，我的喽啰每人到照相馆洗了一张，叫我写上上下款，还在下款写上“关梦龄赠”。有一次在一个督察人员家中看到了我的这张照片。这样做在特务机关是不许可的。戴笠活着的时候，一向是不照相的，无论哪个训练班毕业，没有同学录，没有合影留念。戴笠从不把自己的相片送给人，我也从没有见过他的相片。有一次他与蒋介石在一起，中央社的记者把他照上了。事后他叫中央社把他的相取消，不准洗出来，这是他的习惯。可是1945年“九？三”胜利之后，他穿上中将服，便照起相来。1945年12月16日，在北京和蒋介石于泰和殿前照了一张相片。出乎意外，照完相不久，1946年3月17日，他就坐飞机摔死了。死后，就用这张中将制服的相片开了追悼会。否则，追悼会便不能摆照片，只能写灵牌了。1940年华北日本特务机关和各伪满警察机关，出了一张布告，缉获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如能缉获悬赏20万元，送信因而缉获5万元。可是没有相片，因此也说不出戴笠有什么特征。戴笠防范暗杀或发生意外，他自己杀人多了，也怕别人暗算他。
我在长春照相也是不合规定的。突围前我虽然把家中的许多相片都焚毁了，但是在各处的相片，各照相馆的底版都不能不到政府的手里。这张合影是从照相馆里找来的，我这样判断不会错。
4月，周总理在政协做报告，号召台湾军政人员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回到大陆。我们几个人看到号召台湾军政人员起义的报道，心中十分愉快，认为台湾解放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我想台湾解放之后，军统局那些大小特务都要回到大陆，我见着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个带路人。当然也有一些顽固的，比如那些叛徒，张国焘、谢利功、廖化平，他们怎么办呢？是流落国外？是回到大陆？还是投海自杀？我想这回解放台湾是不成问题的，如果台湾方面没有派人与人民政府接头，不会骤然发出这么一个号召，共产党不打无把握之仗。我想这回我不是15年的问题了，是出去干什么的问题了。想着想着，想入非非。如果不是叫我开饭，我都忘了身在看守所。
没有事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就谈解放台湾的问题，都做了一些错误的估计。比如说台湾解放后，我们可以自由回家或政府给我们安排工作，甚至工作地位还不会低。明知这样估计不实际，但也没人反驳，何必叫大家扫兴呢。
每天我看不少书，写不少笔记，不间断写日记，认为马上就要出去，肚子里没有东西怎么办？毛主席关于农业发展的文件，一读再读，择重要的句子都能背诵下来。
过了“五一”，韩科长叫我们在这个小院种花，美化环境。我对崔所长说：“少种花多种菜，花又不能吃。”
崔所长买了不少菜子，也买了一些花籽。这个小院子有一亩多地。别的犯人都关在号里不能出来，只有我们9个人每天专心在院中活动。我们先翻地，只有李树桂说他在解放团干过，其余的人谁也不会干。我用铁锹还外行。9个人虽然累得腰酸腿疼，地翻得依然很浅。崔所长一看笑了。地翻完种上小白菜、芹菜、黄瓜、辣椒。院子空地种了80％。韩科长一看，责怪起来：“哎呀，你们经济观点太严重了。多种点花院子好看，调节空气。夏天有菜吃。再挑空地方种花吧，别再种菜了。”
5月23日下午，韩科长召集我们九个人到大客厅，告诉我们明天要送我们到沈阳。依旧嘱咐我们不要有什么顾虑，并特别指出：“在火车上要随便一些，不要拘束，带着扑克，在车上玩一玩。”我理解韩科长的意思，在火车上别叫人看出来是犯人，可以说笑，大大方方。如果在火车上一坐，九个人一动也不动，像木头人似的，别的乘客会以为这些人是聋哑院来的。韩科长想得很周到。
回到屋子，李树桂说：“如果到沈阳，可能每月还给零用钱，在解放团时，每月发五元钱。我看到沈阳如果入解放团，也能发零用钱。”
我说：“每月这样的伙食，有三元钱零用，够买烟就行了。”
大家议论纷纷，猜测判断，我结论说：“反正越来越好，绝不会越来越坏。”
这个结论，大家都同意。
收拾东西，心里不安静。这儿的环境很好，小白菜已露头了，书报杂志什么都有，这几位干部对我们也好，离开怪舍不得的。还有比这好的地方？我不敢想了。
韩科长叫我们都给家写封信，告诉离开了这里，将来到了沈阳再写信。我犹豫了一下，给我的女儿关棣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明天去沈阳。这样的信，她接到也不会高兴，＇奇*书*网…整*理*提*供＇什么时候出去也不说，写信总是说“我很好”，“政府很宽大”，“不要惦念”，成了例行公事。把我的信拿出来一对照，除了日期不同，大致是一样的。我不愿写这种不能给她带来希望的信。这回写了是应酬政府。不然叫政府看我这样消极，与我所说乐观的改造不是相矛盾吗？
上灯的时候，先把张大光提出去，接着又把李树桂也提出去，我以为又是韩科长作个别谈话。我与尚传道整理书籍、包袱。过了半点多钟，他们回来了。他们说：“政府派汽车把我们的老婆孩子都接来，在办公室接见，随便谈了半点多钟！”
真想不到，张大光的老婆和两个孩子都来了，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大人孩子说说笑笑，李所长给倒茶，叫他们多谈一会儿，像到亲戚家一样。真叫人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虽然我的家不在长春，可我同样感到共产党的温暖。我后悔我的家为什么没有在长春呢。
如果过去我们对人有点好处，一是把自己摆在前面，叫人家领我们的情，张张扬扬，那个样子真讨厌。而韩科长、李所长不多说，做出来的事，叫人一看心服口服。自然这一切是上级党指导他们办的，他们能完成党的指示。这可谓指导的好，办事办的也好。一般情况来说，起解前是不应当泄漏机密的，可是出乎人的意料，明天解往沈阳，今天就把家属接来了。并且畅所欲言，大人孩子都是笑着分手的。
上床之后，我思想很紊乱，想起在长春的一切，又憧憬着到沈阳的情形……
5月24日，吃过早饭，一辆敞篷汽车拉着我们开往火车站。一位警察干部是这次列车的警卫负责人，他与我们一齐上了火车。
别了长春！在这住了八年半，这回分手了。我是1947年11月24日从沈阳乘飞机来的，这次是1956年5月24日乘火车走的。一来一往，个人和国家，甚至于世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八年半也不算一个短时间，人生一辈子能有几个8年半呢？这8年半的时间，比我过去33年的生活都重要，这8年半，给人民造成的危害最大，受到人民的宽大也较多。一方面痛恨自己，另一方面也感激共产党对我的不杀之恩。
在火车上，我迸除这些想法，与大家说笑打扑克，政府买了不少糖果罐头。我们九个人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谈着玩着。韩科长也参加进来，介绍沿途上的一些建筑物。这样随随便便，除了车上那个警察干部知道我们是犯人，别的乘客谁会知道我们是犯人呢？
下午3点，到了沈阳南站，下火车上汽车，辽宁公安厅的干部等候在火车站。行李另有人负责运输，这样轻松的出门，在过去也是很少的。汽车往北行驶，到了北陵附近的一条街道，进了一个院子，有大门，小门──明白了，还是看守所！
我们一一进屋，大高个李寓春、于泽霖、黄炳寰先进屋，我在最后面。我想干什么都要讲运气，按个高矮进屋，运气好进的那个屋子的犯人脾气好，没有个性，生活在一起就无问题；如果都是好吵，好闹的，“我说了算”的那一套，就够伤脑筋的，说不定与他吵起来，犯错误。一切事情都有机会存在，这就是我的唯心想法。
我被叫到第三号监房，没有床都打地摊，小窗户像仓库的窗户。咳，这与吉林公安厅看守所差远了。屋内有四个人，右边第二个铺位没有人住，露出了草垫子，不用说这是给我留的。我把鞋脱了坐在上面，这四个人事后知道是张国泰、姜明文、郑明新和李衍涛。我一坐下，他们都看我。从他们的惊异眼光里，我意识到，怎么来了一个小孩！盗窃犯？不能，这些人都是少将以上的反动派，他的岁数也不对呀？他是干什么的？
我坐了一会儿，他们问我从哪来的？我告诉了他们。他们又问都有谁来？我也告诉了他们。接着他们问我年龄，我说：“41岁。”他们说“没有”，“只不过30左右”，我笑了。
晚饭吃的高粱米，菜里有点肉，倒也挺好吃。饭后，我们又到看守所去登记。在那儿看到了韩科长，我们对韩科长说，这里不如长春。黄炳寰说：“这里邮信，要自己买邮票。”一句话，这里比不上长春。韩科长说：“习惯了就好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到院里运动，看到了陈旭东①。有许多人以为陈旭东与我一定认识，并且还有工作关系。可是我们俩仅见过一面，那是1945年“九？三”胜利之后，我在北京当“北平肃奸委员会”总务科科长。12月底有一天到机场去送人，遇到了陈旭东和他老婆。他们要飞锦州，有个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打了个招呼就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面，工作上也没来往。到这以后，别人问我，我说见过，问他，他说忘了。今天早上一见，哈哈大笑，不成想在这会合了。我们这9个人与这里的人相识的不少，尤其东北籍的，讲武堂的多，旧同事也不少。
这里是辽宁公安厅看守所，我们这批反动派原来有30多人，前次走了一批，如李仙洲、卢浚泉等，据说到了北京。这里剩下21人，加上我们共30人。这30人都是少将级和相当少将的反动派，走的那些是中将级的。
犯人见面，例行话题：“判没判？”“从哪来的？”“那儿都有谁？”“这里吃得怎样？”“可不可以通信、买东西、接见？”“哪个班长厉害？”没用两天一切都弄明白了。最后一致结论，这次集中是中央统一的命令，都是一九五六年一月。集中之后一切物质照顾都是比较好的。我们这些人的反动职务都是少将级，只有我是上校。因为是军统特务，所以上校也按少将对待。
关于处理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很快就会叫我们自由了。因为周总理最近号召台湾军政人员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实现祖国统一。这与我们都有关系。黄炳寰要给家写信，陈旭东说：“写什么信，不等你的信到家，你就到家了。这里的情况我熟悉，我在1953年从南京到这儿，我是这里的老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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