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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投机文人，自身道德深玷大污，但他内心中对全忠全义的英雄，也不由自主流露出热切的渴慕和深刻的崇敬。
深知自己来日无多，夏完淳在狱中写下了他那篇流传千古的《狱中上母书》，派人转送老家的嫡母盛氏与生母陆氏：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报母矣！
痛自严君见背，两易春秋（严君：对父亲的敬称。见背：去世）。冤酷日深，艰辛历尽。本图复见天日，以报大仇，恤死荣生，告成黄土。奈天不佑我，钟虐明朝，一旅才兴，便成齑粉。去年之举（指自己于前一年入吴易军抗清。他兵败后，只身流亡，历尽艰危），淳已自分必死，谁知不死，死于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指对父母的供养。《礼记·檀弓下》：“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无一日焉。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九泉），不孝之罪，上通于天。
呜呼！双慈在堂，下有妹女，门祚衰薄，终鲜兄弟（意思说家门衰落，福泽浅薄，又无同胞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为生？虽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但慈君推干就湿（推干就湿：是指母亲把干燥处让给幼儿，自己睡在幼儿便溺后的湿处。形容为人母者养育子女的辛劳。语出《孝经·援神契》：“母之于子也，鞠养殷勤，推燥居湿，绝少分甘”），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
呜呼！大造茫茫，总归无后。（倘若）有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享受庙祭），岂止麦饭豚蹄（指祭祀一般死者的食品）、不为馁鬼而已哉……
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念。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出师北伐，驱逐满清。这句话意思是讲自己死后再度转世为人，仍要与其父在北方起兵反清）
……语无伦次，将死言善（语出《论语·泰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善，指说话真诚不欺）。痛哉，痛哉！
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身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1647年，九月秋决，夏完淳等三十多名抗清义士在南京西市慷慨就义。手提鬼头大刀、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面对自己面前昂然站立的这位面容白皙、姣好的十六岁美少年，他那杀砍掉无数人头的双手，也不由自主地发颤发抖，最终只能闭眼咬牙才敢砍下那一刀……
历史有时真是有些荒谬的意味。一百多年后，1775年，即乾隆四十年，总爱炫耀卖弄文采和进行历史“翻案”的乾隆帝下诏，承认明末抗清诸臣“茹苦相随，舍生取义”的辛劳，颁布《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对夏完淳、夏允彝、陈子龙以及一大批明朝的忠臣义士予以“一体旌谥”。由此，昔日满清王朝的危险敌人，一变为全忠全孝的大节无亏之人，而洪承畴们、祖大寿们等曾“事两朝”的“元戎”们，统统进了《贰臣传》。
自乾隆四十年起，夏完淳的生前诗文得以公开刊印、流传，《夏节愍全集》等书纷纷面世，其上千首诗、文、信函，均得以辑成发表。
可笑又可叹的是，与夏完淳同时代投附满清的明末大文豪、大名士们，包括撰写夏完淳第一手资料的屈大均，都被乾隆帝加以痛诋和讥讽：
至钱谦益之自诩清流，颜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辈之幸生畏死，诡托缁流，均属丧心无耻。若辈果能死节，则今日亦当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命，而犹假（借）语言文字以自图掩饰其偷生，是必当明斥其进退无据之非，以隐殛其冥漠不灵之魂！
清朝学者庄师洛所作诗，最能为夏完淳这位少年英雄盖棺定论：
天荒地老出奇人，报国能捐幼稚身。
黄口文章惊老宿，绿衣韬略走谋臣。
湖中介义悲猿鹤，海上输忠啳凤麟。
至竟雨华埋骨地，方家弱弟可同伦。
无论是秦良玉，还是夏完淳，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动荡年代，他们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与“侠”的最完美结合。所谓儒，即是全力体现舍身成仁、杀身取义的价值观；所谓侠，并非是金庸大师笔下飞檐走壁喷云吐雾能打掌心雷的“侠客”，而是那种能够牺牲自己生命并明知不可为之事而一定要去行动的侠义。
这种飞蛾扑火的行为，对于现在的“世界主义者”和笃信“泛爱”论的信徒们来讲，肯定会被讥笑为迂阔和不识时务。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精神价值内核，正是这些妇人孺子的抵抗和不屈所由在。这才是真的道德，真的英雄！
世事多变，有时让人瞠目结舌。在对微渺传说和神话进行“宏大解构”的同时，不少人纷纷为历史负面人物翻案，不仅慈禧变成了忧国忧民的老太太，秦桧和洪承畴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远见卓识者，吴三桂更在电视剧中变成了有情有义的铮铮汉子，而一直在海外保存汉文明衣冠礼乐的郑氏家族成员，却沦为阻挡“历史车轮”的“小丑”——何其荒唐也！这种大是大非的混淆，如此黑白忠奸的颠倒，思想觉悟方面远远不如“我大清”的乾隆帝。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底，在诏令国史馆修编《明季贰臣传》时，这位老爷子已经明白无误地把对“我大清”有赫赫功勋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一批人打入另册，其意在于“崇奖忠贞”，“风励臣节”：
……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略以经略丧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谢升、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朝）俱曾跻显秩，入本朝（清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当时）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明朝）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他们）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复叛之李建泰、金声桓，及降附后潜肆诋毁之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足比于人类矣……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宥）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在痛诋“贰臣”们的同时，乾隆帝对于清朝开国之初那些与其祖先驰马援弓、浴血死战的明臣明将，如史可法、刘宗周、孙承宗、卢象升等人，大加赞诩，表扬这些人“遭际时艰，临危受命”，均可称为“一代完人”，即使对于稍后“负隅顽抗”的南明诸臣，包括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乾隆帝也称他们是“忠于所事”，乃舍生取义的英雄。这些人，皆入《胜朝殉节诸臣录》，可谓是万世流芳。
乾隆皇帝，本一阴险帝君，但其对忠奸的区分，确有大可称道之处。
清初努尔哈赤、皇太极之属，虽是老粗“夷狄”，道德观一点也不低。当然，他们文化水平偏低，对汉文化的吸收，更多来自《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话本子小说，所以对关云长这样义薄云天的人物极为崇敬。关羽成为“帝”（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正是清朝顺治帝所封。同时，这些大辫子爷们儿对于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等人也耳熟能详，礼敬有加。当然，满清全力使用洪承畴一类降臣是当时大势所趋，这些鹰犬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内心深处，满洲皇帝和上层对这些人充满鄙夷和不屑，特别是对告以南明永历帝一朝虚实的孙可望，清朝当时虽给了他个“义王”的称号，但没过多久就在打猎途中把他当作猎物一箭射死，简直就是不把他当人看待。相反，对于数位在满洲兴起的阶段被俘不屈的明朝大臣，如巡按御史张铨、太仆寺少卿张春等人的大义凛然，清朝汗王、帝君们油然起敬，叹息道：“我从史传中得知文天祥事迹，以为是天降神人，今见张春，乃知文天祥确有其人啊！”（皇太极）。
皇太极也疑惑过，问汉人谋士范文程：“我见中原名将多矣，只要战败势劣，大多倒戈投降，而那些文臣儒士，却多不为所屈，杀身报国，此何原因？”
范文程答：“文臣读圣贤书，忠孝名节，皆其平生所学，所以才危而忘身，一心赴国难，此乃国家养士之报。”
皇太极深以为然，并开始督促诸王贝勒宗室子弟及旗主贵族子弟学习儒家典籍。代代相承，至于乾隆。所以，这位清帝所展现出的进步历史观，恰恰是汉文化陶养所致。
“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堂堂中华，数千年礼义廉耻之邦，长久来支撑我们伟大民族屹立不倒的真髓，正是无数仁人义士胸中那一股浩然之气！
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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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冠一怒报红颜―――明清易世之际“刽子手”枭雄李成栋的反反复复
每每读明末历史，总为史可法、张煌言、陈子壮、夏完淳、瞿式耜、何腾蛟、李定国等等这些明王朝的忠臣赤子扼腕叹息，也常常因马士英、阮大铖、马吉翔、孙可望、刘承胤、陈邦傅等等奸臣佞贼而切齿欲碎。至于吴三桂、耿精忠、尚可信这样一直食明朝俸禄最终而又因个人私利反复多端的“贰臣”，无论生前死后，都为人们所不齿。上述诸人，黑白忠奸分明，一生事业易辨。就连曾为明朝浴血苦战，最后在内外交困之下不得不降附清廷并“竭尽忠心”的祖大寿、洪承畴等人，也早在乾隆帝年间被明白无误地列入《贰臣传》，棺盖而论定。
毋须多言，恭事二主再诚心，道德上的污点无论如何难以拭揩干净。因此，忠心耿耿与首鼠两端，气宇轩昂与猬琐低贱，刚毅伟岸与懦弱虚伪，坚贞爽直与狡诈奸滑，皆淋漓尽致，一眼望穿。
在波澜壮阔、血肉横飞的明、清交替之际，惟独有一个人的一生历程难以用“忠”或“奸”加以定夺，更难以用“好”或“坏”来对他个人加以形容——“扬州十日”大屠杀中有他为清兵卖力杀戮的前驱身影，“嘉定三屠”则完全是由他一人屠刀上举发号施令而造成的惨剧；他是击灭南明诸帝之一隆武帝朱聿键的“首功”之将，还是生擒绍武帝朱聿粤的“不替”功臣；赫赫战功，此人又是满清攻灭南明江浙、福建、两广等广大地区的第一功臣。
不可思议的是，恰恰是忽然一念之间，这个人良心发现，摇身一变，成为南明永历帝的不贰忠臣，与金声桓、王得仁一起在南中国“反正”，重新成为明朝的“忠臣义士”。而且，重换明朝装束之后，他蹈死不顾，为明王朝死而后已。
最后，为了报答一位红颜而死，这位曾经杀人不眨眼的三心二意的将军，竟能置安危于不顾，乱流趋敌，赴水而亡，最终被南明天子亲口谥“忠烈”二字，赠太傅、宁夏王——这个人，就是臭名昭著、大名鼎鼎、难以定论的明末大人物：李成栋！
“诸贼”出身乱世沉浮
——李成栋“出山”的时局
据明末大儒王夫之《永历实录》记载，李成栋是陕西宁夏人，字廷玉，起身群盗，后被明朝官军招降，官至都督同知。显然，这位好汉是明末大起义中的佼佼者，乃李自成勇将、绰号“翻山鹞”高杰的属下。李成栋自己也有个外号，名“李诃子”。虽是盗贼出身，李成栋在“义军”中干活时间应该不长。何者？从他的顶头上司高杰就可以推断得出。
高杰，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10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
如此以来，李自成不喜反忧，疑窦顿起。
高杰一表人材，资貌瑰伟。这位美男子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与李自成的老婆邢氏“一见钟情”。邢氏勇武多智，兼掌军资，因李自成日日在外攻城掠地，很少有时间亲热。见到高杰相貌堂堂，又是一口流利的家乡话，很快就勾搭成奸。都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看来高杰这条米脂的汉子也不错。
妇人本性多疑。邢氏给李自成戴顶大绿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