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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和轻机枪。这项课程也和格斗课一样，是入校伊始就开始练习的。
特务学校对学员的要求是实弹射击成绩必须达到苏联红军中的“优秀”射击标准。为使学校在短时期内达到这一标准，除了教官讲授射击要领、弹道轨迹等外，射击靶场是昼夜开放的，学员随时可以去那里借用枪支，进行实弹射击，所耗子弹不限量。所以，学员的射击水平提高得很快，一般都在考试前都已达到“优秀”标准。
当然，射击课的内容不仅仅在于打得准，还要求出枪快，知晓弹道轨迹变化，能在各个环境下射击等等，这些都被列入考试范围。
轻火器考试进行了一天，傅索安这个组的十二名学员全部达到标准，傅索安和两个苏联男学员成绩特别优秀，被教官誉为“神枪手”。傅索安心里对此并无如何强烈的喜悦感，因为她想起巴兰诺夫的“进了克格勃，多半是凶多吉少”的告诫，寻思：成绩优劣实际上是一样的。她很快就发现这天的情形和平时有些两样：平时打靶练习或者其他课程考试，也有进行一整天的时候，但是午餐都是去餐厅吃的，即使路程很远，也必有汽车接送，但这天的午餐却是在现场吃的，由餐厅用汽车送来。考试及现场讲评结束后，应当回去了，但教官却宣布：为表示对全组学员通过考试的祝贺，今天晚上学校在教员餐厅举行筵席款待学员。宣布毕，一辆中型客车已经开过来停下，众人上车，直驶教员餐厅。
一路上，傅索安对这个情况总觉得有些异样：如果纯是表示祝贺而设筵席款待，那么，应当先回寝室，让大家洗过澡换上衣服后再去餐厅。就这么一身汗一身土，灰头尘脸地赶去吃饭，算什么名堂？难道此举背后另有文章？她还没想出个结果来时，汽车已经进了特维尔谍报学校的教官生活区，在餐厅前停了下来。此时天色已暗，教官们正在餐厅用餐，傅索安一行被引着从另一扇门走进了一间独立的小餐厅。
学员们坐下后，餐厅服务员送上毛巾让大家擦脸，又等了一会才上菜。菜肴都是俄式的，很是丰盛，一个苏联学员说若在莫斯科的饭店里，这样一桌莱要花去一个中学教师的半个多月工资。但是，只能喝啤酒、葡萄酒，而且限量，啤酒、葡萄酒各一杯，再喝就只能喝饮料或者茶了。这一点、使所有学员都感到奇怪。接着，有人又发现一个情况：说是校方庆贺，但到场的校方人士只有在射击场和他们待在一起的那几位教官。这样，大家意识到这筵席后面只怕有什么文章，心里都有点惴惴不安，吃喝得便不那么畅利了。
两小时后，筵席结束了。吃过水果后，突然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克格勃上校。一位教官向大家介绍说是特维尔谍报学校教务处主任，傅索安等人都站起来鼓掌欢迎。
上校主任没落坐，就站在那里对学员讲话，大意是：听说在座的各位学员今天射击考试全部达标，谨代表校方表示热烈祝贺。
但是，根据克格勃总部的规定，白天进行的这些考试内容只是全部内容的一部分，因此还要对学员进行夜间射击考试。为了体现公正，决定调换教官监考，凡是担任射击课教官的教员一律不参加监考，而由校部另外指定教官进行监考，希望学员们理解，再接再厉，考出好成绩。
上校主任说完，一摆手，射击教官便都站起来退出，接着，从门外走进来四名穿克格勃军便服的男教官。上校主任向大家介绍说这是今晚的监考教官，校方已经指定他们全权负责今晚的射击考试加试，要学员们绝对服从他们。上校主任说到这里，加重了语气强调说：“校部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一次内容相当重要的特别考试，在座的每个学员都必须严格遵照监考教官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施行。凡是有拒绝执行教官指示或者执行不认真的，校部将对该学员作出严厉的处罚！都听明白了吗？”
傅索安等学员一齐吼叫似地回答说：“听明白了！”
“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上校主任听着，朝众学员点点头，又朝那四名教官点点头，转身出门而去。
这时，学员们活跃起来，一个个挤眉弄眼，窃窃私语，互相猜测射击加试的内容，四名教官中有一个眼神阴沉的秃顶小老头，看上去是四人之首，走到小餐厅中间地下，举手一挥，低声道：“安静一点儿，同学们！”
众学员见他眼神不对，马上都咬住了舌头。
小老头把手放下，又说道：“现在，我宣布射击考核加试的内容：今晚全体到野外去，进行夜间活动靶射击。现场离特维尔谍报学校不远，我们去那里后，在路边等候目标出现，大家要注意保持安静：不准说话，不准咳嗽，不准吸烟，更不许走动。目标出现后，大家都认准了，这时天空会出现一颗绿色信号弹，大家立即开枪射击。特别要对你们说清楚的是，目标酷似真人，但不是真人，这是一种由总部技术部门的专家研制的活动靶，看上去和真人无异，也会走动，也会发出声音，你们不必有什么顾虑，开枪射击就是了！
唔？”
这末一个字，显然是和上校主任“听明白了”一样的问询语，于是众学员都说“是”。稍停，一个学员问：“教官，我们的枪都在靶场，要不要去取？”
小老头说：“外面车上有枪，每人一支，上面都贴着你们的学号，你们上车后自己认领就是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众学员都摇头，小老头便让大家出门上车。还是刚才从靶场来的那辆车，但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支“胜利—Ⅲ型”冲锋枪，枪托．上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每个人的学号。一个教官让众学员根据枪支坐上座位，检查枪支弹药。傅索安坐下后，检查了一遍，发现枪擦得很干净，弹夹里装满了子弹，估计大约不少于三十发。
检查过后，就开车了。
这时已是晚上10点钟，天空黑云密布，没有月亮和星星，大地上一片漆黑。小老头教官说现场离特维尔学校不远，但汽车却开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开到伏尔加河的另一侧，又行驶了一会，最后才在一个松树林里停了下来。教官让众人下车，列队往前走。天地间伸手不见五指，领头的小老头教官没打手电，却走得顺顺当当，七曲八拐也没迷路、磕碰，估计他是这里的熟客，经常过来的。
走了一会，穿出了林子，来到公路拐弯处。小老头教官让大家在公路两侧埋伏下来，四个教官也两个一边和学员待在一起，但没拿枪，关照众人说目标即将出现，待信号弹升起后即可开枪射击。
傅索安蹲在路边的矮树丛中，手里拿着冲锋枪，不知怎的觉得心里很紧张。她把左手中指放进嘴里紧紧咬住，让痛楚刺激神经，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这时，黑夜的静谧中传来一阵汽车引擎声。
教官看了看夜光表，说：“大家注意，目标即将出现！”
引擎声渐响渐近，终于，一辆汽车出现在离埋伏点三五十米外的高坡上，两道大光灯射出的光束就像两把利剑似地穿破了黑暗。
傅索安眼尖，马上认出这是一辆军用卡车，车厢上蒙着篷罩。就在这时，车灯突然熄灭了，从汽车那里响起了一声尖厉的哨声，接着是什么东西从车上跳到地下的声响，随即是奔跑的脚步声。
就在这时，天空出现了一颗绿色信号弹，几乎是同时，又绽开了两颗照明弹，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七八个在公路上迎面狂奔而来的男子。傅索安一愣：这目标怎么和真人一模一样？
“开枪射击！”教官下达了命令。
几乎是同时，枪声响了。目标中有人中弹倒下，发出刺耳的叫声，令人恐怖得禁不住要打抖。没挨子弹的那几个一看势头不对，马上来个向后转，往回狂奔而逃。傅索安不管三七二十一，瞄准往回奔在头里的那个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目标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猛力狠推了一下，朝前仆倒了。这时，早已枪声大作，转眼间目标全部被击倒在地。
一颗红色信号弹升上了天空，那辆卡车和载傅索安一行来的中型客车，亮着大光灯，从两侧开过来。小老头教官说：“大家都往前去，看看自己的射击成绩。”
众人提枪走上去，只见地下躺着八具尸体，每人至少挨了五六枪，头部、身体各部都是弹孔，公路上一片片都淌着鲜血，空气中散发着火药味和血腥味。傅索安一看，心里“格登”一声，寻思打的怎么是真人？！其他学员一定也有这个疑间，站在那里互相交换着内涵复杂的眼神。
这时，小老头教官开腔了：“大家不必紧张，这些目标都是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刑事犯。我们的这次行动是经过苏联最高法院批准的，大家起到的是法院行刑队的作用。现在，大家上车返校。刚才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已经被录像，明天，我们将根据录像分析每个人的情况。顺便通知大家，今天晚上的行动，是暗杀课程的开始。我们四位，是暗杀课程的教员，我是组长巴维列夫。大家辛苦了，上车返校吧！”
原来，这是特维尔谍报学校在进行暗杀课教授前的一次必须进行的行动。克格勃的特工专家认为，学暗杀技术的特工如果没有真正经历过杀人实践，他就不能真正学好暗杀技术。所以，每个特工都必须有杀人实践。为了消除一些学员可能会出现的心理障碍，这次实践被巧妙地安排在射击课考试的后面，使学员认为这是射击加试内容，等到真相大白时，实践也已经结束了。
回到学校，傅索安洗过澡上床时，已经是凌晨2点钟。尽管她很疲倦，但却难以入睡，眼前老是晃动着杀人的情景。
16
拍全裸照也是克格勃招募特工的
一道必行手续，她在履行这道手续后，
又羞又恨又悔，伏案痛哭不已。
特维尔谍报学校的暗杀课程一向被克格勃列为特工学员的主要课程之一，因此，授课内容、时间都较其他一些课程不同。为让学员易于理解接受内容，学校运用了多种形式，除放映教学观摩影片外，还放映了一些苏联和西方国家的相关故事片，并请来克格勃对外谍报局行动执行部的暗杀专家来讲解、分析他们亲手所干的谋杀行动。行动执行部原被称为“F排第十三部”，1969年初刚改了名称。该部专门负责政治谋杀、绑架和破坏，其活动充满血腥，往往是鲜血飞溅的，所以在内部被称为是干“湿活”的。另外，傅索安等学员还在教官指导下做了许多实验。等到暗杀课程学完，已经是1969年6月下旬了。
这时，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动荡、变化，苏联需要更多数量的待工。克格勃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突击改革了特务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推出了“谋报人员速成班”。这种“速成班”简化、删除了原先的部分内容，将完成学业的时间定为十二个月。为便于教学，“速成班”采取集体教学方式，所以招募学员也是一次性进行的。特维尔谍报学校被克格勃总部定为“谍报人员速成班”的试点单位，于1969年6月29日招募了三十名学员，将他们编成了一个班。
这个班的三十名学员中，二十名是苏联人，十四男六女；十名是外国人，五男五女，其中有一名女的是中国人，也是知识青年。
这个女知青名叫钟秀翔，1949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县，其父母当时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一年后，钟秀翔因父母奉调去北京而随之赴京。从此，钟秀翔定居北京，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958年，钟秀翔的父母转业地方，父亲担任一家工厂的党委书记，母亲在教育部门任科长。两年后，钟秀翔的父亲患病医治无效，撒手西归。不久，钟秀翔的母亲再婚，继父是医生。由于继父带来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子女，钟秀翔觉得打破了她家原先的宁静，从此一直郁郁寡欢。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后，钟秀翔干脆离家出走，走南闯北，遍游全国，“革命大串连”一直进行到1968年春节前方才结束，返回北京家中。
钟秀翔回到北京后才知道，在她“革命大串连”的这段时间里，家中发生了重大变故：继父被造反派查出30年代曾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军医，并涉嫌迫害多名红军被俘伤病员，于是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给逮进了公安局；母亲早已被所在单位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靠边劳动，接受监督，丈夫一抓进去，她又被扣上“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成了双料货、重点批斗对象，七批八斗，成了精神病人，跳进了永定河。家庭变故对钟秀翔造成了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双重不利。幸亏她本来就是个有主见的姑娘，在外闯荡了一年多，更加变得成熟了，面对不利情势显得很是冷静，经过一番考虑，头脑里很快就形成了主意：从此不再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