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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娜佳对傅索安的日语会话及对东京的了解程度作出了评价：“你的日语会话水平已经相当于一个在日本待了一年半至二年的外国人的水准；对东京地理、社会的了解程度，则相当于一个在那里待了三年的外国人了。你现在已经可以独立在东京生活了。”
娜佳作过评价后，就告辞而去了。傅索安从此再也没见到过她。据说，在克格勃这样的神秘人物有数千之多！
娜佳走后，傅索安开始等待少校，因为她已经百分之百地肯定她马上要被派往东京去杀人了。按照克格勃的纪律，拒绝接受上级所下达任务的特工，将送交军事法庭以“违抗军令”罪接受审判。
只有一点例外：除非这个人当时正患着严重的疾病而傅索安并未患病，因此她只有作好接受这一任务的准备。
两天后，少校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穿便服的胖老头，少校对他执礼甚恭，估计是克格勃的一位高级军官。少校向他介绍了傅索安，却没对傅索安说到他的职务。
这个胖老头看上去很和善，没有那种高级军官颐指气使的派头，他用拉家常的口吻询问了傅索安叛逃来苏后的一些情况和感受，然后像讲故事似的聊起了一件事：“你大概也听说过，我们的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卫国战争时曾是一位将军，他曾直接指挥军队和德国鬼子作战，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1943年春天，勃列日涅夫将军在行军途中，遇到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少年，当时这个少年已经处于休克状态，很快就会死亡。将军命令军医全力予以抢救，并拿出专门配备给他用的、当时非常紧张的葡萄糖注射液给少年使用。少年脱离险境后，人们问清了他的情况：他叫尤里·巴甫伦夫，十六岁，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列宁十年制学校的九年级学生，卫国战争爆发后，父母均死于德军空袭，哥哥姐姐参加了游击队，也先后战死。他为了给亲人报仇，决定参加游击队，拿起武器亲手杀死德国鬼子。在寻找游击队的途中，他冻饿交加，终于昏迷，如果不是遇到红军，那就肯定一命呜呼了！
“勃列日涅夫将军听说尤里·巴甫伦夫的情况后，深表愤懑和同情，亲自去看望他，给予安慰、问候后，问他是否愿意留在这支部队里，参加反侵略战斗。尤里·巴甫伦夫喜出望外，立刻表示愿意。
勃列日涅夫将军指示把尤里·巴甫伦夫送往侦察连当士兵。尤里·巴甫伦夫在那里表现出色，立了两次功。1944年底，勃列日涅夫将军下令把尤里·巴甫伦夫调往司令部，担任他的卫士。从此，尤里·巴甫伦夫就在将军的直接关怀下成长，一直到战后。
“1948年，尤里·巴甫伦夫见苏联已经迅速恢复了经济，战前的大学也已重新设立，就向勃列日涅夫将军表达了他想去上大学的心愿。当时，他已由将军作为介绍人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将军正准备把他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但将军还是尊重他的选择，马上出面联系，把他送进了军事科技大学。尤里·巴甫伦夫入学后，选择了轻火器专业。由于勃列日涅夫的那层关系。学校把他作为特殊对象进行重点培养。1953年，尤里·巴甫伦夫以优异成绩从军事科技大学毕业，被母校留校任教。勃列日涅夫同志继续对他予以关怀，勉励他在工作的同时进行轻火器研究。在这种关心下，尤里·巴甫伦夫在三年内设计出两种世界上一流的轻火器，填补了苏军在这方面的空白。1958年，他被调往专业部门从事轻火器研究，成为苏联新一代的兵器专家之一，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励。
“尤里·巴甫伦夫出名后，渐渐变了，变得特别喜欢挥霍钱财和好色。这样，尽管他是苏联少数高薪阶层者之一，但其收入仍远远不能弥补支出，只能以借债来支撑。至1966年，尤里·巴甫伦夫已经债台高筑，为了躲避讨债者，他不得不经常待在他的研究室里，那里高墙电网，戒备森严，即使是红军高级将领，也必须持通行证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入。这样过了大约一年，1967年11月中旬，尤里·巴甫伦夫应邀去保加利亚作讲学。在那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对他进行收买，于是，他背叛了祖国，也背叛了挽救他、培育他的勃列日涅夫同志。
“尤里·巴甫伦夫叛国后，先在美国特工的安排下秘密逃往西德，然后绕道英国去了美国。在美国，他吐露了他所知道的全部苏联兵工业的秘密，犯下了特大叛国罪和泄密罪，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利益。情况报到勃列日涅夫同志那里，他大为震怒，指示必须严厉处置。苏联红军最高军事法院于1968年3月组成特别法庭，进行缺席审判，判处尤里·巴甫伦夫死刑，并特别强调任何一个苏联公民都可以以任何方式执行这个判决。
“当时，尤里·巴甫伦夫在美国费城。判决生效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同志就亲自直接向行动执行部下达命令，让该部立即派特工去处决这个叛徒。行动执行部派两名特工飞赴费城，但还没下手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觉了，通知尤里·巴甫伦夫转移了。一个多月后，执行者在夏威夷群岛的巴塞页岛上发现了尤里·巴甫伦夫的行踪，经过观察、策划后开始实施。但当过卫士的尤里·巴甫伦夫十分警觉，两次避过了死神的袭击。之后，他就失踪了。克格勃对外谍报局奉命调查了一年有余，还是没有发现尤里·巴甫伦夫的行踪。不久前，一个意外的机会使我们获得了他的消息，他已经整容换面，改变了国籍和姓名，以西德商人的名义定居在日本东京，已经开了两家公司，正在进行正常的经商活动。”
胖老头一气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点燃了烟斗，抽了两口，一双眼睛沉思地盯着袅袅上升的氤氲青烟，哺哺地说：“我想，这次他的末日终于到了！”
少校望着傅索安：“傅，你知道首长说这句话的意思吗？”
傅索安感到好笑：哪有不明白的？我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明白了！她点点头，轻声道：“我想，首长是准备派我去东京对尤里·巴甫伦夫执行死刑。”
胖者头笑了，笑得很畅爽，一边笑一边点头，然后在一瞬间突然恢复常状，开腔道：“尤里·巴甫伦夫是个狡猾的家伙，他既有保卫工作的经验，又有保镖，并且已经对克格勃有防范意识，所以欧洲人根本别想接近他。我们想，你是中国人。又是一个年轻姑娘，也许不在尤里·巴甫伦夫的防范范围内，因此几经研究，决定把你推出去执行这个任务。傅，你愿意吗？”
傅索安知道这句间话是多余的，马上朗声道：“首长，我愿意！
并且感到很光荣！”
“很好！你完成了这个任务，苏联将会永远记住你！克格勃将给你记特等功！”
“谢谢！”
“有关整个行动的方案和执行细节安排，将由少校向你作详尽的交代。”
“是！”
胖老头为了表示对这项任务的重视，在谈话结束后特地请傅索安到莫斯科市内的一家大饭店吃了一顿饭。次日，少校和他的助手开车来招待所，把傅索安接往位于莫斯科东侧市郊结合部的一幢建筑物里。当傅索安踏进其中一个大房间时，不禁大吃一惊：里面设置了一个足有20平方米大的东京全景立体沙盘，上面有东京的每条道路、每条河流、每幢建筑物、每座桥梁、每根电线杆，商店的招牌、公共汽车的站牌都标得清清楚楚，用放大镜一看，全是日文。
少校说：“这沙盘是刚制作的，克格勃对此的直接投资是七万八千六百卢布。它等于是从东京上方一百五十米处对全市的直接俯瞰。这是特地为这次任务制作的，由此可见我们对除掉尤里·巴甫伦夫的决心。”
三个人在沙盘前断断续续一共待了三天，少校和助手极为详细地向傅索安介绍了尤里·巴甫伦夫在东京的住宅位置、公司所在地、座车牌照号码、日常活动规律、体态相貌特征（有照片和录像），并且交代了代号为“W—I”的暗杀方案。
少校说：“我听说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对你这次赴东京执行‘W—Ⅰ’方案完全适用，克格勃的专家在制定方案时无法判定尤里·巴甫伦夫一旦在意外情况下所采取的行为，这就由你自己根据情况灵活掌握了。总之，不管你采用什么方法和手段，除掉这个叛国分子就算圆满完成了任务。”
傅索安点头：“明白！”
少校又向傅索安交代：为了配合她执行“W—I”方案，克格勃对外谍报局已经指定在日本活动的特工抽出人员组成一个支援小组，将在她需要时提供必要的支援；具体联系方法以及执行方案所用的毒药枪等，将由去东京羽田机场接她的那个人负责转交。
最后，少校说：“你留在这幢建筑物里，休息三天，同时对着沙盘巩固对东京的印象。第四天，我将送你去机场的。”
傅索安点点头：“是的！”
其实，她对如何执行“W—I”方案，心里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答案。
20
枪管里的毒药从报纸里喷出来，
化成一股淡雾，直袭尤里·巴甫伦夫
的脸部，他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1970年4月上旬的一个周末，傅索安持克格勃的证件伪造专家专门伪照的护照，以香港居民赴日本旅游探亲的名义，化名“李娜丽”飞抵东京，顺利地通过了海关检查。机场外面，克格勃已经安排了一个日本中年男子来接站。
这个日本人名叫固关孝三郎，是东京一家机械公司的汽车司机。傅索安在莫斯科接受任务时被告知的是：此人是她的临时房东，她被安排住在他的家里，住宿及搭伙均需付钱，绝对不能让他知晓真实身份及使命。因此，傅索安到他家后，马上赠送给固关孝三朗夫妇每人一件中国真丝短袖衫，说明自己将在东京待一段时间，边打工边寻找已经失散多年的叔父，说着预付了一些食宿费用。固关夫妇很是客气，再三推辞不掉方才收下，然后冲傅索安连连鞠躬。他们把傅索安安排在靠近后门的一间大约有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傅索安可以从后门自由出进，这使她感到很是满意。
当天晚上，傅索安拿出尤里·巴甫伦夫整容后的照片，最后看了一遍，然后使用销毁剂将全部照片化为纸浆，倒进抽水马桶冲掉。至此，尤里·巴甫伦夫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傅索安的脑海里，即使他混在几十个和他年龄、体形、外貌都差不多的男子中间，她也有把握一眼就认出来。
第二天，傅索安花了一天时间，坐车兼步行把东京转了个遍。
她不无惊奇地发现，东京的地理、环境和建筑物分布情况和克格勃的那个立体沙盘完全一样，甚至连警察站岗、巡逻的位置、路线也毫无差异。傅索安由此而觉得自己对东京是相当了解的，这，增加了她完成行刺任务的信心。
第三天，傅索安开始接触行刺目标。尤里·巴甫伦夫住在东京市区南部一个叫“阿谷町”的地方，那是一个高级公寓小区，距傅索安下塌的固关孝三郎家有二站路，步行大约需要一刻钟时间。根据克格勃掌握的情报，尤里·巴甫伦夫的活动规律是这样的：每天清晨6点钟，他在两个日本保镖的陪同卜，从家里出来，步行会附近的一个小型公园散步三刻钟左右，然后来到公园前的天桥上，那里有一伙擦皮鞋摊，他会随意在其中一个前坐下，一面擦皮鞋，一面阅读上天桥前从报摊上买来的当天早报。一张报纸看完，皮鞋也擦好了，就扔下报纸和钱走路。他在家里用完早餐后，坐上私人轿车去他所经营的公司上班。尤里·巴甫伦夫经营着两家公司；此外，他还开了一个技术咨询所，专门接受机械方面的技术咨询。尤里·巴甫伦夫上班时间通常总是待在无线电器材公司，机械公司或者技术咨询所有业务，都是通过电话向他请示拍板的。他在无线电器材公司要待到晚上7点钟，这才坐车返回阿谷叮公寓。之后，他不再出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尤里·巴甫伦夫都过着这种深居简出的单调生活。他和他叛逃后所娶的日本妻子以及两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兼佣人生活在一起。由于他的好色，那两个日本女青年无疑是他发泄性欲的对象。尤里·巴甫伦夫常年雇着两个保镖，他们日间一起值勤，晚上则一天隔一天轮换在公寓里提供保护。
傅索安不露声色地盯了两天，发现尤里·巴甫伦夫的活动规律和克格勃所提供的情况毫无差异。于是，她开始考虑如何下手。
根据克格勃的方案，她应当在尤里·巴甫伦夫每天都去的“兵部大楼”下手。“兵部大楼”即尤里·巴甫伦夫那家无线电器材公司所在地，这是一幢五层建筑物，以业主兵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