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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根法系巴拉坎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回乡知识青年，《创业史》是他的，半个多月前马午生借去。当时他颇为不解：马午生从不看书的，怎么借起长篇小说来了？便有些拒绝的样子。马午生说是借给他的侄女看的，马根法这才给了他。
马午生平时从来不和女性交往，村里从未有过关于他和哪个女人相好的传言。
刘斯勋和王松、徐佩丰分析了上述情况，得出一个推断：马午生床上的头发系他所说的“侄女’”所留，《创业史》也是她所阅读；估计这个“侄女”多半和“盐酸”有关。
刘斯勋下令：“一查到底，弄清这个‘侄女’是何许人！”
王松、徐佩丰三赴巴拉坎大队，仍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秘密调查。但是，查下来却发现马午生并无兄弟姐妹。不过，越是这样，倒越引起了侦察员的兴趣。王松忽然想起马午生这几天去红花峪走亲戚之说，便向大队治保委员了解：这个亲戚是何人？治保委员不是二队人，不清楚马午生的根绊，于是便向二队生产队长请教。
生产队长说：“记得马午生娶的婆娘是红花峪的，要么是他婆娘面上的亲戚？”
这是一条线索，但若要查清则须去红花峪。两个侦察员交换了意见，决定去红花峪跑一趟。红花峪属于额敏县，距巴拉坎大队四十里地，两人赶到那里，通过公社公安特派员悄悄一摸，喝！不但查到了马午生的亲戚，还查到了他那个“侄女”。
马午生的“侄女”名叫朱远芳，二十三岁，甘肃省伊哈托黑人氏。这伊哈托黑处于狭长的河西走廊的最北端，西为内蒙古，东为新疆，往北三十余公里以外便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朱远芳的父亲原先在新疆谋生，“三区革命”时也是一个参与者，后来成为民族军战士，和马午生待在一个班里，两人交情很深。解放后，朱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退伍军人的名义回到了老家伊哈托黑，在当地一家工厂工作。1968年，朱远芳被分配到伊哈托黑农村插队落户，由于和当地社员关系搞不好，日子很是难过，便央求父亲给她另外联系一个地方插队，这在当时的知青中称为“转队”，算不上一桩新鲜事。朱父想起老战友马午生，便写来一封信请求帮忙。马午生古道热肠，两肋插刀，当即和红花峪联系，以自己“侄女”的名义把朱远芳安排来新疆插队。这件事从1970年7月间开始办，至9月份办成，朱远芳于9月上旬来红花峪落户，以上情况是侦察员从红花峪大队干部和群众那里调查所获。
王、徐回到县公安局，把调查所得的情况向刘斯勋汇报了。刘斯勋听了眉峰一耸：“又冒出一个女知青来了！这个朱远芳从9月份抵达红花峪，跟着就发生了7801医院药品仓库失窃案件、‘盐酸事件’什么的，看来，她不是一个良善之辈，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后来据刘斯勋说，他就是从这时开始怀疑这个案件可能不是普通刑事案件，而是有政治背景的间谍破坏案之类。因为这样想，所以他马上去向局长、政委汇报，谈出了自己的怀疑。局领导认为此案非同小可，当即召开党委会，专门讨论此案，最后决定成立专案组，政委挂帅总抓，具体仍由刘斯勋指挥。
刘斯勋撇开手头的工作，率领十二名警察来到吉也克镇，把专案组设在派出所里，正式开始侦查此案。由于思路起了变化，侦查路子也重新作了安排，专案组决定把调查重点放在朱远芳身上。
首先同时展开两步调查：一是查阅朱的档案材料。二是秘密提取朱的脚印及头发，分析鉴定是否是7801医院失窃案案犯及在马午生床上过夜的女性。
侦察员去了额敏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查阅了朱远芳的材料。那是甘肃方面在7月份寄来的，有朱远芳的履历表。
县知青办及伊哈托黑镇特哈拉大队准予其“转队”的证明、户籍转移许可证明。侦察员作了摘录，并把所有材料都拍了照片。刘斯勋看了材料摘录及照片后，由于头脑里已有“间谍案”的怀疑，当即命令出动三名侦察员星夜急赴甘肃伊哈托黑调查。为争取时间，他吩咐侦察员在获得调查结果后，立刻发回加急电报告知。
另一路侦察员通过红花峪方面的帮助，顺利地提取到了朱远芳的脚印和头发，当即连伺7801医院现场提取的脚印照片，马午生床上的那根头发，由专人驱车送往乌鲁木齐自治区公安厅作技术鉴定。两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7801医院现场脚印及马午生床上的头发均系朱远芳的。
这时，去甘肃外调的侦察员也以加急电报发回来调查结果：伊哈托黑无朱远芳其人，该地也未办理过类似此情的知青“转队”手续，新疆方面所收到的所有证明材料都是假的。
刘斯勋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在获知这一结果后还是感到震惊：“如此看来，这个‘女知青’是一名特务嫌疑分子！”他通过电话向局长请示后，当即下令：“立刻拘留朱远芳、马午生！”
这时，马午生已回到巴拉坎大队，侦察员连夜急赴其住处，把他从床上拖起来，扣上手铐拉了就走，同时搜查住处，未获任何可疑物品。
与此同时，朱远芳也落入了法网，侦察员搜查了她的住处，获得如下特工活动证据：外形酷似“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的高频超短波收发报机一台，定向无线电联络仪一个，苏制左轮手枪两把，子弹一百二十发，新疆、内蒙古、甘肃空白边境通行证各三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工作证一份，密写药水一瓶，全国粮票三百公斤，人民币八千元。
这个名叫朱远芳的“女知青”，就是1970年6月从苏联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的克格勃特工钟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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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怕的牲畜瘟疫产生于克格
勃技术管理局生物研究室，一旦传播
开来，将引发震惊世界的新闻！
当时，知道“朱远芳”的真名叫钟秀翔的，只有她自己。
钟秀翔被捕后，由于案情重大，刘斯勋命令给她扣上了双副手铐，武装押解布拉哈拉县，直接押往县看守所，审讯就在看守所内进行。
刘斯勋亲自出马，担任主审。据一位当时在场负责警戒事宜的刑警后来回忆，他接到紧急通知赶到看守所对审讯室布置警戒措施时，钟秀翔还未押到。大约在清晨5时左右，钟秀翔押抵看守所，大门洞开，押解车辆直接驶进看守所院子。她穿着一件当时知青中流行的草绿色紧身棉袄，双手反铐在后，被两名为这次任务而特地从公安局内勤抽调出去的女警察左右挟架着下了车。在双脚着地的同时，她飞快地转动眼睛，迅速观察周围环境，这是谍报学校所受的训练形成的条件反射——她在下意识地动着脱逃脑筋。
钟秀翔被押进审讯室时，神情并不慌张，只是有些呆滞，从她接下来回答讯问时的情况看来，这个呆滞并不是惊吓所致，而是故意装出来的。
刘斯勋事后谈到这次不顺利的审讯时犹自耿耿于怀，他说：“他妈的！特务犯跟一般刑事犯就是不一样，钟秀翔有着一种特别沉得住气的本领，简直软硬不吃！”钟秀翔在长达五小时的审讯中，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叫朱远芳”，一句是“你们抓错人了”。此外，不管审讯人员问什么，说什么，她都不吭一声，偶尔冷笑几声，态度很是恶劣。
刘斯勋见“话不投机”，最后决定停止审讯，让把案犯关进监房，同时指示看守所必须给予她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看守所长亲自出面，让给钟秀翔送去了崭新的被褥和生活用品，考虑到她被捕后还未吃过东西，特地让伙房下了鸡蛋挂面送去。钟秀翔吃了，而且吃得很香，吃完后她蜷缩在被褥里打起盹来。这本来是违反监规的，但考虑到当天还要审讯，所方也就不阻止她了。
钟秀翔休息了，刘斯助一班人却还不能休息，他们接着提审马午生。马午生冷不防被逮捕，料想东窗事发，已经吓得坐立不安，这会儿被押进审讯室，见里面坐着六个警察，连大腿杆子都筛起糠来。审讯者让他坐下，刘斯勋的副手、刑侦队副队长马德泉问过他的姓名等等后，便让他交代问题。
马午生可能觉得马德泉的态度很和善，便异想天开地起了硬顶的念头，指手画脚嚷嚷道：“我有什么问题？我是被你们瞎抓的！
我是回回，你们瞎抓少数民族，当心闹起民族纠纷！”
马德泉淡笑道：“回回又怎么啦？你是回回，我也是回回。在中国，什么民族、什么人都得严守国法。马午生，你的事情我们已经掌握得八九不离十了，还是老老实实交代为好！”
马午生声调低了八度，但犹是不肯承认：“我有什么问题啦？
我有什么事儿啦？”
“你先说说你跟朱远芳的关系。”
“她是我一个老战友的女儿，原本是去甘肃虱…”“停！”刘斯勋喝住他，“这个，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全是假的！”
马午生一愣，张口结舌：“这……这个……那么……”他突然咬住了舌头，不无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盯着审讯桌旁边的一张稍矮的桌子。那上面，原先盖着一块白布，现在突然被揭去了，露出了下面那些从钟秀翔住处搜出来的特务活动罪证。
刘斯勋笑道：“怎么，没想到吧？现在，我想你可以开始交代了，不然，对于你来说，可能太晚了。”
马午生沉思良久，终于哭丧着脸作了以下交代——原来，马午生在塔城“苏联侨民协会”当杂役时，其经历和多年生活养成的狡猾引起了披着“苏联侨民”外衣的克格勃特工的兴趣，决定发展他为特工。1959年秋，克格勃派了一名也是“苏联侨民”的女特工以色相轻而易举地把马午生引上了钩，然后便捧出了底牌：要么听他们的指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要么被指控为“强奸罪”送到塔城公安局去。马午生吓坏了，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参加克格勃。从此，他开始秘密替克格勃搜集边境地区的军事、政治情报，从克格勃那里领取了不少奖金。1962年初，克格勃根据赫鲁晓夫的旨意，开始策划“伊塔事件”。具体主持这项阴谋的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第六部考虑到事件发生后，原先在伊犁、塔城等地区活动的披着“苏联侨民”外衣的特工都将暴露而被迫撤回苏联，克格勃在上述地区的谍报工作所选中的人员中，有一个便是马午生。
为了使马午生取得中国方面的信任，便于今后活动，克格勃故意指使马午生在“伊塔事件”发生前便去向中国有关部门报告蛛丝马迹：事件发生时，又让他指使家属逃苏，而自己却留下来阻止边民外逃，从而把他塑出了一副“反修英雄”的形象。
“伊塔事件”后，马午生继续接受克格勃的指令，为克格勃收集情报，直到1966年夏天才停止。之后三年多时间，克格勃没有跟他联系。直到1970年8月中旬的一天，马午生去吉也克镇赶集时，忽然有一个哈萨克牧民打扮的汉子和他打招呼，邀请他去一家小酒店喝酒。马午生马上想到这可能是克格勃派来的联络特工，尽管心里颇有些惶惶，但还是只得去了。果然，酒刚斟上，对方就说出了接头暗语。马午生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只得老老实实听对方传达了克格勃的指令：克格勃将安排一名女特工来塔城城区开展活动，马午生须妥善安排其在当地农村“插队落户”，然后积极协助其进行活动。
那个“牧民”传达指令后，让马午生当场拿出有关方案来。马午生寻思那主儿大概活动过就要走的，即使不暴露，也会给他留下一个话柄，引起人们的议论，日后会与他不利，所以，不能把她安插在自己村里，得弄到外村去，这样，他头脑里便冒出了“红花峪”。
至于名义，这倒难不倒马午生，他想起自己有个姓朱的战友在甘肃，可以让女特工顶其女儿的名义，“转队”来新疆落户。他把设想对“牧民”一说，对方未置可否，让他过几天听消息。
五天后，马午生又去赶集时，径直来到那家小酒店，那个“牧民”已经坐在里面等着他了。这一次，两人谈话时间不长，“牧民”向马午生交代：决定照他提出的方案实施，考虑到这里是边境地区，为避免麻烦，决定把女“知青”朱远芳的原籍定在甘肃边境地区的伊哈托黑，从边境到边境，相对说来不易引起怀疑。“牧民”让马午生这几天不要外出，注意接收从甘肃方面“老战友”寄来的挂号信。收到信后，立刻着手办理此事。红花峪方面答应后，可在巴拉坎大队二小队村口的电线杆一米高处用刀子刻一个“△”符号，朱远芳会携带有关“转队”材料来找他的。
马午生照此办理，去红花峪一说，那边一口答应，说安排一个知青没问题。他便发出了联络暗号。十来天后，朱远芳果然悄悄来找马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