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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民警中，一个就是“山下派”成员陈冬芳的父亲陈明忠。
这陈明忠是个有着十多年警龄的老公安了，经常轮到值夜班，妻子儿女对他晚饭后离家直到次日天明后才回来已经习惯了，但这天晚上却是十几年来破天荒地第一次半夜回来，＇奇。书＇全家都被惊醒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陈明忠哪里会想到自己的女儿正是他的侦查对象，便口无遮拦地把情况说了一遍，说完往床上一倒便睡。
这边屋里鼾声连连，那边屋里陈冬芳却吃惊不小，心里好似装了十五个吊桶，只是七上八下地乱晃。她怎么也没料到，动一动一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反革命，怎么就会惊动了中央公安部。陈冬芳很想马上去找傅索安报警，但又怕半夜三更出门会惊动家人，使父亲引起怀疑。再说这会儿去敲傅家的门也不妥，反倒会惹人起疑，只好捺着性子等到天明再说。
陈冬芳好不容易等到东方发白，再也忍耐不住，马上穿衣起床，出了门直奔傅索安家。
傅索安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晨6点钟正是沉沉大睡的好时光，冷不防被陈冬芳唤醒，难免把脸拉长，说话也不大好听，问女战友来干什么。陈冬芳三言两语地把事情一说，傅索安的睡意顿时抛到九霄云外，时间头脑里就像打翻了盆浆糊，糊里糊涂不知作何反应才好。愣怔了一会，她才作出了决定，把手一挥道：“冬芳，你赶快骑了我的自行车出去，通知金国安、李白波他们，我们六个人在文庙外的牌楼下会合，大家都必须以最快速度赶过去，不见不散！”
一小时后，这六人在文庙外天津市里惟有的一座二柱三楼式的明代过街牌楼下会合了。傅索安此刻已经完全恢复了镇定，她在路上买了一包烧饼，每人给了两个，说：“边吃边跟我走，我们去找个安静些的地方坐下来议议。”
一行人来到离文庙不远的玉皇阁。这是一座建于明朝宣德年间的道观，后来渐渐衰落，到了“文化大革命”，给“破四旧”破得一副萧条破落之相，少有游人光顾，正好给“山下派”暂作议事之地。
六人中，只有陈冬芳、傅索安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金国安四人还懵里懵懂，傅索安说：“发生了一点事情，先由陈冬芳把情况说一下。”
陈冬芳把情况说了一遍，那四人顿时紧张起来，王慧珍吓得脸都变色了。傅索安镇定自若，目光闪闪，扫视五人，说：“大家不要害怕，现在事已如此，怕也没用，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自己应当有个主张：第一，我们‘山下派’搞的是革命行动，并非是违反‘十六条’、‘军委九条’以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行为。第二，张厚石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这样的人，别说自己发病栽倒了，就是活活打死也没什么的。运动开始到现在，全国哪个省哪个城市不打死几个个鬼蛇神‘黑五类’分子的？所以，我们并没有犯什么错误。至于公安部调查，那肯定是张厚石有其他事情，隐瞒了历史问题什么的，这与我们无关。”
傅索安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总算把那几位说得稍稍心定。接着，大家商量如何应付眼前这一幕。议来议去，决定照傅索安提出的办法做：五人先去郊区躲避一下，留下陈冬芳利用父亲职务之便探听消息，看情况变化再作计议。
金国安说：“就去大沽口我伯父家吧。我伯父没儿子，挺喜欢我，老叫我去要。他那里庄户人家，住房宽敞，我们去也住得下。”
傅索安说：“就这样吧，大家回去一趟，带些日用品衣服什么的，对家里人说去保定串连了，几时回来没准。国安你把你伯父的地址留给冬芳。”
傅索安回家后，可能意识到这次离家要在外面待很长一段时间，便把父母抽斗里的现款三百五十元全都取走了，另外，她还带上了担任“横空出世造反总部”常委时搞下的一本空白介绍信。这介绍信为“山下派”后来去内蒙古农村安家落户提供了方便。
当天下午，傅索安、李白波、费磊、王慧珍、金国安来到了离天津市区百余里的大沽口农村，在金国安的伯父家住了下来。那里位于海河入海口，附近就是曾闻名中外的大沽口炮台。这几个城里学生乍来乡村，甚是新奇，忘却了面临的处境，村里村外到处乱转，嘻嘻哈哈闹个不停。只有傅索安没有参加，也不出门，整天缩在她和王慧珍住的那间小屋里，或坐或躺或踱步，一副专心考虑问题的样子。据她后来在苏联对也曾是中国知青身份的克格勃特工胡国瑛透露，那几天里她在考虑前途问题，“感觉到在世界观转变上有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升华，这是一种成熟”。
这种“成熟”很快就有了发挥作用的时候——三天后，陈冬芳突然来到大沽口，带来了一个在傅索安意料之中但还是使她有些慌张的消息：侦查触角已经伸向傅索安！
原来，公安机关投入力量侦查这起谢富治交办的案子后，先是去了张厚石家，想弄清是谁揪走了张。但是，傅索安一行去张家时，张家只有张厚石一人，无人能提供这一情况。侦查人员又向张家的邻居了解，也没得到什么线索。于是，改变方向，向小学校的老校工调查。那老校工只在傅索安几个把张厚石押进学校时和这一行人打了个照面，起初只说得出是几个男女红卫兵，后来经过侦查人员耐心启发，才回忆起为首那个女红卫兵“好像有些面熟”。
进一步回忆，又说“大概就住在附近”。侦查人员再请老头子回忆，他却无论如何也提供不出新的线索了。
侦查人员于是开始发动群众，在以小学校为中心的方圆二公里范围内进行查摸。排出了大约二十来名嫌疑对象，傅索安便在其中。侦查人员之一陈明忠是认识傅索安的，因为她是陈冬芳的同学，这天在饭桌上便向女儿打听傅索安的近况奇书Qisuu网。陈冬芳一听便知道坏事了，佯作镇静敷衍了几句，待父亲一走，马上奔大沽口来报警。
当下，傅索安听了陈冬芳的一番叙述，强迫自己压下心头涌起的惊慌，说：“没关系，意料之中的事，我已有了思想准备，他们迟早要找到我们的。”
陈冬芳说：“我这就赶回去，再打听打听情况。”
傅索安说：“你不要回天津了，你一回去，多半就会被公安局抓去！”
陈冬芳吓得脸色惨白：“这……这是怎么的？”
应该承认，傅索安在同龄人中确实属于思考问题方面的佼佼者，她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公安局侦查案子，只要到了已有确凿怀疑目标的地步，案子就差不多要侦破了。她傅索安住得距张厚石最近，应当是二十来个嫌疑者中的一个重点怀疑对象。而且，由于其他嫌疑对象没有做此事，所以肯定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只有她连人都不知去向。这样，侦查人员势必把她作为惟一的目标来进行重点侦查。只要稍稍一查，他们就会发现她的周围是哪几个人，而这些人正好和老校工所看到的人数、性别等都相符，到这一步，案子就算破了。所以，现在六个人谁也不能回去，一回去就会被抓起来。
那五人被傅索安的分析惊得目瞪口呆。好一阵，才有人战战兢兢地问：“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一直在这里待下去？”
傅索安在这三天内已经对终于面临的这个“万一”反复作过考虑，当下断然道：“这里也不能待，必须离开，一个小时内就离开！”
“啊？为什么？”
傅索安摊出了她的分析：侦查到她头上，民警定会去她家，一查没人，马上会认为已逃脱；于是计议追捕，追捕要线索，其他五人即是线索，只要查清五人的亲友关系，他们会一一登门查找的，所以金国安的伯伯家定在追捕范围内。
那么怎么办呢？对此，傅索安也有考虑：事到如今，先要保证自身安全，所以得逃避追捕。鉴于他们今后一段时间的生活，所以他们应当找一份工作。全国的城市都在闹“文化大革命”，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的，因此宜去农村。去哪里？可以去内蒙古傅索安“革命大串连”时认下的干娘那里。干娘挺喜欢她，一定会接纳他们一行，而且，干爹是生产队长，有权安排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
傅索安一说，金国安五人都愣住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当“山下派”的结果竟会是去内蒙古当农民！一时间，他们谁也不吭声，用沉默来表示对傅索安这个决定的怀疑、不解和反对。傅索安知道这层意思，于是又抛出了她这几天思考的部分内容，大意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当儿，还没有马上结束的迹象。这场革命，在政治上自是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但是在经济上却是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根据“美国之音”、苏联“和平与进步”等电台（傅索安有时收听这些短波敌台）所透露的数据看，“文化大革命”开始近两年，全国工业、农业、商业等的产值都直线下降，对国民经济构成了一种目前看来尚算潜在的威胁，但即使现在就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威胁也会在一年二年后显露出来。
因此，从政治经济学观点看，今后一段时间，国内不可能、也没有经济能力大力发展工业。而这两年来，全国的应届毕业生却有成百上千万，大学又不招生，这些人的出路安排显然是一个大难题。估计弄到最后，中央会下命令让各届初高中毕业生全部去农村安家落户。所以，城市学生去农村估计会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战略步骤。照此估计来看，迟早要去农村安家落户，倒不如乘此机会先下去，将来全国铺开这项工作时，他们倒可以作为典型被广泛宣传也说不定。至于“张厚石事件”，到那时已经时过境迁，不会被追究了。傅索安临末总结道：“因此，这是一步必须走的棋子，但并不是一步险棋，而是一步稳棋，值得我们一走！请大家想一想后迅速作出决定，不超过一小时。一小时后，我就要走了，你们要跟我走的，就一起走；不想走的，就自便。但是，希望看在我们在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这么一段时间的情谊上，谁如果落网了，不要向公安局透露我的去向行踪。”
傅索安说完，不再看谁一眼，而开始自顾整理她简单的行装。
等她把东西全部整理好时，那五位已经齐崭崭地站在她面前了，金国安说：“索安，我们一块儿走！”
傅索安一阵激动，用湿润的眼睛望着战友，激动地和他们一个个紧紧握手，然后说：“我们马上走！”
傅索安的干娘所在的农村在中苏边境额尔古纳河畔的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左旗境内。从天津这边过去的近路是从东北走。
为防止警方在天津火车站设卡守伏，傅索安六人经过短暂的商议，决定不从天津、北京那条线走，而是从塘沽去河北唐山，再往哈尔滨进入内蒙古海拉尔，经根河去目的地。六个人凑了一下，身边总共有三百八十元钱。金国安担心不够，又向伯父要了一百元钱。
临走时，金国安对伯父说，他们一行去江南串连。次日，当天津的侦查人员来到大沽口追捕时，金国安的伯父如实奉告，结果很使他们白白忙碌了一阵。
由于这次事件中有陈冬芳在内，她的父亲陈明忠受到了审查，不久被调离公安战线，去一家工厂当保卫干部。粉碎“四人帮”后，公安机关让他归队，他没答应，一直在那里干到退休。
傅索安一行从大沽口步行赶到塘沽，购买了去唐山的火车票。
抵达唐山站后，他们没有出站，轻而易举地混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当时，仍有少数学生在东游西荡进行“革命大串连”，所以铁路部门对红卫兵乘车的查票并不很严格。这样，他们混到了哈尔滨，又用同样的办法混到了内蒙古根河（额尔古纳左旗政府所在地）。
额尔古纳左旗当时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日常工作由旗委、旗人委（即人民委员会，也就是政府）中未被打倒靠边的干部负责维持。傅索安六人抵达根河后，用傅索安保存的“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空白介绍信开了一份证明六人系立场坚定的红卫兵小将，自愿要求赴边境地区投亲安家落户，请当地政府予以支持并安置等等内容的公函。直奔旗人委，把公函投了进去。
根河属于边境偏远地区，那里的干部十有八九连北京都没去过，“文化大革命”以来只听说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如何了得，却从无缘分能去实地考察，现在天津的红卫兵小将出现在面前，而且是来安家落户的，这不禁使他们甚为兴奋、激动。那些干部怀着革命激情，热情接待傅索安一行，请他们住进旗招待所，免费提供食宿。同时，根据傅索安的要求，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