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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公安部派来指导侦查“2·28案件”的刑事侦察专家抵达将军坟了。
公安部派来指导侦查工作的刑侦专家名叫倪炯敏，五十来岁，山东人。倪炯敏是个“老八路”，抗战初期红军刚改称八路军时参的军，先干侦察兵，三年后又当武工队长。当时胶东半岛上的日本鬼子和汉奸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在他身上，有过不少类似李向阳的传奇事迹。全国解放后，倪炯敏改行搞公安工作，“文革”前夕奉调去了公安部。与其他刑侦专家相比，倪炯敏没进过专业学校，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有比较丰富的刑侦实践。所以，这次公安部派他来将军坟，只让他带了两名年轻的助手，有着要他“独挡一面”的意思。
据当时参加“2·28案件”的“先锋厂”公安处刑警董玉华回忆，倪炯敏的外形看上去不像是一个惯于深思熟虑的专家，倒像是一个惯于逗人发笑的相声演员。他来将军坟时，穿着一件敞怀的外套，五个纽扣已经掉了三个，一下车东张西望，然后嘟哝一句：“这地方瘴气很大。”然后就掏钱要助手去买酒。在接着举行的案情汇报会上，别人喝茶，他却喝酒。这别说在当时，就是在二十多年后的现在，也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自信的，因为一旦案子无法侦破，喝酒就是一个原因，追究起来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倪炯敏后来把“2·28案件”侦破了，所以无人指责他。倒是后来聂荣臻元帅听说倪炯敏喜欢喝酒，特地派人送了两瓶茅台酒去。
倪炯敏听了案情汇报，没发表什么意见，只是问了几处细节，然后说：“让我先考虑一下。”
吴荣德等人认为倪炯敏喝了酒，加上旅途劳累，要休息了，便把他送往卧室。但他并没有躺下，连坐都没坐，就在室内绕着圈子踱步。他的两个助手小唐和小金就在外间整理先前的会议记录。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倪炯敏去见吴荣德，要求去“先锋厂”见见曹秋林和曾厚望。吴荣德当下便亲自驾车陪送而去。
机要通讯员曹秋林被软禁在“先锋厂”公安处，昼夜有人监护，不禁忧心忡忡，一天到晚长吁短叹，一直在打听案子侦查情况，当然不会有人告诉他。此刻他听说来人是公安部专家，料想案子还没侦破，脸上马上出现了一阵绝望的阴云。
倪炯敏安慰他：“不要紧，我们会尽力侦查的。我来找你，就是侦查工作的一部分。我想听你把你从基地接受任务一直到现在的情况源源本本说一遍，说得越详细越好，我有足够的耐心听完。”
曹秋林遵嘱，把情况说了一遍，整整说了一个钟头。倪炯敏听得很仔细，但脸上并不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偶尔还打几句哈哈。听完，他安慰了曹秋林几句，便去找曾厚望了。
曾厚望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子，以前长期干部队保卫工作，五十年代后期调入核试验基地保卫部工作，从1960年开始就担任机要通讯员，从未出过差错。这次密件失窃责任不是他的，也没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但他难受得难以名状，整天待在“先锋厂”的内部招待所房间里唉声叹气。倪炯敏和曾厚望见面，没多说话，只听他叙述了有关情况：2月15日，曾厚望和曹秋林抵达“先锋厂”，当天即去研究所办了手续，把带来的试样放进了研究所的保险箱。
曾厚望是兰州人，以前从未到过西南，难以适应将军坟地区的气候水土，抵达“先锋厂”后的第三天，就出现了病病恹恹的症状。
研究所领导知道后，马上让他去“先锋厂”研究所医务室去治疗。
当时，他们不知道因为试剂的原因，要推迟获得分析结果。所以，曾厚望不肯输液，只配了点药，他特地向医生说明：这是水土不服引起的，他在20日、21日将离开“先锋厂”，届时会不治而愈。服药以后，头两天情况有所好转，到了3月19日却突然腹泻，一昼夜泻了二十多次，不思饮食，头昏脚软，只得卧床输液，两天后方有所好转，但仍须每天去医务室打针。这时，他们已经知道试剂一事，估计要到月底才踏上回程。曾厚望恐怕误了归期，严遵医嘱，每天去向医生报到，老老实实吃药打针。尽管如此，恢复得仍旧很慢，到了2月27日中午，曾厚望突然再次腹泻，这次更加厉害，还伴有腹痛，于是只得再次卧床输液。由于基地急等密件，经请示获准，决定曾厚望留下治疗，由曹秋林一人携密件返回。曾厚望直到3月2日方才痊愈，他知道此时不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况且基地也没命令他回去，所以就留在“先锋厂”，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
曾厚望说完，不住地摇头：“唉——，我这身体……若我这次不生病，那就不会出事，两个人上路，警惕性就高，双保险，扒手别想动脑筋！”
倪炯敏问：“你这次究竟生了什么病？”
“我这身体应该说是不错的，当兵出身，从来没生过什么玻身体素质差的人，也不让当机要通讯员，这次是水土不服，将军坟这地方瘴气太大，我一到这里就感到不舒服。”
倪炯敏点头：“我也是，所以我马上喝白酒。你没喝酒吗？”
“我们这一行有纪律，不允许喝酒的。”
“你的水土不服一说，是医生的判断，还是你自己认为？”
“这是医生诊断。”
“有病历卡吗？”
“没有。我这是临时看病，用不到搞病史。”
“你是不是吃过什么不洁食物？”
“医生也问过，我没吃过不洁食物。”
当晚，根据倪炯敏的意见，侦查指挥部举行案情分析会。由于三镇警方不是指挥部成员，所以未通知他们参加。吴荣德也是老公安，他在上午倪炯敏抵达伊始就已把侦查情况向倪炯敏交了底：侦查工作事实上已经处于走投无路的状况，现在见倪炯敏主动提出开案情分析会，料想这位专家对案情有了新的见解，因此一上来就请“倪老师作指示”。
倪炯敏笑道：“老师不敢当，指示更谈不上。我请同志们看一幅坐标图。”
助手小唐、小金把一张白纸用图钉固定在墙上，众人一看，上面只画着五个圆圈，中间一个稍大，四个方向长度不等画着四个稍小的圈子，大家不解其意，一个个大眼望小眼瞪着倪炯敏。倪炯敏站起来，走到墙角，指着坐标图开始发表他的观点：“这中间的大圆圈，代表将军坟，四个小圆圈，依东南西北方向依次为芙蓉溪、楠角镇、泥坪冈和‘先锋厂’。密件是在将军坟失窃的，我同意大家对于案犯特征的大部分分析意见。现在先谈谈侦查指挥部关于侦查范围的分析，当时一共定了四个地方：将军坟、楠角镇、芙蓉溪和泥坪冈，应该承认这里面的正确成分。但是，我在想，‘先锋厂’为什么不在侦查范围呢？据刘副处长刚才和我个别交谈时解释，是因为‘先锋厂’的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都是经过挑选而来的骨干分子，不可能作案。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站得住的理由，如果‘先锋厂’的治保状况永远能打保票，那么要在厂内设一个公安处干什么？
公安处要设刑侦科、治安科干什么？对付外来的犯罪分子？你‘先锋厂’有军队保护，是军事禁区，出入须凭通行证，外人是无法进来的。退一步说，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可靠，那么他们那些总数超过二万名的家属是不是可靠呢？家属中是否有人可能会作案呢？
所以，我认为当初未把‘先锋厂’定在侦查范围内是一个失误。现在，除‘先锋厂’外的四个范围都已调查过，未发现线索，我怀疑作案者来自‘先锋厂’这一边！
倪炯敏笑笑：“我接下去还要谈到，侍冬早找到晚找到没有什么价值，胡业章的口供据我判断应当是可信的。”
一个侦察员说：“但他右手食指上的伤口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产生的还未得到证实，这是关键的一点。”
“没有‘关键’这个说法，胡业章的右手食指即使没有伤也算不上‘关键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从他的《亲笔供词》观察，他是个左撇子，所以必然是左手作案；而曹秋林的密件失窃于右侧内衣袋，他当时右侧倚树而站，所以案犯作案只能以迎面姿式下手，这样，就必须以右手下手，否则姿式不顺，小臂会接触曹的胸前而被察觉，但胡业章却是左手作案的，因此他不具备这个条件。”
倪炯敏这番话一出口，令众侦察员大吃一惊，他们都和胡业章见过面，却从来没留心到胡是个左撇子，而倪炯敏光凭《亲笔口供》就看出了这一点，这不能不使人惊叹；而他对于案发情况的分析，无疑是细致入微的，令人信服。于是，大家都频频点头，静候倪炯敏往下分析。倪炯敏接着道：“‘先锋厂’除了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还有二万多名家属，加在一起共三万来人口，实际上已是一个城镇的格局。我初步摸了一下，在这个特殊城镇里面，除了‘先锋厂’，还有医院、学校、商店等，那二万多名家属中，有大约六千至七千名是初中生以上年龄至六十岁以下的，这些人中会不会有人是扒手？还有，‘先锋厂’的干部、职工中是不是有人会有作案嫌疑？
这些，都应当查摸一下。大家以为如何？”
众侦察员讨论下来，确实缺乏为“先锋厂”打保票的理由，于是决定报请厂部获准后，将全班人马开回厂区进行查摸。厂部领导同意这一方案，加上一条补充意见：护厂的一个陆军营，也应列入调查范围内。侦查指挥部便速和部队取得联系。双方商定由营部组织自查。
二十四小时后，各处查摸结果纷纷报往侦查指挥部：均无线索。吴荣德无可奈何，愁眉苦脸地去见倪炯敏。他走进倪炯敏的临时办公室时，只见桌上放着两个空酒瓶，三只酒杯和几个空罐头，烟缸里的烟蒂堆积如山，显然，来自北京的这三位今天一直在喝酒。吴荣德哭笑不得，接过倪炯敏递过来的香烟，苦笑道：“倪老师，我们白辛苦了一天一夜。”
“吴处长请坐！”倪炯敏拉吴荣德坐下，“没有白辛苦，这是必要的铺垫，真正的查摸马上要开始了，当然，这是连专案侦查指挥部也只能少数几个人知道的秘密查摸，我料到你会来找我，就在这里等候大驾光临啊！”
吴荣德给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铺垫？真正的查摸？这是怎么回事？”
倪炯敏便向吴荣德作了详细介绍——昨天，倪炯敏去查访曹秋林、曾厚望后，凭着一个刑侦专家的职业性敏感意识到这桩案件似乎和“先锋厂”的人有关。他回忆了和曹秋林、曾厚望谈话的每一个细节，很快就找到了疑点：曾厚望的两次“水土不服”显得过于突兀。案件失窃的关键条件是由原来的两人护送改为一人护送，而曾厚望的“水土不服”恰恰构成了这个条件。倪炯敏于是决定在这上面找找线索，他通过“先锋厂”党委动用了保密电话，先和核基地方面取得联系，通过对曾厚望的调查排除了其参与密件盗窃的可能性，接着便和公安部通话，要求速向卫生部有关专家了解有关西南“水土不服”症的各种症状。北京很快就来了回电，告知了症状，倪炯敏发现曾厚望的症状仅在初期和“水土不服症”相符，之后便完全不符，于是便怀疑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企图人为制造一人护送密件的结果。这一怀疑最有理由的依据是曾厚望的两次卧床输液的时间恰恰和试样分析结束的时间相同。倪炯敏当即决定要在这上面重点查一查，但他担心一下子把矛头转向“先锋厂”会打草惊蛇，所以提出先作为一般刑事案件在全厂（包括家属区）作普遍查摸。其实，倪炯敏心里已经有数：如果案情确如他所估计的，那么无疑这一定是一起政治性间谍案件。
当下，吴荣德听倪炯敏如此这般一说．惊得目瞪口呆，好一阵才说出一句话来：“会是间谍案？”
“如果案情确和曾厚望两次患病有因果关系，那么这无疑是一起间谍案！”
吴荣德向倪炯敏请教接下去应当如何着手侦查，倪炯敏说：“先从曾厚望的治病查起：是谁给曾治的？采取了什么措施？服了什么药？药物来源？给药途径？根据查得的情况再作下一步安排。”
吴荣德说：“好！我马上作安排！”
倪炯敏又说：“为防止打草惊蛇，要给外界形成一个假象：把今天在厂区内调查的人仍抽出去在原定的四处地方进行调查，使人以为今天一天的调查只不过是走过场，应付公安部专家。当然，接着开始的厂内调查应当是绝对保密的。”
“是的。
对“先锋厂”研究所医务室的调查，根据倪炯敏的安排开始悄然进行。倪炯敏作为一名刑侦专家，所考虑的每一步都是慎密、细致的，他认为曾厚望看病可以不用病历卡，不作病史记载，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