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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对“先锋厂”研究所医务室的调查，根据倪炯敏的安排开始悄然进行。倪炯敏作为一名刑侦专家，所考虑的每一步都是慎密、细致的，他认为曾厚望看病可以不用病历卡，不作病史记载，但是既然用了药，那么就要开处方，而处方上必须有医生的签名。所以，给曾厚望开处方的那个（或者几个）人便是给曾厚望看病的医生，调查就从他（他们）身上开始，当然必须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
“先锋厂”公安处请研究所财务科以“查账盘库”为名，出面对医务室的库存药品、处方等进行检查。财务人员根据公安处事先的指点，把注有“外来人员曾厚望”字样的几张处方暗暗抄了下来。
吴荣德一看，都是诸慧丽所开。情况报到倪炯敏那里，倪炯敏问：“诸慧丽是怎么一个人？”
公安处刘城副处长说：“她是个20多岁的青年女医生，1969年来我厂工作的，先在厂医院当内科医生，半年前才调来研究所医务室。”
倪炯敏眨了眨眼睛：“调她的档案！”
半小时后，诸慧丽的档案袋已经放在倪炯敏的面前。倪炯敏详细阅读了有关内容：诸慧丽，1944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矿工家庭，父亲是矿工，母亲家庭妇女。1949年初，她过继到伯父名下，赴北京随伯父母（亦即以后的父母）生活。其伯父母均系革命干部，分别在水产部和北京市物资局工作。诸慧丽自小学起，一直至西南医大毕业，皆品学兼优，多次获奖，在大学里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1967年，她从西南医大毕业，因“文化大革命”而到1969年3月才分配工作，赴“先锋厂”医院担任内科医生。来厂后表现不错，是研究所行政线党支部委员。
倪炯敏把材料袋装进档案袋，问道：“她结婚了没有？”
吴荣德说：“还没有。最近正在谈恋爱，对方是本厂的一个工程师，和她同年，西安交大毕业的，也是1969年分配到我厂的，表现很好，已入党了。”
“两人谈了多久，关系怎么样？”
“谈了三四个月，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倪炯敏沉思了一会，说：“从这些情况来看，诸慧丽应当没有问题。”
吴荣德、刘城互相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道：“可是……”倪炯敏打断道：“可是我仍旧认为案件的毛病应当出在医务室。”
“那下一步怎么办？”
“还是盯着那里查，不过要换一个方向，查查他们那里最近是否有人外出过——哪怕是半天。”
吴荣德情研究所劳动人事科悄悄查了一下，整个二月份医务室无人外出。这个“外出”指的是离开“先锋厂”范围，医务室全体人员都住在“先锋厂”家属区，成家了的住公房，单身的住宿舍。
“先锋厂”厂区相当于一座小城，各个进出口都有军人和公安处人员把守，出入都须登记，所以一查就能一目了然。到这分儿上，别说吴、刘两个处长和小唐、小金了，就是倪炯敏本人也傻眼了。几个人凑在一起嘀咕。这事怎么着？怎么横查竖查都不着边儿？倪炯敏无咒可念，心烦意乱，他还得每天和北京通电话，向公安部汇报侦查工作情况。这天晚上打过电话，大概受到指责了，回到卧室沉着脸道：“咱先扔下案子，喝酒聊天吧。”
于是，五个人喝起了酒。因为心里兜着案子，聊着聊着还是聊到了这上头，小唐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医务室没有人外出，那就说明密件并非那里的人所扒窃——当然目前还不能排除与案情有关的可能。但是，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考虑一下：外面的人是否进过‘先锋厂’，与医务室的嫌疑人接触，双方互相策划并作案？”
倪炯敏眼睛一亮，盯着吴荣德、刘城：“有这个可能吗？就是外来人员能否进厂？”
刘城说：“外来人员若是工作关系要进厂的，必须经国防科委批准并出具贴有照片的公函，凭公函经我厂核批后方发给‘临时通行证’。但是，若是只进入家属区，那就只需接待方登个记就行了。
当然，根据规定，那只限于本厂人员的亲属。”
倪炯敏恍然大悟：“弄了半天，原来你们是内外有别——生产区和家属区是分开实施安保的。这就好了，照小唐说的去查一查外来人员最近是否有访问研究所人员的，尤其是医务室。”
吴荣德兴奋得差点手舞足蹈：“查！查！查！立刻查！老刘，你去办一下，这里坐等回音！”
刘城立即出门，去公安处办公室往“先锋厂”通往外面的四个卡子打电话，让火速查明2月份外来人员找研究所人的名单，一会儿，他拿着一叠纸条兴冲冲地奔进来：“有门儿！有门儿！”
这“门儿”就是名单中果然有找研究所医务室的，来人是个女知青，登记本上填着名叫卞学君，贵州省榕江县九里坝公社新花大队插队知青。二十三岁。接待人是邝裕祥，系卞之舅父。2月1日抵达，2月29日离开。
倪炯敏看了那张纸条，问道：“这个邝裕祥是什么人？”
“研究所医务室主任，一个有着多年医疗经验的内科医生晤，倪老师要不要查阅档案？”
“暂时不查。我们还是先查一下那个卞学君吧！”
吴荣德说：“对！分两步查：一是马上和榕江方面联系，是否有此人。二是家属区查摸，弄清她来这里的目的及活动情况，重点是2月28日上午案发时间的行踪。”
“对！”
调查进展神速，次日中午，两项结果都已获取：一、榕江方面称确有卞学君这么一个女知青。二、邝裕祥夫妇同在“先锋厂”工作邝妻春节前去南京老家探亲，至今未归，邝一人居住，外甥女来后与他做伴，他似乎不大怎么陪她玩耍，那姑娘一直待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听留声机，2月28日的去向因不能向m调查，所以无法知晓。”
吴荣德说：“就这些，似乎不大有价值。
倪炯敏胸有成竹道：“我始终盯着曾厚望那两次‘水土不服’不放，现在冒出这个女知青来，哪有轻易放弃的道理？往下查！三管齐下——第一，派人去榕江找卞学君当面询问。第二，找诸慧丽调查给曾厚望看病是怎么回事。第三，查阅邝裕祥的档案。”
刘城副处长带了两名女刑警赴榕江去找卞学君调查。这边，小金和吴荣德找诸慧丽一调查，不禁大出意外：原来，诸慧丽在着节后临时借往“先锋厂”医院去了，到2月29日才回来，在这期间，她根本没去过研究所医务室，更谈不上开处方了。
倪炯敏亲自查阅档案，也有收获：邝裕祥，1930年出生于贵阳市的一个医生家庭。1951年，他考取上海医学院，五年后毕业，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于表现积极，被吸收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次年，经部人事部门决定，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保健医生，直至1959年底。之后，一度仍调往第七机械工业部担任医务方面的工作，还借调去过北京协和医院。1965年“先锋厂”组建时，国防科委把他调来，先在厂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后来研究所组建医务室，考虑到他技术全面，并且有过当保健医生的经历，便委他担任了医务室主任。邝自参加工作以来，一贯表现积极，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邝妻强秀凤系“先锋厂”医院药剂师，平时表现也不错。倪炯敏把档案材料连看了几遍，临末目光停留在“1957年3月至1959年12月，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保健医生”一行文字上，皱起的眉头使目间皮肤形成了一个“川”字。在公安部，他虽然不是搞政治保卫工作的，但对那个部门的一些材料（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即“文革”前的）并非一无所知，他听说过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破获的一些反革命特务案中，有的案犯就是在和苏联援华、访华人员的接触或者留学苏联时，被克格勃特工拉下水而成为出卖祖国的间谍的。因此，他产生了联想：眼前这个邝裕祥有过与苏联专家的接触，会不会被混迹其中的克格勃特工拉下水了？这个联想固执地占据着倪炯敏的思维空间，最终成为一个疑点，而被他在本子上记录了下来。
次日，转榕江调查的侦察员风尘仆仆驱车而归，带来了同样令人出乎意外的消息：榕江县九里截公社新花大队确有一个名叫卞学君的女知青，查其档案，系贵阳市人，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去榕江插队落户，她的舅舅是邝裕祥，“先锋厂”医生。但是，卞学君今年春节并未离开生产队，她那个集体户的全体知青都留在乡下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了一个“革命化春节”。侦察员还带回了一张卞学君的照片，果然和邝裕祥的邻居所说的那个“卞学君”相貌不同。
这样，事情基本上明了了：一个女特嫌分子冒卞学君的身份混进“先锋厂”家属区潜伏下来，在邝裕祥的配合下于2月28日去将军坟汽车站窃取了曹秋林所携的密件。
侦查指挥部当即决定：立即传讯邝裕祥！
leqZ年3月8日深夜，“先锋厂”公安处的两辆吉普车悄然驶至邝裕祥所住的楼下。侦察员叩门而入，向邝出示了由厂党委批准的《传讯通知》，把邝请上了汽车，直驶公安处。与此同时，对邝宅和研究所医务室的搜查也开始了。侦察员经过细致的搜索，抄到了他裕祥用于特务联络的密写药水、工具以及两本密码。此外，还查获了特嫌分子作案时所供的那个被误认为是“狗爪子”在曹秋林身边出现过的可疑人物的衣着特征正好相符。在绒线帽里发现女性长发一根，这为后来追踪、认定间谍案犯提供了铁证。侦察员把搜查结果报往侦查指挥部时，吴荣德、刘城以及倪炯敏的两位助手小金、小唐对邝裕祥的讯问正在进行。邝裕祥初时自然拒绝招供，一口咬定公安处抓错人，扬言要到北京国防科委去告状。待到侦察员把他自以为密藏得天衣无缝的密码等证据送进来时，这才傻了眼，接着就痛哭流涕，跪地不起，磕头如捣蒜。吴荣德没料到这个平时一向自视清高、自命不凡的高级知识分子竟会弄出这副腔调来，不禁看得怔了。片刻才回过神来，亲自下座上前把他扶起来，说：“老邝，你别这样，事情到了这地步，还是老老实实交代清楚为好。你那个‘外甥女’已经走了一个星期了，我们还得找她追回密件，你早一分钟交代，我们就早一分钟追回密件。否则，时间耽误了，出了更大的漏子，对你可是大大不利！”
邝裕祥这才停止哭嚎，坐在椅子上，一边抽泣，一边抹着眼泪鼻涕，断断续续地作了交代——诚如倪炯敏所估计的，邝裕祥早在1958年7月间，就在陪苏联专家去北戴河休养时，被混迹其间的克格勃特工软硬兼施拉拢，答应为克格勃工作。那个披着“专家”外衣的克格勃特工利用平时和邝裕祥的接触，对其进行了收集情报、使用密写工具、联络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并给了一些钱。但是，并没有下达活动指令。1959年12月，专家组撤回了苏联。临行前，那个克格勃特工吩咐邝裕祥潜伏待命，伪装积极，取得信任，以便日后大展鸿图。邝裕祥具体做的事情，就是每隔三个月把自己的境况向澳门的伯父（他是一个本分的老中医）写信告知就可以了。
从1960年3月开始，邝裕祥严格遵照指令执行，每季度向澳门伯父处写一封信。克格勃方面对他就像忘记了一样，从来不联络，也不下达活动指令以及发放特务经费。这种情况使邝裕样产生了一种“得以解脱”的想法。他的“下水”出于迫不得已，后来他曾为之懊悔不已，所以当克格勃那么长时间不理睬他时，他很是轻松了一阵。但这毕竟是暂时的，克格勃既然拉他“下水”了，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不过是在等待时机。到了1965年，邝裕祥被调来“先锋厂”后，马上就有密信寄来，命令他提供情报。“先锋厂”作为一家大型保密单位，自有许多保密措施，各部门之间处于完全独立、封闭状态。因此，纵使邝裕祥费尽心机，也只弄到了极小部分的情报。对于克格勃而言，这中间最有价值的一条情报，就是“先锋厂”研究所承担中国核试验基地部分项目的数据分析。克格勃曾在1968年下半年，接二连三发来密令，让邝裕祥摸清核基地和“先锋厂”之间的联络、接触过程。邝裕祥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完成了任务，于1969年2月把这一至关重要的情报向克格勃提供了。
从那时开始，邝裕祥就意识到克格勃要在核基地分析数据密件上动脑筋了。果然，1972年1月13日，邝裕祥接到克格勃以信件方式（密写）发来的指令，命其火速制定一份接待及协助特工窃取元月8日中国那颗氢弹爆炸后“先锋厂”研究所数据分析结论赛件的方案，在元月2O日前寄达贵阳市的一个地址，显然那里有克格勃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