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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冬锋当即表态:难度再大也要上,一定要把案犯抓到!
“先锋厂”方面原来的设想是在上海历届知识青年中排查线索,然后缩小范围开展侦查。但这个方案显然是难以实施的:至1972年1月底,上海已有八十九万七千六百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说档案材料不全,就是全的话,在这些数量的材料中找一个只有体态容貌特征的“小龙”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等于是在一个中等城市中找一个匿名者,而且这个匿名者还只是“曾在这里待过”,显然是无法进行的。上海专案组诸君也开动脑筋反复考虑,但一时想不出一个在时间和质量上都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这时已是3月11日深夜,大家都已疲惫不堪,于是决定休会,次日再作计议。
次日上午9时,双方继续举行案情分析会。上海专案组侦察员老卢提出了一个主意:“小龙”潜来上海既然是为养伤,那她一抵上海首先必须治疗,要治疗就必须进医院,进医院就得填病历卡,河不从这上面试一试?即使查遍全市各个医院,范围也是有限的。
众人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立刻散会,两人一组拼成了十个小组,配备摩托车,划分地块,马上开始调查。
当时,上海卫生系统有个规定:患者求医,病历卡由各医院挂号室保管,只给患者一个门诊号,凭号付费领病历卡。这个规定无意中给“2·28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方便。使侦察员每到一个医院,都能很容易地调阅今年3月1日以后新开的病历卡(据分析,“小龙”肯定使用新开卡)。上海的医院很多,从市级一直到区级、街道(地段)级加起来共有二百多家,还不包括十个郊县的县级、镇(公社)级医院。二十名侦察员一天跑下来,只查一百来家医院,并未发现线索。
当晚,几个头头脑脑开碰头会,认为侦查思路是对头的,但鉴于时间紧迫,需要增大侦查力度:从次日起,增派十个小组投入调查;同时,急电通知十个郊县公安局,由各局安排专人去境内各医院卫生院调查,所有工作必须在一天内完成。
这样,到3月13日晚上,侦查触角已经伸遍了全市市区、郊区大大小小的每个医院,但是,反馈过来的情况却令人无法乐观:竟是没有一个女青年去诊治左脚大脚趾骨折的!侦察员皆大惑:难道侦查思路出了问题?一时间,会议室议论纷纷,许多人的观点倾向于“小龙”并未来上海。“先锋厂”方面的刘城、李平几个头头,闻言神色都变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案件便重新成为“无头案”了,侦查难度之大使人不敢想象。
这时,倪炯敏开口了,问上海专案组组长:“老邵,你们上海有没有企业医院?”
邵冬锋闻言,先是一怔,继而恍然大悟:“有企业医院!对!
对!对!漏了这一块!”
所谓“企业医院”,是指一些拥有万名职工以上的大型企业自己办的医院,当时上海颇有几家,这种医院由企业自己管理,与卫生系统没有行政关系。一般说来,除非军工企业,其他企业医院都对外开放,社会上的居民只要付费,就能去看病治伤。企业医院的规模、设施相当于郊县的中心医院,治“小龙”那样的骨折完全胜任,因此,不能排除她去哪家企业医院治伤的可能。对于警方来说,这是落实这个侦查思路的最后一个机会,自然紧抓不放。邵冬锋当即下令:“往各个局打电话,查明全市共有多少企业医院以及具体地址。”
这个指示马上得到了落实,十来分钟后便有结果报来:全市共有十一家企业医院,其中海军军工企业的那家对外不开放。邵冬锋说:“好事不隔夜,马上去人一家一家查!”
当天午夜时分,侦察员在位于杨浦区的上海第二钢铁厂医院内查到了一起可疑病历。那是3月1日以来全市推一诊疗的一起女青年左脚大脚趾骨折的病案,病历卡上写的姓名是“谢宝贞”,二十四岁,住址是临青路188号;是3月3日去二钢医院治疗的。去调查的侦察员当即请二钢医院总值班把那天给“谢宝贞”治疗的外科医生张磊接来,请这位三十来岁的女医生提供那位骨折病人的特征。张磊每天接待病人,已经记不得这么一个女青年了。于是把病情提了提,这才想起来,也说得比较笼统。这时,邵冬锋打来电话,说:“问医院拿她的X光片子,调过来作比较。”
侦察员带回了“谢宝贞”的X光片子,请市局的一位资深法医将“先锋厂”方面带来的那张X光片子一比较,马上得出结论:受伤位置、伤势完全一致。警主于是立刻作出决定:传讯“谢宝贞”!
但是,病历卡上的地址“临青路188号”并非居民住家,而是一家单位——上海第十九毛纺厂。查了该厂职工名单,并无“谢宝贞”其人。侦察员商量下来,随即去管辖派出所查临青路188号附近的居民户口底本,也未发现“谢宝贞”其人。看来,“谢宝贞”和“小龙”一样,是一个杜撰的名字。侦查进行到这里,线索断了!
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侦察员经过一番讨论后认为:“小龙”既然在上海十一家企业医院中选择二钢医院去治疗,自有原因,多半是她对这家医院比较熟悉,或者以前曾去看过病;而把家庭住址定在临青路188号,从逻辑推理角度来说,也绝非偶然,至少她是知道那里是这么一家工厂。临青路188号和二钢医院所在的宁国路同在杨浦区,相距不过两站路。“小龙”对那块区域比较熟悉,估计多半原是杨浦区眉州街道或者平凉街道的居民。据此,警方决定立即在这两个街道内开展暗查。另外,再次派员去二钢医院,向张磊以及给“谢宝贞”拍X光片子、上石膏的医生详细了解有关情况。
警方迅速召集眉州街道、平凉街道各里委会治保委员开会,当场介绍了查缉对象的特征,要求治保委员回去立刻进行秘密查摸,务必在当天晚上前完成此事,将结果报来。所有参加侦查的侦察员都对这项调查寄予着很大的希望,但是,到晚上8点钟当最后一个里弄报来调查结果时,他们失望了——这两个街道总共大约八万居民中并无类似“谢宝贞”这样的一个人物。
与此同时,对二钢医院张磊等二位医生的调查也在进行之中。
侦察员找了外科医生张磊、放射科医生富一迪,但是两人无论怎么回忆,也想不出和“谢宝贞”接触时对方说过什么有侦查价值的话语。这样,有希望提供线索的只剩下一个人了——上石膏的辛宁医生。辛宁这天休息,去苏州游玩了,要隔天才能回来。几个头头交换了意见,决定连夜派警车赴苏州找其调查。
侦察员驱车抵达苏州,找到辛宁下榻的亲戚家时,已是凌晨1时多了。辛宁没有思想准备,乍见侦察员又惊奇又紧张,连听都没法听清来意,好一阵才定下神来,连连点头答应“回忆回忆”。他看了侦察员带去的病历卡上自己记下的处理记录,忽然兴奋起来,拍着大腿叫道:“记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姑娘,她是虹口区的!”
哦!侦察员闻言大喜,但因前面一次次希望都落了空,所以对眼前这一幕还有点半信半疑,为首的李平小心翼翼地向对方请教:“辛医生,你怎么知道她是虹口区的?”。
“她家就住在我家隔壁弄堂!”
哦!侦察员又惊又喜,忙向辛宁请教是怎么回事。辛宁说出了3月3日他和“谢宝贞”接触的经过:那天上午,骨折病人特别多,一会儿就来了七八个,最后一个是“谢宝贞”。偏偏只有辛宁一个人当班,只有一个护士学校的实习生做他的下手。那个实习生手脚很慢,惹得辛宁满腹生火,却又不能发泄,但脸面上肯定是很不好看的。“谢宝贞”甚是乖巧,见状便过来帮忙。她做下手倒比那个护校实习生利索,使辛宁的火气渐渐平息了下来。轮到“谢宝贞”上石膏时,后面只有一个病人了,辛宁便和她闲聊起来。她见桌上有一个印有“红星毛巾厂”的杯子,便问辛宁家里谁在那个厂工作。辛宁说他妻子在该厂工作,反问对方怎么知道“红星厂”的。
“谢宝贞”脱口而出:“我家就在‘红星厂’后门口。”
辛宁家也住在那一带,便说了地址。“谢宝贞”看上去感到很高兴,说她拆石膏就不到医院来了,直接去辛宁家拆。辛宁当时答应了。
侦察员听罢,提出了一点疑问:“你看了她的病历卡吗?那上面写着地址,你有没有发现跟她说的不相符合?”
辛宁摇摇头:“我没看。我们上石膏的只记病史,不开处方,所以一般是不看病历卡封面的。”
调查结果报到设在上海市公安局内的“2·28案件”临时侦查指挥部,几个负责人大喜,当即拍板:立即传讯!
3月15日早晨7时许,十多名便衣警察悄然来到虹口区红星毛巾厂后门外的弄堂里,将“谢宝贞”家团团包围。居委会小组长上前叩门,来开门的是“谢宝贞”的姐姐,她见门外站着几条大汉,不禁一怔,还没等她回过神来,侦察员已经一拥而进。客堂间里,一个中高身材、皮肤黑黑的姑娘站在桌前,正提着热水瓶往杯子里倒水,见有人闯进来,她马上把热水瓶放回原处,盖上瓶塞,尖着嗓子喝问:“你们干什么?”
她一边说话,脚下一边往里间挪步。但两个侦察员已经挡住了里间的门,另外两个逼上去,看了看她上着石膏的左脚,'奇。书'二话没说,马上揪住,扣上手铐,押了就走。
“谢宝贞”被押进上海市公安局的审讯室时,倪炯敏、刘城、李平已经等待多时了。审讯立即开始——“你叫什么名字?”
“皮勇。”
“年龄?”
“二十二岁。”
“你的职业?”
“我是知青。”
“在哪里插队落户?”
“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
“怎么来上海?”
“上海是我家,我在内蒙古待着没劲,就回来了。”
“几时回来的?”
“早就回来了,去年夏天就回来了。”
刘城换了个话题:“今年春节你在哪里过的?”
“上海。”皮勇面不改色。她受派遣潜入中国活动前,克格勃的谋报专家给她拿过主意:据可靠情报(估计可能是分析皮勇叛逃时的情况所作的结论,而不是情报)。你的叛逃并未被内蒙古方面察知,那匹马未被中国边防军抓住,逃回本屯了。你如果落网也完全不必害怕,一口咬定是内蒙古知青就是了。皮勇吃了这么一枚定心丸,所以真的不害怕。
接下去又审了几个问题,皮勇都是信口开河回答的。这样,审讯便告一段落,安排皮勇吃早餐,她提出要喝酒、未获准,弄了一碗牛肉面给她吃。
邵冬锋率人拘捕皮勇后,随即对皮勇住处进行了搜查,未搜出“2·28案件”密件或者其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侦察员请示临时指挥部后,将皮勇全家人暂移居委会居住,将皮家封闭,派人昼夜看守。与此同时,邵冬锋布置几名侦察员分头找皮勇家人和邻居了解皮勇的情况,掌握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时间情节:皮勇自去年3月离沪赴内蒙古插队后,直至今年3月2日方才返沪,中间未和家里人通过信。
邵冬锋把这个情况带回市局后,刘城、倪炯敏当即决定立刻接着审讯。原以为在摊出这个证据后,皮勇会举手投降,被迫承认作案情况。殊不料她对警方祭起的这个“法宝”根本不当一回事,“九供不离一辞”,始终咬定自己是去年夏天就返沪了。问她为何家人、邻居都不能为此言作证,她冷冷一笑,反问“我怎么知道”。
审讯再次告一段落,众侦察员聚在一起讨论应当如何对付皮勇。议了一阵,倪炯敏猛然想起从“先锋厂”带来的留在从邝裕祥家里抄出的毛线帽里的那根女性长发,不禁大喜,笑道:“有了,让科学鉴定来说话吧……化验那根毛线帽里的头发!”
此言一出,全室鼓掌。于是当即去皮勇那里取了一根头发,连同从“先锋厂”带来的那根头发,一起送往市公安局技术处作比照鉴定。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根头发是属于同一个人的。至此,已经完全可以认定皮勇是“2·28案件”的作案者。
三审皮勇,这个扒手出身的克格勃特工仍然咬紧牙关不肯松口。这次审讯特请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的一位资深预审员出马,整整持续了十四个小时,但是,皮勇连自己的特工身份都坚不承认,“2·28案件”更是一问三不知。
临时指挥部经过紧急商议,决定分两步走,一步是继续提审皮勇,开展政策攻心和人道感化,力争使案犯如实招供。一步是立刻开始组织力量对皮勇3月2日返沪后的行踪进行严密的调查,对她抵沪后至被捕这段时间内的活动内容列出一张时间表,并且要查明她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