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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解释了仍说不明白，还要反复提问。傅索安是何等角色，哪有不明白他的用意的，她在心里冷笑：好小子，还真有你的，敢向我叫板，我这就给你点颜色看看，让你终生记住我姓傅的！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每堂课的课时规定是两个小时，傅索安给黄一煌记着账，他在一小时二十分钟内共“提问”八次，算是开腔了：“黄一煌学员，今天看来你的脑子很成问题，为了不影响其他学员听课，我通知你：如果再有不懂的问题，可以留着下课后向我约时间，我给你个别辅导。”
黄一煌笑道：“谢谢傅教官的好意，可是我没时间奉陪。”
傅索安还以一笑：“那你就掂量着办吧。”
只隔了五分钟，黄一煌又一次举手了：“报告教官！”
傅索安朝他摆摆手，示意他收敛。黄一煌马上站了起来，气势汹汹道：“你是教官，凭什么不准学员提问？”
傅索安用教鞭指着他：“你胆大包天，竟敢故意扰乱课堂秩序，听着，立刻给我滚出去！在外面走廊里站着，听候处理！”
黄一煌端坐着不动，冷笑道：“想来调教我？你还不配！”
傅索安再次喝令：“黄一煌，执行！”
黄一煌只是冷笑：“哼哼……”
傅索安大步走到黄一煌面前，举起教鞭就抽，被黄一煌跃起一把抓住教鞭，一折为二。傅索安尖喝一声：“大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抽了黄一煌两个耳光。黄一煌给打懵了，继而大怒，不顾一切地朝傅索安扑去。傅索安飞快地退后两步，侧身飞起一脚，正踢在黄一煌的小腹部，黄一煌顿时蹲了下来，双手捂着小腹，睑如土色，冷汗淋淋，呻吟不已。全班学员见这个年轻美貌的女教官竟轻而易举地制服了人高马大的黄一煌，不禁大出意外，一个个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傅索安回到讲台前，写了一张纸条，命令一个学员即送校部。
七八分钟后，门外进来两个苏联卫兵，径直走到犹自蹲在地上的黄一煌面前，二话不说，双双伸手把他从地下拎了起来，夹着就走。
当天，“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学员餐厅门口贴出了一纸由校长签署的布告，称黄一煌违反校规，顶撞教官，扰乱教学，决定给予禁闭一周的处分。布告末一段以严厉的措辞提醒全体学员。
如果严重违反校规，或者虽不严重但屡教不改的，校方将取消此人的学籍，送往劳改营去服终身苦役。
今天，“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已不复存在。但是，这所学校的档案被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并且从1994年开始可以供付了一定费用的任何人阅读。德国《冒险者之友》杂志的记者海茵莱姆德曾阅读了关于“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档案，并且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节谈到了该校的禁闭室。据海茵莱姆德说，禁闭室是一排连门都密封得不透一丝光线的面积仅二平方米的小屋子，没有窗，仅在屋顶设一个碗口大的透气孔。上面设有顶盖，以防漏雨。室内有灯，但只有在送食物时才打开几分钟。禁闭室内除了卧具和便桶外，再也没任何东西。被禁闭者要么躺着，要么坐着。
站着，终日待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每天上午有几分钟的放风，那就是出去倒便桶。每天的食物定量是五百克面包、两个土豆、一块一百克重的成肉或者成鱼，没有汤，没有牛奶，只供应一千克水。所有这一切，全是为了惩罚被禁闭者，让他们留下恐惧心理，以便今后不再发生违规行为。海茵莱姆德在文章中还提到：“据记载，这所学校的禁闭室的第一个禁闭者是一位精于扒窃技术的中国姑娘。第二个也就是第一个男性禁闭者是一个中国青年，他是越境叛逃投奔克格勃的。”据此推测，这两个人便是皮勇和黄一煌。
皮勇在禁闭室里待了两个小时就被傅索安保释出来了，所以没吃什么苦头。而黄一煌则不同，他实实在在被关了一百六十八个小时，一分钟也不少。出了禁闭室，他像换了个人，以外形看去，原先的英俊模样打了折扣，无论从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显得有些“萎”；但从气质判断，他似乎显得成熟了。
以傅索安的禀性，对黄一煌的“处理”还没结束，她要从精神上彻底击垮这个比她大一岁的美男子学员。因此，当她在黄一煌出禁闭室后第一次踏进高级班的课堂时，授课前的第一句话是：“黄一煌，起立！”
黄一煌应声站起来，立得毕端毕正，双目正视着傅索安，目光平静而柔和。傅索安厉声问道：“你蹲了一个星期禁闭室，有何感想？”
“错有应得，咎由自取！”
“你改不改？”
“我保证改正！”
傅索安把黄一煌当众作践够了，这才让他坐下，开始讲课。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接下来轮到黄一煌“作践”她了。下课后，黄一煌走到正在整理教案准备离开的傅索安面前：“傅教官，我关了一星期禁闭，拉下的功课怎么办？”
傅索安看都不看他：“你那么聪明，拉下一星期又怎么样？自己翻翻讲义不就得了。”
“可是，讲义中的有些专用术语我不理解。”
“你可以去图书馆找答案。”
说话间，其他学员已经离开，教室里就只剩下他们两人了，黄一煌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放在博索安面前：“给！”拔腿就走了。
傅索安以情报特工的理性克制了想马上开拆这封信的好奇心，把信夹进教案，不慌不忙地走出了教室。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这才拆开信封。原以为是黄一煌的道歉信，没想到开头的称呼竟是“亲爱的索安”！啊？傅索安往下看，竟是一封求爱信！
傅索安看完信后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家伙作践我！顶梁火顿时冒了出来，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抓起电话机送话器，打到学员宿舍，让管理员通知黄一煌立刻来办公室。
学员宿舍区离傅索安的办公室有八百米距离，几分钟后门口已经响起了黄一煌的嗓音：“报告！”
“滚进来！”
黄一煌进门，冲傅索安行礼：“傅教官！”然后直挺挺地站在傅索安面前。傅索安留意到，他的眼光在桌上那封信上扫溜过时，显露出一种抑制不住的得意。
“这是你写的？”
“是的！”
“你写这东西的用意何在？”
“这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简言之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我爱你”’。黄一煌面不改色，声音朗朗。
“你竟敢作践我？”博索安扬起了右手。
已经领教过这只手厉害的黄一煌下意识地把脖颈一缩，但又马上挺了起来：“不敢！不过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在禁闭室里反复想过，觉得您是一位漂亮、聪明、能干而又极富个性的姑娘，我“住嘴！”傅索安大喝一声，扬起的手却放了下来，睁大眼睛盯着黄一煌的脸：“怎么？你还想去禁闭室？”
“不！凭这，你不能关我的禁闭！”
“什么？”
黄一煌说：“我向您求爱，并未违反校规。”
傅索安经他一说，猛然想起校规中确实没有“不准学员和教官恋爱”这么一条，而只有“学员之间不准恋爱”。这是制定校规者的失误，不过也不能怪他们，克格勃特务学校中确实未曾有过师生恋爱的事情。而眼前这个黄一煌，显然是钻了这个空子。
傅索安恨得咬牙切齿：“可是我可以按你！你难道忘记被我打得差点趴下来吗？”
“没忘记！但我不怕您打我，要打就打，这是第一。第二，你打我是违反校规的，当心受到处罚！”
傅索安哭笑不得，把手一摆：“去！去！去！记着，我不接受你的求爱！”
黄一煌又是一个立正：“是！”转身，出门，皮鞋声笃笃地走了。
傅索安对黄一煌恨之入骨，她也是个聪明角色，马上想出了一个主意：既然不能打你，就用合法手段来报复你——咱课堂上见！
从此，傅索安只要上高级班的课，黄一煌便经常被她抽查、提问，要求非常之严格。但是，高智商的黄一煌似乎早已料到，他既然曾经有过想提前结束这门课程的想法，自然有能力把课程内容领会得妥妥帖帖，无论是当堂回答还是课外作业，都做到滴水不漏。几次下来，傅索安不禁暗暗佩服这个比她大一岁的学生，寻思这家伙确实不简单，报复之心也渐渐淡了下来。
但是，黄一煌却没有淡下来的意思，他见傅索安火气渐消，便又一封封的递送求爱信，有时干脆夹在作业本里交上来。傅索安对他采取冷处理方针，求爱信来一封，便往抽屉里放一封，既不拆也不退，一封封叠在那里，心里有话：傻小子，看你乐此不疲一封封写到几时？
黄一煌的性格，在某些方面也许可以称得上“坚韧不拔”，傅索安不理睬他的一封封情书，他也不在乎傅索安的不理睬，照样三天一封写个不停，并且，常常借故和傅索安多接触。本来，他是滴酒不沾的，但因为傅索安常常去酒吧喝酒，他便也成了那里的常客。
往往是傅索安前脚进门，黄一煌后脚也就到了，总是不失礼貌地向博教官致意问候，然后挑选一个可以从侧后面打量傅索安的位置坐下，要一杯白酒、两碟子冷菜，默默地喝着，静静地听着音乐，在黯淡的灯光中用幽幽的目光注视着傅索安。这样的状况，一直要维持到傅索安喝完酒、结了账离去，黄一煌才摇摇晃晃地走出店门。
傅索安对于这一情况，最初既不习惯又厌恶，但她具有一个合格的情报特工的心理素质，自有一股定力，待在那里声色不露，只管喝她的酒，消磨她的时间。渐渐，几天下来，也就习惯了，有黄一煌在跟没黄一煌在一个样。
本来，黄一煌追求傅索安的事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应该说是清楚的，定是不了了之。但是，在黄一煌递上大约三十来封求爱信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从而使这件事产生了一种质的变化……
31
女教官、男学员的私通，令克格勃总部大为震惊！
制造这个变故的角儿名叫固田一郎，据固田一郎有时喝醉酒后口出狂言时吹嘘，他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资历最深的特工，连校长布特卡少将的资格也没他老，如果苏联方面真正能“量才录用”，或者这所学校是日本人办的，那么校长位置非他莫属。
去掉这番话语中的水分，单从当特工的年份而言，固田一郎确实是很早的，也许算得上“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全体师生中的老前辈。
固田一郎，1918年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市的一个商人家庭。他五岁时，名古屋发生地震，父母双亡，家产毁于一旦，他被一个警察收养。警察的妻子是个罕见的“虐待狂”，把固田一郎当作一头小动物来对待，在提供应有的食宿的同时，不断地虐待他。固田一郎在这种虐待中成长，形成了一种机智而冷酷的性格。固田一郎十八岁时，考入东京刑警学校，一年后，日本在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展开了侵华战争。根据政府规定，东京刑警学校抽调一半学生转往由陆军省主办的陆军特工速成学校，固田一郎也在其中。十八个月后，固田一郎以优异成绩从陆军特工速成学校毕业，随即被派往中国，先后在北平、南京和杭州的日本特务机关从事对华特务活动，由于成绩显著，只两年就晋升为上尉组长。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固田一郎奉派去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日本特务机关工作。两年后，他又接受指令化装成中国矿工，潜入苏联西伯利亚地区进行特工活动，但很快就失风落网。抗日战争胜利后，固田一郎被苏联红军远东军区军事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押往劳改营服苦役。
固田一郎被投入劳改营后，犹自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特工”。他给劳改营当局不断地打报告，声称可以把自己多年特工活动的情况和经验详尽地写下来，提供给苏联情报机关参考。最初，劳改营当局没有答理他，直到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组建了克格勃，这个机构把触角伸进了劳改营，终于发现了还囚禁着这么一个角色，于是当即让固田一郎写材料。第一批材料送上去后，克格勃的特工专家认为有研究价值，让劳改营免除了固田一郎的苦役，改善生活，专门让他写材料。固田一郎从进陆军特工速成学校到落入苏联人的手掌一共才六年，而他的材料却从1956年写到1962年，也是六年。也许他写的材料中确实有令克格勃特工专家感兴趣的内容，所以等他写完材料后，一道来自莫斯科的命令飞抵劳改营主任的案头，要劳改营“保证该犯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劳改营虽然不直接属于克格勃管辖，但对克格勃的命令一向奉为圣旨，于是马上彻底免除了固田一郎的劳役，立即改变他的生活条件，予以特殊的优待，把这个日本特务当作贵宾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