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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遭到逮捕。
傅索安住进这幢公寓后，很快就发现这里的房客全是亚洲人，男女都有，互相之间基本上没有接触，也不知姓名和国籍。她结合自己的情况分析，认为这些房客都是和她一样的角色，即在克格勃中有档案但并不列入正式编制因此也无军衔的秘密特工。他们的任务是被派往第六部主管的国家和地区去从事各类谍报活动，当暂时没有任务的时候，就被安置到这里来休养，以松弛一直绷得如拉开的弓弦一般的神经。公寓的警卫、医生、管理员、司机等都是苏联人，有男有女。楼下的车库里停着一长溜轿车，哪个房客要出发，只需往车库打个电话，司机就会把车开到楼门外等着。所有司机都是三十岁以下的端庄男女，通常，当男房客要车时，给他开车的会是女司机；女房客要车时，则是男司机。这些司机个个身体健壮，机警灵敏，对莫斯科地区的每条道路的熟悉程度超过对自己手掌纹路的了解。当然，他们除了开车，还担负着保护乘客的人身安全和监督他们行动的职责。
公寓有附设的小食堂，房客在他们想用餐的时候，随时可以去用餐，那里始终有厨师等着。如果想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也不犯难，只要往小食堂打一个电话，服务员就会把酒菜送上门。考虑到这些特殊房客的口味或者思乡情绪，小食堂也乐意满足他们在自己“家”里烹饪菜肴的要求，只要事先向小食堂递上一份菜单，那边会配齐原料送货上门。在这方面，傅索安和小食堂的交道打得最多，她很喜欢自己烧菜，常常烧得香味四溢，使从她门口经过的人咽口水吸鼻子。
当然，克格勃专家们是知道“嬉戏荒业”的道理的，所以，他们在考虑让这些异国克格勃特工充分松弛休息的同时，也注意抓业务，具体办法就是每周一二次突然对几个特工进行间谍业务抽查。
被抽到的特工通常总在清晨5点钟正浓浓沉睡时被唤醒，昏头昏脑地上了汽车，被拉到克格勃设在郊区的某个类似废弃不用的军队营房的场所，开始为期一天的间谍技能测试。测试内容根据被测试者当初在谍报学校接受过的训练项目来决定，在无线电收发报、窃听、照相、微缩、测绘、爆炸、暗杀、反审讯、越狱等方面，不计成绩，点到为止，只看还会不会。在短跑、长跑、格斗、射击、游泳等反映体能的项目方面，有达标要求，但也只是看是否达标，不达标也不要求被测试者补测。所有测试情况，都记录在案，列入档案。
这样，在以后要派谁执行任务时，如该任务所需的技能与测试结果有差距，则提前安排进行突击训练。傅索安在住进公寓半个月后，接受了一次测试，各个项目都达标，使在场一个军阶最高（少校）的克格勃军官大为赞赏，拍着傅索安的肩膀连声说“好”，然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傅索安的名字。
按照惯例，测试教官在测试结束后须请测试者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表示慰劳的意思，所花的当然是克格勃的公款。这天晚上，傅索安在莫斯科“白玫瑰大酒店”吃了一顿极为丰盛的晚餐，她喝了许多酒，到最后已经有些糊里糊涂了，记不清自己是怎样回到公寓的。
次日——1973年6月6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傅索安昨晚睡得晚，醒来已是中午时分。在卫生间漱洗的时候，她觉得右腹部有些隐痛，头有点晕，并未在意。之后，傅索安在客厅给小食堂打了个电话，让给她送两碟子卤菜，一瓶红葡萄酒和一碗意大利通心粉来。打完电话，傅索安突然觉得头晕加剧了，而且喉咙口似有恶心感，她预感到可能要呕吐了，欲往卫生间去。不料刚站起来，便难以抑制地呕吐起来，紧接着眼前金星乱飞，天旋地转，终于失去了知觉，身子一歪栽倒在沙发里！
几分钟后，送酒菜来的服务员发现傅索安昏倒了，不禁大吃一惊。不过，这些服务员都是接受过特工训练的，具有遇事不慌的素质。她当即退出房间，往公寓管理科长那里报告。顿时，警铃倏响。警卫、医生进入傅索安的房间，先照相，再检查人。这时，救护车和警车呼啸而至，载来了克格勃医院的医生和对外谍报局的十几名特工。傅索安当即被送往位于莫斯科南侧市郊结合部的克格勃中心医院。这边，那些特工开始勘查现场并向公寓里的其他人进行逐个询查，其重视程度已经超过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对一起谋杀案件所采取的措施。确实，他们一向是把这类突发事件当作间谍案件来对待的，在未有结论之前，谁敢保证这不是一次外国特务对克格勃人员的谋害呢？
调查结论很快就出来了：傅索安患上了急性肝炎，与谋害无关。
根据克格勃中心医院传染病科的意见，傅索安被送进隔离病房进行治疗。她所住过的公寓房间，由医院派人去进行了彻底的消毒。傅索安待在隔离病房，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根据医院规定，病房里没有电视机，也不能听收音机，更不能阅读书报。为防止交叉感染，每个病人住一间病房，互相间不许接触，连去花园散步也是规定时间，轮流进行，就像监狱里的囚犯放风。一到晚上，每间病房外面的铁栅栏门全都关上、上锁，严防病人乘医务人员的疏忽而互相串门、混居。这些措施，令病人个个头痛，对于傅索安来说，还有一层简直难以忍受的痛苦：不能喝酒。医院的营养师给病人安排了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菜肴，但当然没有酒，哪怕是啤酒也不让喝一滴。已染上酒瘾的傅索安在病情稍稍稳定后，便动起了搞酒的脑筋。起初，她想请一个看上去脸善心慈的护士代购，但却没卢布——每个病人入院时，都必须交出身边所有的物品，由医院代为保管，到出院时再发还。于是，傅索安试着和那个护士商量，请她代购，待出院后偿还，加倍或者加几倍都行。那护士听了，一双眼睛在口罩上沿瞪得犹如铃铛，用看外星人一般的眼光盯着傅索安，片刻，嚷了一声“天哪”便奔了出来。
半小时后，传染病科主任走进了傅索安的病房，神情严肃地在她面前站下，打开手中的笔记本，用法官宣读判决书般的声调念道：“傅，我受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管理局人事管理处的委托，向你宣布一项决定：由于你在住院期间严重违反规定，视同违犯纪律论处，特予以警告处分一次。傅，听明白了吗？”
“是的。”傅索安点头，心里在咒骂那个护士。
“具体书面手续在你出院后补办。”
从此，傅索安断了搞酒喝的念头，只得安安分分住院。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两个月，到1973年8月7日，她的肝炎给治愈了，医院通知她：今天出院。傅索安从沙发上蹦起来，一声“乌拉”还没喊出口，那个医生又接着往下说了：“根据你的患病情况和健康恢复程度，经报请第一管理局批准，决定送往黑海疗养院疗养两个月，立即出发。傅，特别要提醒你的是：不能喝酒和其他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你的肝脏已经失去了排解酒精的功能，再喝的话，等于在和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明白！”傅索安心里一凉，不是为肝脏的功能，而是为这条禁酒令。克格勃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禁酒令一定会传往疗养院的。
果然，傅索安和另外几个出院的特工由医院派人护送前往位于新罗西斯克市的克格勃黑海疗养院后，那里的管理官员马上找她谈话，通知她必须严格执行禁酒令，这里的餐厅、酒吧、商店都已有她的照片，不会向她供应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这样，傅索安又过起了无酒的日子。这次更难熬了，因为周围人都有喝酒。幸亏半个月后，她新结识的几个一同疗养的特工朋友同情她，又经不起她的死缠软磨，偷偷给她买起了伏特加．她才在精神上得以“起死回生”。
两个月后，疗养期满，傅索安接到通知让她速返莫斯科。她飞返莫斯科后的第三天，就接受了一项重要使命——赴香港暗杀一名黎巴嫩商人。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项暗杀行动的背景——20世纪60年代前期，法国航空工业界在戴高乐总统的亲自过问下，设计制造成功了一种名叫“蜃楼式飞机”的战斗轰炸机。
蜃楼式飞机全长十四点一五米，宽八点二二米，高四点二十米，自重六点三吨，相当于美国F104型轻型飞机。它具有用二马赫（马赫即气流速度与音速的比）的高速连续作战二小时的能力，最高的实际飞行高度为二万九千五百米，续航距离为三千公里。机上配备三十毫米机关炮两支，“马托拉”空对空导弹两枚，还可以携带炸弹和其他导弹。在当时，蜃楼式飞机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的超音速喷气战斗轰炸机，因此而被认为是“法国的光荣”。
蜃楼式飞机一问世，便立刻引起苏联方面的注意。苏联情报机关探知蜃楼式飞机装置有特别的电子仪器。为此，引起了苏联国防部的惴惴不安。从1966年开始，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向克格勃下达命令让搞取蜃楼式飞机的技术情报。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第五部的特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在法国盗取了一些这种飞机的设计资料。由于数量有限，苏联的航空器专家未能完全了解这种飞机的功能。
1968年秋，以色列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了“中东战争”。从法国购买到蜃楼式飞机的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占尽了空中优势，把埃及配备的苏制米格式飞机一架架的击落在中东的沙漠上。这一情况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惊慌，因为当时酉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诸国，合计已从法国购进了将近三百架蜃楼式飞机，苏联国防部认为这是对苏联的巨大威胁。为了有效地对蜃楼式飞机进行作战，苏联必须取得一架蜃楼式飞机实物，以进行实际研究，在控制下进行假想作战，制定战术。
1969年7月下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达命令：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国外窃取一架完整的蜃楼式飞机。
克格勃接受任务后，由安德罗波夫主席亲自召集有关专家举行会议，研究盗机地点。经过反复研究，最后选定在中东地区的黎巴嫩下手。克格勃的这个决定，出于以下考虑：首先，黎巴嫩这个地处地中海边上的国家是个小国，该国人口仅二百五十万，军队仅一万五千人，反间谍机关力量薄弱，政府的腰杆子也不硬，是无法阻止克格勃的坚决行动的。其次，在克格勃看来，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见利忘义、贪得无厌的人，只要肯出巨额赏金，黎巴嫩肯定有人会上钩协助盗飞机的。
克格勃总部将这项行动下达给对外谍报局，限令必须在三个月内圆满完成。
对外谍报局对这项由勃列日涅夫亲自批准的行动自是特别重视，四名正副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中将、华西里，莫塞契科夫少将、米哈伊尔·钦巴尔少将、伊凡·亚格扬特斯少将经过数次密商，决定指定对外谍报局在黎巴嫩的间谍头子亚历山大·高米亚科夫负责策划并指挥这项行动。亚历山大·高米亚科夫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黎巴嫩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他立刻被外交部出面召回莫斯科，由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局长亲自向他交代任务。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说：“阿拉伯人贪财，你准备花大价钱引他们上钩，比如一百万、二百万美元！”
高米亚科夫吃惊地睁开眼睛：“百万美元？！”
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笑道：“几百万美元办这件事算不了什么！对外谍报局每年用于搞国外情报的财政预算就达十五亿美元哩！”
“局长同志，明白了，我回到贝鲁特后，马上着手操办此事，保证按期完成。”
高米亚科夫飞返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决定动用在间谍业务上受他领导的苏联红军情报局潜伏在黎巴嫩的特工、公开身份是苏联驻黎巴嫩贸易代表团代表符拉季米尔·华西列夫，因为华西列夫手中掌握着一个关系，可以和黎巴嫩空军里的人接触。这个关系名叫哈桑·巴达维，原是黎巴嫩空军的飞行教官，后来因为涉嫌走私贩毒和道德腐败而被空军革职开除。哈桑·巴达维凭着自己那手高超的驾驶技术，进了中东航空公司，当了一名机长。大约在1967年6月，他被华西列夫发展为克格勃的间谍。高米亚科夫作为华西列夫的业务上司，是知晓哈桑·巴达维的，认为现在该是发挥其作用的时候了。
华西列夫立刻向哈桑·巴达维下达了指令。哈桑·巴达维面无难色，胸有成竹道：“这事好办，我找我以前教过的马赫穆德·马他耳中尉就是了。”
哈桑·巴达维把马他耳中尉请到自己的家中，边喝咖啡边问：“中尉。你想发一笔大财吗？”
马他耳望着他的教官，眼神中含有疑惑的成分：“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