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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关于“沙漠一号”行动我未听到丝毫风声。然而，我在越南、韩国和一○一空降师中有过太多的有关直升机操作的经验，所以当我听到这次行动的计划和实施情况时感到十分惊讶。直升机的性能不稳定是众所周知的。要执行一项对人员和机械的要求很高的任务，要确保还能有6架可以飞的直升机来完成非常困难的第二阶段任务，8架直升机是远远不够的。“沙漠一号”行动还错在依靠的是一支从4个军种抽调人员组成的“解救”突击队。这个突击队的人员是专为执行这次任务而临时凑在一起的。在执行任务时，一个军种的人开的是另一军种的直升机。另外，指挥、通信、天气预报以及安全系统的薄弱也是造成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些闯入伊朗沙漠的军人的勇敢精神毋庸置疑。但是光有勇敢精神还不够。结果造成了这次失败，一些军人付出了他们的生命。“三角洲”部队指挥官查尔斯？贝克威斯上校说得好：“若从一支部队中抽出几个人，使他们同另一支部队的一些人组合到一起，并让他们使用别人的武器装备，那就别指望能组成一个高水平的战斗集体。”
后来，在我成为最高级别的制定作战计划的负责人之后，我牢记着贝克威斯的这番话。你必须计划周详，进行相互配合的训练，使军事行动与政治目标相一致，准备好你所需要的甚至远远多于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不能一厢情愿地想问题。如果事先让我来评价“沙漠一号”行动的成功机会，我认为只有1％。以这样的成功机会去采取军事行动，那只能算是匹夫之勇。这次失败无疑是对卡特总统政绩的致命一击。
第十章 在卡特政府的国防部（10）
我还觉得，对这件事的处理在与公众的交流方面也是一大失败。为了发泄我的不满，我写了一篇题为《灾难处理指南》的讽刺杂文，内容如下：公布事实要慢，一定要比已经向公众泄露的速度慢半拍；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披露全部情况；强调顺利的部分，婉转提及出岔子的地方；如果有谁暗示你判断不当或犯了错误，一定要表示愤慨；除了你自己讲的事实，对其他事实一概予以否认；指责批评你的人是事后诸葛亮。最后，由最高层泛泛地承担责任，把每一个犯有错误的下级都洗刷干净。
我们的文职领导人最终认识到未来杜绝类似“沙漠一号”行动的必要性甚至比军事领导人还要早。几年后，美国国会于1987年不顾国防部的反对，颁布了一项法律，成立了由一名四星将军领导的特种作战司令部，专门负责“沙漠一号”行动所欠缺的那种计划、协调和监督工作。在恢复巴拿马民主的“正义事业”行动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我们会看到这一改革是多么行之有效。
后来的8个月我继续为格雷厄姆？克莱特工作。我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的所有上司——凯斯特、邓肯和克莱特——我全都喜欢和钦佩。因此，当1980年的选举日临近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在1976年的时候，我是支持卡特的，这一次却不能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和美国人在伊朗被扣做人质的丢脸事件，使卡特政府的形象受到很大损害。“沙漠一号”行动在军事上和心理上都是一个灾难。应当承认，国内安全状况还不算太坏。在哈罗德？布朗主持下，几乎所有武器系统的研制工作都已开始，到海湾战争爆发时这些系统业已成熟。这项开拓性工作的很重要一部分功劳应当记在布朗的一位下属、国防研究和工程署署长威廉？佩里的头上。佩里自己后来当上了国防部长。但是，总的来说，卡特主持下的白宫的摇摆性不能使军界感到安心。放弃B…1轰炸机是明智的，但是其他一些削减力量的措施却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以致陆军参谋长迈耶将军前往国会去抱怨陆军已经成了“空架子”，从而使里根那一派得到了一个有力的竞选题目。卡特撤销了裁军计划，开始加强国防力量，但是已经太晚了。苏联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这件事表明卡特政府期望会有一个东西方关系和谐、使我们可以放松防务的时代到来，是多么的天真！
在我看来，军士长罗伊？P。 贝纳维德斯所受到的待遇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对军人是多么不重视。贝纳维德斯由于在越南作战勇敢而荣获了陆军二级最高奖赏——杰出服务十字勋章。1968年他在越南服役期间一人救了8位被困的特种部队士兵的性命，其间他本人受伤9次。几年之后，在审查了他的另一些勇敢作战的证据之后，给贝纳维德斯的奖赏又提高了一级，授予他荣誉勋章。按照惯例，这种最高军事奖章是由总统亲自颁发的，这样做在当时也会提高部队的自尊心。但是卡特总统却没有来把奖章亲自挂到贝纳维德斯胸前。
1980年11月，我在我的缺席选票上罗纳德？里根的名字旁打了个钩，寄回纽约。我认识一些军官，他们在总统选举中是从不投票的，为的是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不让自己对自己的总司令表示任何倾向性。对我来说，这样做是太过分了。但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在投票时没有一边倒。我表示自己没有党派之见的办法是在投票时打破党派界限。
罗纳德？里根轻而易举地当选了。在五角大楼里我们正在等待着另一个人选的产生，即谁将是下一任国防部长？选举结束后不久，里根的一个过渡班子来到国防部。军界中的一些老人告诉过我，这种过渡是可以预料的。获胜的少壮派分散到各自被分配去的部门，急急忙忙对一些“大跛鸭”（指快要卸任的主要人物——译者注）作些礼节性拜访，然后就像躲避麻风病一样对他们敬而远之。他们毕竟是反对派。他们失败了。他们能知道什么？新来的人总是同那些对部里工作有意见的人打得火热。而这些人正等着要对他们讲前一届班子是多么糟糕。由于这些有怨言的人同那些失败者合不来，过渡班子就以为他们讲得一定有道理。他们很少去想这些有牢骚的人为什么混得不好。所有的抱怨话都被信以为真。这等于不仅把孩子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而且连澡盆也泼了出去。
第十章 在卡特政府的国防部（11）
里根的人对国防部的第一次冲击是由国防部过渡小组组长威廉？范？克利夫发起的。克利夫和他那伙人在走廊里转来转去，寻找各种不轨表现和大逆不道行为。他们还迫不及待要了解机密的军事计划。他们准备了几大本有关过渡的材料，里面记的全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纠正的缺点以及需要炒鱿鱼的人。这时，新的国防部长尚未任命，因此，克利夫先生和他手下的人是在一种极其孤立的状态下工作的。
最后，这另一个人选终于宣布了，而且这一消息在五角大楼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尼克松政府中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期间得到了“大刀卡普”绰号的卡斯珀？温伯格将出任国防部长。我们彼此安慰着。至少大家公认温伯格具有管理才能，他同里根关系密切。他的大刀可能使国防部精简一些人，但同时也会使它更有力、效率更高。
克利夫和他领导的过渡小组很得意地把他们准备的使五角大楼面貌一新、工作有所改进的蓝图交给这位即将上任的国防部长。温伯格很快就显示了他的管理风格。他问克利夫何时可以结束他的工作，范说得到当年6月。温伯格对克利夫表示感谢后告诉他，“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使克利夫受到冷遇的正是他对即将卸任的班子所抱的那种心态。他不是温伯格的人，他能知道什么？
1981年1月初，温伯格自己的先遣队来了。其中的一个成员就是理查德？阿米蒂奇。他是海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不久前曾为罗伯特？多尔参议员工作。阿米蒂奇有三十五六岁，又高又大，头发稀疏，嗓门很大，长着一副钢筋铁骨，好像下个星期六就要到世界摔跤联合会去参加比赛似的。他找了一些人谈过渡问题，我是其中之一。我了解到，他在越南呆过6年，这使我们有了不少共同语言。他每天早上还练举重，在这一点上我们可没有太多的话可谈。
有一天，有人通知我去为另一个新来的人帮忙。此人是温伯格的政治官员处处长。听这头衔，你会以为是共和党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前州主席，或者是该党的一位需要一份工作的落选议员。然而，人们给我引荐的却是一位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士玛丽贝尔？巴杰，内华达州一位法官的女儿。同温伯格一样，她也在加州的比克特尔公司工作过。巴杰女士的政治良师是内华达州共和党参议员保罗？拉克萨尔特。尽管她年纪很轻，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睿智、能干，比她这个年纪的人更成熟。
这些新来的人，特别是阿米蒂奇和巴杰两人，与前面那个过渡班子中的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不同的是，他们都很精明，知道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有可能烧得太狠。他们发现这个部里所积累的基本知识是值得珍惜的。他们认识到，有些人确实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不必马上解雇。他们愿意寻求资历较深的人的帮助，而不是在自己那无知的天地里东撞西碰。
由于温伯格当过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也由于我作为白宫研究员在那里工作过，在温伯格就职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奉命带他到他的新办公室去看一看。他下榻的酒店大堂内挤满了看起来很阔绰的共和党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急切地等待着就职庆典的到来。柜台服务员通报了我的姓名之后，我上楼到温伯格的房间去。这位候任部长亲自打开门迎接我。他的衣着端庄大方，举止文质彬彬，不乏热情。他以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热诚欢迎我，并说他记得我在管理和预算局工作过，这使我受宠若惊，他还说他很高兴我们将再度共事。我虽然很感荣幸，但心中却嘀咕，这些话对于我要回陆军部队去的希望预示着什么？
阿尔玛也希望我回陆军部队去。她指出，我执行直截了当的军事任务时要比现在轻松得多，自然得多，也快活得多。她这番评论倒是我以前没意识到的。我在陆军中与之共事的弟兄们都有共同的背景、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价值观。而执行政治任务就远没有那样称心，紧张程度也大多了。这可以用修理汽车打比方。军队好比是折叠车棚，而政治就好比是变速箱，在折叠棚下修东西要比在杂乱无章的变速箱中干活容易多了。虽说到国外去执行任务要长时间地离开家人，但是在国防部办公厅工作也相差不多。每天早上孩子们没醒我就走了，等回家时他们又已经上床睡觉了。
第十章 在卡特政府的国防部（12）
1981年1月20日，我像平常一样很早来到办公室。行政官员们的房间都已经空了。艾森豪威尔走廊内悄无声息，显得很不自然。政府的更迭在这些执掌权力的大厅内留下了真空。几天前，在格雷厄姆？克莱特整理办公桌时我同他交谈过。他和民主党任命的其他官员共同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斗争，但还是失败了。然而，我觉得，卡特的下台并没有使他们一败涂地，至少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是这样。我喜欢并崇敬格雷厄姆，以后会想念他的。他后来从事他喜爱的工作，当上了美国铁路公司总裁。为提高美国的铁路客运服务质量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克莱特离开五角大楼的那一天，举行了一个小的颁奖仪式。仪式结束时，他握着我的手说：“科林，有朝一日你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可不要感到意外。”我记得我当时想，这句恭维话倒是蛮不错，只可惜不大可能应验。
第十一章 危险处境（1）
总统就职仪式结束后，我走过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像摔跤手（他确实当过摔跤手）一样结实的身影走了过来。他没穿外衣，衬衫袖子挽着，完全没有五角大楼工作人员的样子。“卡卢奇先生，”我说，“欢迎到国防部来。”
他停住脚步：“哦，是你啊，科林？鲍威尔，”他微笑着说，“我记得你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工作过。很高兴再见到你。我听说你要成为我的军事助理了。”
从我们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共事之后，这些年里他成了华盛顿“环内”的一颗明星。1975年至1978年，在政府担心葡萄牙从右翼独裁转向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担任美国驻葡萄牙大使。卡卢奇使美国坚持住了一条微妙的中间路线，直至葡萄牙找到了它自己的民主之路。他常常担任第二把手：白宫管理和预算局副局长，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现在正等待着国会对他作为温伯格在国防部的副手的确认。他的才干是公认的，而且两党都重用过他，这使他在一些纯粹的保守派的眼中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在他们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