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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建议说这正是需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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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发现，犹太人组织对他施加的日益增强的压力使他非常恼火。他是 一个很好的听众，自上任之初以来，一直在倾听他们的请求和论点，当时，
拉比斯蒂芬？怀斯首次拜访他，如今他不仅对所有这些言论感到厌倦，而且 对巴勒斯坦的政治越来越怀疑，越来越不满。1947 年底，白宫收到了 10 万
多封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信件和电报。
在一封来自布鲁克林的信中他谈到：“总统先生，对你和其他美国人民 的领袖来说，应该给世界的其他地区树立一个榜样？？把你的支持给予犹太
复国主义运动，就像前总统罗斯福所做的那样。”来自美国犹太人大会费城 妇女分会的一份电报写道：
我们的政府在道义上应受它的意愿和诺言约束，必须保持对人 道主义的信念。我们必须对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提供自己的领导和力 量。
杜鲁门被这种犹太人的“宣传”浪潮所激怒，他告诉克劳德？佩珀参议 员，他接到一大堆这类信件，都“把它付之一炬”——这个说法也许表达了
他的真实愿望，但似乎没有事实根据（他的秘书罗斯？康韦后来告诉作家罗 伯特？多诺万说：“我根本就不记得有这件事。”）。
在一封后来他并未发出的给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复信中，杜鲁门写 道：“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是创造一个使犹太人感到安全的世界。因此，我
不想在巴勒斯坦进行战争。”在给已被他任命为驻联合国代表的罗斯福夫人 的信中，他写道：“某些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动最终将造成对所有反对
他们正在进行的事情的人的损害。我非常担心，犹太人像所有的受害者一样。 当他们处于上层时，他们是那么偏狭、那么残忍，就像在他们处于下层时对
待他们的那些人一样。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的同情一直是在他们一 边。”
当来自纽约的一个国会代表团来拜访他，并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不 耐烦地坐在办公桌旁翻弄着文件，并且说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拜访他，与他
讨论国家的问题，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在另一次会见中，据说他曾这样讲：“我不是纽约人，这些人都在要求 一种特殊的利益。我是一个美国人。”他憎恶任何种类的特殊利益，然而某
些人却开始在这方面激怒他。
特别使杜鲁门感到冒犯的是克利夫兰的拉比阿巴？希勒尔？西尔弗的态 度，西尔弗与斯蒂芬？怀斯同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紧急理事会的联合主席。
西尔弗拉比是一名共和党人，参议员塔夫脱的亲密盟友，曾帮助撰写了 1944 年共和党纲领中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要点。在杜鲁门办公室中的一次会见
时，西尔弗捶着杜鲁门的办公桌对他大喊大叫。后来社鲁门曾说：“恐怖和 西尔弗是我们遇到的某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麻烦的原因。”在一次内阁
会议上，据说他对犹太人问题感到如此愤怒，以致怒气冲冲地说：“耶稣基 督在世时都无法使他们高兴，所以别人怎么能指望我会有幸能够做到呢？”
在给他妹妹玛丽？简的信中，他写道：“我太累了，被析磨得无法合乎
礼仪地去对待别人。” 当奉召从中东回国向他提出建议的几名美国外交官在表达完阿拉伯人的
观点时，杜鲁门的评论是，在他的选民中缺少大批的阿拉伯人。 福雷斯特尔认真、反复地申明阿拉伯石油的重要性，并顽强地反对美国
采取任何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行动，这些也开始作用于杜鲁门的神经。 就福雷斯特尔来说，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觉得总统像是个愿意向廉价的政治 权术屈服的人。
不过，杜鲁门尚未完全断绝与犹太复国主义代言人的联系，特别是与他 的老友、前生意合伙人埃迪？雅各布森的联系。像许多美国犹太人一样，雅
各布森并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他指望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能解决犹太 难民问题，并陪同小型团体到白宫去解释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以此来尝试
着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这样做既是为了难民，也是为了犹太人家园的事业（在
1946 年的一次这类访问中，他陪同纽约的阿瑟？J？莱利维尔德拉比和一家 衬衣公司的副总经理查尔斯？卡普兰去见总统，事后他对记者妙语连珠地说：
“卡普兰卖衬衣，我卖服饰，而拉比则兜售见解。”）。 杜鲁门仍像以往一样喜欢雅各布森。他知道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一
个有爱国心的美国人，并且绝对地信任他，而这也必然使得雅各布森在幕后 扮演了一种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迄今为止，雅各布森从未向杜鲁门请求帮
助，也从未放肆地去占用他的时间。杜鲁门后来曾写道：“当那一天来临时， 雅各布森被说服打消了他那自然的不愿向我提出请求的念头。而来向我谈有
关犹太人的困境？？我聚精会神地听着。”社鲁门说，的确，这是“一个历 史的事实”，雅各布森的贡献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这一点在当
时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要求开始于 19 世纪末，这项事业的美国支 持者中，最杰出的就是社鲁门以前的朋友、大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他曾
帮助使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获得了伍德罗？威尔逊的认可。1917 年，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巴勒斯坦；同年，在人们后来
称之为《贝尔福宣言》的文件中，英国政府正式同意了未来犹太人家园在巴 勒斯坦这一观念，它是古代以色列王国的所在地，在地图上是一个狭长条，
位于地中海东端，总面积 1 万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西西里岛或佛蒙特州的 规模。
战争结束后，英国从国际联盟那里获得了对巴勒斯坦的特别委任统治 权，同时附加了一项谅解，即应该很快地使该地区独立。但是，英国的委任
统治持续下来了。只是在另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只是在 1947 年，才有了艾德 礼政府宣布从巴勒斯坦撤退（就像从希腊撤退那样），并把这棘手的整个问
题转交给了联合国。
所以，事实上，巴勒斯坦和欧洲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命运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那些后果——如原子弹以及红军在东欧的存在——中的另一个，它们
都被留给了杜鲁门来对付。
总的说来，美国的政策支持巴勒斯坦立即独立，然后将它分为、或者说
“分隔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国家，一个是犹太人国家，一个是阿拉伯人国家， 但却同在一个经济联盟中。美国也支持犹太人大规模地向新家园移居的计 划。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赞成分治。阿拉伯国家则激烈地反对。英国人认为 这个计划不可行，尽管温斯顿？丘吉尔在其权力的顶峰时曾支持建立一个犹
太人的家园——他虽在 1944 年开罗的一个集会上高吼道：“我是一个犹太复 国主义者。”——然而，艾德礼政府却反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在英国
人看来，哈里？杜鲁门似乎是个“漫不经心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当 1946 年杜鲁门要求允许 10 万名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时，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
把这归因于一种想得纽约州选票的赤裸裸的企求，并且暗示说杜鲁门不希望 看到更多的犹太人去美国，这番议论使杜鲁门极为气恼。
对这个问题关注得越多，它造成的分裂也就越大：它使犹太人和阿拉伯 人分裂，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分裂，并且华盛顿越来越多的凶兆显示，白宫与
国务院正在分裂，后者强烈地感到，阿拉伯人决不会接受分离，除非使用武 力，而且阿拉伯人会顺理成章地转而向苏联人求助——这个转向可能导致苏
联人在维持和平的借口下进入中东。
像英国人一样，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支持由联合国托管巴勒斯坦，直到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争端以某种方式解决为止。乔治？凯南认为，巴勒
斯坦问题在当时是难以解决的。更为直言不讳的一个人是近东事务处处长洛 伊？W？亨德森，他是个温文尔雅、学识渊博、具有很强的责任感的职业外交
家，他相信巴勒斯坦的分治绝无成功的机会。亨德森担心如果阿拉伯的石油 供应被切断，将对马歇尔计划造成严重后果，因为欧洲 80％的石油是依赖于
阿拉伯国家。他向马歇尔强调说，在这个特殊时刻一个新的犹太国家的建立 对于美国的长远利益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国务院与杜鲁门班子中诸如克利福德和奈尔斯这样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变 得极其紧张。乔纳森？丹尼尔斯不指名地写道：“某些白宫的人仍然相信，
职业外交家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许多立场都是基于反犹主义，而不是基于 外交。而国务院的许多人则相信，总统班子中的某些人显然更关心美国政治
问题中的犹太人，而不是美国安全问题中的犹太人。”如果说克利福德不愿 强调其中所包含的国内政治方面的利害关系，奈尔斯却不然。亨德森记得有
一次奈尔斯回过头来对他尖声说道：“请注意，洛伊，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支持总统连任。”
根据当时任马歇尔手下负责掌管联合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 的说法，关系紧张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国务院方面有任何偏离目标之处，而
在于总统自己心目中的“目标互相矛盾”。“这一点在当时没有人能理解到。 由于马歇尔和国务院致力于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把没有
1000％地支持犹太复国事业的一切人都贴上了背叛总统的标签。” 克利福德依然肯定，国务院“追随着一个人”，正在做一切可能阻止总
统意图的事情；他把这种看法告诉了杜鲁门。杜鲁门认为克利福德过分担心 了。“我知道马歇尔怎么想，他也知道我怎么想。”杜鲁门说，意思是只要
知道马歇尔和他站在一起，这就足够了。
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暴力和恐怖主义仍在持续。
1947 年末，11 月 29 日星期六，感恩节的周末，联合国在一次戏剧性的 两个半小时的会议结束时，以非常接近的票数投票支持分治，为使这项计划
通过，美国在幕后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我们支持它，”克利福德告诉乔纳 森？丹尼尔斯说，“正是因为白宫支持它，才使它获得通过”）。苏联也加
入了美国支持的行列。
埃迪？雅各布森用电报文体记下了他自己的幕后活动的编年史：
11 月 6 日——华盛顿——总统依然全力支持巴勒斯坦（分 治）。
11 月 17 日——再去白宫？？
星期三，26 日——接到白宫电话——一切顺利。
11 月 27 日——感恩节。给杜鲁门发出两页纸的电报。 星期五，接列他的秘书（马特？康内利）的电话，不必担心。
11 月 29 日——使命完成。
雅各布森写道，杜鲁门曾告诉他：“他（杜鲁门），即他本人负责争取 过来了某些代表团的票。”
犹太复国主义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欢欣鼓舞。在位于弗拉兴草地的 联合国总部、这座 1939 年世界博览会中曾为纽约市大厦的大会会议厅外的走
廊中，犹太人代表团被各代表团和来访者（除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团之外）轮 流地拥抱。在会议厅中，当阿拉伯各代表团的成员退出会场时，听众中的犹
太复国主义者却欣喜若狂。一位拉比在代表团休息室中高喊道：“这是上帝
创世的日子！”“犹太人热泪盈眶，非犹太人则被此中蕴含的崇高所感动。 当时活着的人从心底里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刻。”阿巴？埃班回忆说，他
当时是正式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犹太代办处”一名年轻的联络官员。
对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来说，这次投票是时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一 次“成功的辩护”和“争取国际公正的一次胜利”。西尔弗拉比称它是历史
的一个转折点，并对美国和苏联所起的作用表示特别的谢意。《纽约先驱论 坛报》说，这是“我们破碎的战后世界所能取得的勇敢的政治家们少有的重
大集体行动中的一个”。在纽约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庆祝这一胜利的集会 上，2 万人试图挤进位于第 34 街的一座礼堂，这个数字已经 3 倍于该礼堂的
座位容量。
英国宣布，对巴勒斯坦的责任将在不超过 6 个月的时间内，即 1948 年 5 月 14 日转交给联合国。阿拉伯人说分治就意味着战争，杜鲁门也得到参谋长
联席会议的警告：美国为保护一个新的犹太国家而进行的军事干预至少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