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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重要和非常有价值的”。斯大林完全听懂了杜鲁门的话。根据朱可夫 元帅的回忆，会后，在巴贝尔斯贝格他们住地的保密室里，斯大林指示莫洛
托夫：“告诉喀察托夫（苏联原子计划负责人）要加紧工作。”（另外，根 据俄国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所说，那天晚上，斯大林甚至还电
告全面监督原子计划的拉弗连齐？贝利亚去施加压力。）
在以后的几年内，杜鲁门经常说，对原子弹作出决定后，他睡了一个好 觉。他被描述为当晚睡在白宫，脑子里很清楚他做的事是正确的。但是，在
巴贝尔斯贝格陌生“梦魔”的房子里，在德国夏日的持续高温下，他睡得相 当不好，处在比他后来所声称过的严重得多的不安之中。
住在楼下的吉米？贝尔纳斯回忆说：“参与研制或参与我们决定使用原 子弹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高兴。”
“我们发明了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炸弹。”杜鲁门在 7 月 25 日星期三的 日记中写道，这是向空军发出按计划执行的一般军事命令的那一天。“可怕”
一词在他脑海中反复出现。他想知道，这种炸弹会不会是圣经里所预言的那 种“毁灭之火”。好像要使自己信服那样，他写下了这种炸弹如何只用于军
事目标，但他明白，这只是部分属实。
从现在到 8 月 10 日这段时间内，将用这一武器来对付日本。我已告诉陆军部长
史汀生先生，要这样使用它，即只对准军事目标和步兵、水兵，而不是妇女和儿童。 即使日本鬼子野蛮、残酷、无情、狂热，我们作为世界共同幸福的领袖也不能将这
种可怕的炸弹投向它的旧都（京都）或新都（东京，在那里，皇宫至今未遭破坏）。
他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轰炸的目标将纯粹是个军事目标。我们将发出警告， 要求日本人投降和保住性命。我肯定他们不会这样做，但我们将给他们一个机会。
希特勒一伙或斯大林一伙没有发现这个原子弹对世界来说无疑是件好事。
它似乎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可怕的东西，但可以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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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最后的想法——可以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是他涌现出来的压抑不 住的天生乐观主义和对发展的信心呢，还是试图说服自己的另一种方法，或
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只是意味着对结束战争有用，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5 有些历史学家的论点认为，原子弹在波茨坦扮演了杜鲁门向俄国人施加
压力的手段这一重要角色。但是，杜鲁门除了在听取格罗夫斯的报告后私下 显得信心增强了以外，没有说过任何重要的话或做过任何重要的事来支持这
一理论，而且这一整个看法遭到当时在场的目睹者强有力的否认。据说，在 阿拉莫戈多的试验前的某个时候，有一次杜鲁门和他的助手们说，如果原子
弹试验成功，他“肯定会用它敲打那些家伙”。但是不清楚他指的是敲打俄 国人还是日本人。而且，在他与斯大林的交往中，从未有过“敲打”的暗示
或力量的炫耀。“在波茨坦谈判中，从未提出过把原子弹用作向俄国人施加 压力的一种形式的想法。”哈里曼写道，“这决不是总统当时的心情。他的
心情是把斯大林作为一个盟友对待——一个公认的难以对付的盟友，希望他 的所作所为像个盟友。
在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原子弹秘密前的会议上，这位大元帅和以往任何 时候一样“难以对付”，杜鲁门坚持自己的立场，但从不好战或横加指责。
他强调说，他无意责难斯大林或他的政府。唇枪舌剑是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 间进行的——丘吉尔终于大大地恢复了他原有的生气。
按照日程，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意大利和巴尔干国家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巴尔干各国原先与德国结盟，是德国的所谓“卫星国”。美国和英国的立场
是，意大利应该被接纳，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现在全部由俄国 牢牢控制）则不应该，除非它们建立了民主政府。斯大林说，既然意大利也
没有举行民主选举，他不理解为什么对意大利采取这样仁慈的态度。杜鲁门 说，两者的区别在于大家都可以自由出入意大利，而西方盟国却不能自由出
入巴尔干国家（贝尔纳斯在外长会议上也证明了这一论点）。
“我们要求根据在雅尔塔共同商定的民主路线重新组建卫星国政府。” 杜鲁门说。
斯大林冷静的反驳非常简单：“如果一个政府不是法西斯政府，那它就 是民主政府。”他答道。
丘吉尔指出，意大利是一个有新闻自由的开放式社会。在那里，外交使 团可以自由行事。相比之下，在布加勒斯特英国使团却像遭到逮捕一样被圈
了起来。周围围上了铁栅栏，丘吉尔阴沉着脸说。
“一派胡言！”斯大林因生气而呼喊起来。
“政治家们如果愿意，可以将彼此的陈述称作胡说。”丘吉尔回答道。
正如波伦所写，会议的此时此刻再明显不过地暴露出苏联和西方盟国之 间的鸿沟。
杜鲁门站在丘吉尔一边，他说美国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外交使团所 遇到的困难也是引起我们关注的原因。（那天夜里，丘吉尔长时间地与洛德？莫
兰谈到他敬佩杜鲁门对斯大林讲话的方式简洁明了、直截了当。“总统不愿 意完全顺从任何人，而是设法弄清事情的真相。”丘吉尔说，他揉了揉眼睛，
好像提醒自己不是在做梦吧。“要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能这样就好了。”接着 他停顿了一下后，又遗憾地说，“现在太晚了。”）
杜鲁门试图以另一方面的进展来救助下午的会议。他在前一天正式介绍 了他的使世界内陆水道、河流和运河国际化的计划，包括多瑙河、来因河、
达达尼尔海峡、基尔运河、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包括俄国在内的世界 各国均可出入世界各海洋。“我不想在 20 年后因多瑙河的争执再打一场战
争。”他说，“我们需要一个繁荣自立的欧洲。一个垮下来的欧洲对任何一 个国家，乃至世界和平都没有好处。”斯大林说他需要时间来考虑。因而，
杜鲁门现在又将此问题提了出来，抱着乐观的希望。很明显，这对他是重要 的。
斯大林打断了他，宣称：“讨论此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
7 月 25 日星期三，大会休会。丘吉尔准备回伦敦去面对大选的最终结果。 艾登和英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准备回去，还有丘吉尔在大选中的对手，羞
怯和少言寡语的克利门特？艾德礼。尽管是炎热的夏季，艾德礼仍穿着三件 套西装，他似乎和所有其他人一样，相信丘吉尔肯定会在大选中获胜，他在
几天后即可返回。
丘吉尔有一个外人所不知的情况，即他的脑子里充满了预兆。他曾做过 一个梦。梦里他发现自己死了，躺在一间空房子里，身上罩着一块白布单。
他告诉莫兰他知道那是谁，因为他从伸出的双脚认了出来。
“真遗憾。”斯大林在那天上午的会议结束时说，当丘吉尔宣布他已无 更多的话可说了。
会后，在塞西林宫前门外，丘吉尔，斯大林和杜鲁门摆好姿势，准备留 最后一次影。当一大群摄影师和新闻摄影记者拍下这一时刻时，杜鲁门以十
足的美国政治家派头站在中间，双臂交叉在胸前，他同时握住两人的手，先 朝一人笑一笑，然后再转向另一人笑一笑。斯大林也禁不住咧开嘴笑了。
次日，从伦敦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工党在大选中获胜，丘吉尔被击 败，艾德礼当选为新首相。几乎没有人能够相信它，但俄国人看起来尤为不
快。莫洛托夫一再追问这怎么可能。他们怎么事先会不知道呢？斯大林又将 会议推迟了几天，而且谁也没再见到他。
先是罗斯福，现在是丘吉尔，杜鲁门私下写道。旧秩序正在成为过去。 他不安地想到，如果斯大林突然“死去”，一场权力之争会把苏联搞得大乱。
“独裁者通常不会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我从此次会议的俄国代表团中看不出 谁能接班。”他对丘吉尔的情感是混杂的，几乎和他是喜欢他的差不多。关
于丘吉尔的情况太糟了，他在写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说，但他又说“这对世 界来说也许不会造成影响”，话里的意思是，没有丘吉尔的参与，这样他可
能会与斯大林取得更好的进展。
同一天，7 月 26 日，在太平洋中的提尼安岛，“印地安纳波利斯”号巡 洋舰送去了一颗原子弹的 U—235 部分，绰号“小男孩”。当天晚上，贝尔纳
斯和杜鲁门决定发表波茨坦公告。 公告以杜鲁门、艾德礼和蒋介石总司令的联合声明的措词发表，它保证
日本人民获得人道待遇。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不会受到奴役，作为一个国家 不会遭到毁灭”。一旦言论和宗教自由得以确立，一旦日本制造战争的政权
已被除掉，并自由选出一个负责任的、“倾向和平”的政府，占领军即将撤 出。
“无条件投降”一词只在公告的最后一段出现过一次，而且详细说明只 是武装力量，而不是日本民族的无条件投降。除此之外的选择，日本则将“迅 速完全毁灭”。
裕仁天皇的命运是模棱两可的。公告里没有提到他。也没有解释可能采 取什么样的形式使日本“迅速完全毁灭”。
日本无线电监听人员于东京时间 7 月 27 日早晨 6 点收听到了这个公告， 铃木首相及其内阁为此开了一整天会。与此同时，美国飞机在东京和其他 10
个日本城市上空撒下了几百万份翻译打印好的公告传单。
铃木决定对此事不予理睬。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公告只不过是老调重 弹，对此不屑一顾。他说他要“以沉默来扼杀它”。
艾德礼和他的新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于 28 日星期六夜抵达巴伯尔斯 贝格，杜鲁门决意不被这两位“面无笑容的人”所感动。贝文的体重看上去 好像有
250 磅。
艾德礼先生不像胖老头温斯顿那样敏锐，贝文先生相当浮夸，不像个外交大臣
（杜鲁门在给玛格丽特的信中写道）。贝文看上去是属于约翰？L？刘易斯一类的人。 艾登是个完全过于注重形式的家伙。我不喜欢艾登——他把自己看得太高；他对自
己的上司不公平。我确实喜欢老丘吉尔。他像兰格（北达科他州参议员威廉？兰格） 那样健谈，他精通英语，讲半小时话后，他至少得来个一句妙语警句或者也许两个
思想什么的，这些可能要用 4 分钟来表达。如果有人将他的话记下来，这种情况是 很少的，他就停在那儿不讲了。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大家喜欢的人，而另外的两
人则是面无笑容的人。艾德礼毕业于牛津大学，说话和艾登一样，带有浓重的喉音。 但我听他说话没有什么困难。贝文是个难对付的家伙。他当然不知道你老爸从建筑
行业到煤矿一生都在与这类人打交道。因而，他不是什么新鲜货色。
“等着瞧吧，现在还很难说。”他写信给贝丝道。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 刚到，他发现杜鲁门在俄国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情绪，这与代表团
的其他成员形成了对照。哈里曼“非常沮丧”。贝尔纳斯则“急于在俄国人 插进来之前解决日本问题”。陆军部送给总统的全部文电先到距凯撒大街 2
号半个街区的巴伯尔斯贝格陆军机要中心并立即译好，然后再送到凯撒大街
2 号，交给地图室的值班军官，由他们呈送总统。7 月 30 日星期一晚些时候， 又收到一份给杜鲁门的紧急绝密电报并被译了出来，但为了不打扰总统的休
息，直到次日早晨才呈送总统。电报是由华盛顿的哈里森发来的：
格罗夫斯计划的时间表进展很快，现在必不可少的是要在 8 月 1 日星期三之前 得到你批准扔放的声明？？
已经到了杜鲁门在原子弹问题上作出最后决断的时候。现在就是这个时
刻。这个决定只有他能拍板。
电报是 7 月 31 日星期二早上 7 点 48 分呈送给总统的。杜鲁门用铅笔在 粉红色的电报纸背面写下批复，字迹大而清楚，然后他交给埃尔西中尉发出：
建议获得批准。准备就绪后即扔放，但不得早于 8 月 2 日。
埃尔西瘦高个子，是个诚挚英俊的年轻军官。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 曾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作为一个历史重大转折点的见证人，他说
不清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在波茨坦的那些天里，每件事似乎都是那 么重要。”埃尔西回忆道。给他印象极深的是，杜鲁门“在离开斯大林、离
开波茨坦之前，不希望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