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盹，另外9个同屋就挤在我旁边，有人听收音机，有人洗衣服，有人聊天，有人哼小调，有人在磨刀石上磨镰刀……一眨眼的工夫，我便睡着了。没什么值得奇怪的，我用的处方只是大剂量繁重的体力劳动。
北大荒的夏天，白昼奇长。3点钟天就蒙蒙亮了，一般在11点吃午饭（在中国境内，所有地方都使用北京时间，东北11点吃午饭，西北则要到下午两三点），晚上8点过后太阳才落山。麦收季节，我们早上5点就起床了，一星期七天，天天如此。起床后一小时，我们已经在田头了，午饭歇晌的时间很短，为抢时间，通常有人将饭菜送来，我们就在地头上扒拉几口。午饭后接着干，一直于到太阳快下山为止。
晚饭后，如果打谷场有活儿堆着，晚上还得接茬干。我们先得沿打谷场上风一侧点几大堆篝火，然后将湿草扔在火上，弄出许多浓烟，以达到驱赶蚊子的效果。这样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出来干活，几乎要干到半夜。
由于紧张的劳作，我又面临另一个麻烦：入睡是毫无问题了，但早上起床要花极大的毅力。我倒不为这个抱怨，农场里的知青早上起床个个都很困难，我想我正常得很。
我治好了失眠，睡在我边上的一个女青年却得了梦游的怪病。刚开始我们觉得这没什么，只是稍有点儿受惊，因为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讲一个梦游的人把别人的头砍了下来，还念念有词说地里的西瓜熟了。我们对这种病的了解就这么多。这个梦游的女孩会不会也把我们的脑袋砍下来呢？她当然不会。
梦游的女孩姓曹，她从我们嘴里听到自己梦游的事，坐在我们的大床上，好一阵不说话，随后便默默垂泪。看她哭成这样我们都于心不忍，我尤其希望自己能帮她点什么。自从她分到我边上的铺位来，她就对我很友好，像个宽厚的大姊。我喜欢她，信任她，部分原因是她和我都曾住在同一个机关大院，而且她也是一零一中的学生＇奇。书＇。她不像我的其他同学，从没有咄咄逼人的时候。现在我看得出她很害怕，比我们所有人对这件事都紧张。
农场里没有医生懂得怎么治这种病，领导于是使出旧招：把她调到一个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去。也许他们以为这么一折腾她就会丢下原来的病，像扔掉一件旧衣服一样。但这个方法不顶用，大豆收获季节过后，我们听说她的病情有增无减，于是我们有4个女生跳上一台拖拉机，在一个下雪天匀一天时间去看她。
当我们走进曹的宿舍，只见她一个人向隅而坐，面壁发呆。我们叫她，她一动不动，再叫她，这才慢慢转过身来。不到3个月时间，她瘦得皮包骨，更糟的是，刚开始她似乎不认识我们，过了一会，她突然大声说：〃我坦白！我反对毛主席了！我有罪！我该死！我罪该万死！……〃
她在胡说些什么？！她一定是精神错乱了，在这儿，她没朋友，没同学，周围都是陌生人，得的又是这么一种病！为什么领导……我们见此情形不知所措，都吓得哭了起来。曹倒是唯一不哭的，她怔怔地望着我们，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非常隔膜，既不高兴也不悲伤。第二天我们回去，赶忙写信告诉她的家人。后来我们听说她父母来把她带去了山东的五七干校。这件事说明并非每个人都能适应北大荒的生活，只有那些体格强硕、精神健全的人才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曹和那些半道上走的毕竟还是少数，坚持下来的人为多。我们主流，就像口号说的，〃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我还不够茁壮，我又遇到了新的难题：下乡的最初3个月，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所以很难坚持工作到中午。
从前我在家里一向晚睡晚起，早上基本不吃东西。我来农场后才意识到早餐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如果我早餐不吃上两个大馒头，到了9点钟肚子就咕咕叫了。捱到10点，就像没了油的拖拉机，尽管在大夏天，都会手脚冰凉，虚汗直流。有时我会头晕目眩，喘不过气来。遇上这种情况，我得马上坐下来将头架在双膝上休息一阵，不然我会昏厥过去。
我知道后果，颇为害怕，但是凌晨5点钟强迫自己起床后，真是一点食欲都没有。馒头在嘴里嚼呀嚼，就是咽不下喉咙去。这当口，别人已经狼吞虎咽了两三个大馒头，有的甚至要吃4个。我真是恨自己的身体，这么不可理喻！我发誓要克服这个毛病。改造！我必须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新人。想贫下中农之所想，爱贫下中农之所爱，这还不够，我必须从精神到肉体学习做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接下去的几个月，我向自己的身体开战，把自己的体力用到极限，再突破极限。当我精疲力尽的时候，就把自己想象成一架独轮车。〃小车不倒只管推！〃哪位英雄人物说的这句话？的确有点哲理，只要我的骨头没有散架，只要我身上还剩一分力气，只要我还有一口呼吸，我就要赶上别人，决不落后！
于是我干活时不松劲，用足全部力气，同时有一个声音大喊着从我心底冲出：我真希望此刻一跤倒在地上，像一口袋麦子那样落在地上，就这么躺着，永远不再起来！体力劳动的确使人头脑简单，我所有的想法都消失了，只有这个想法盘踞在心中。但这个想法是错的，我不应该纵容自己这么想，这不是鼓劲的好方法。
那么怎样鼓劲才对呢？我对自己说，这是一场考验，是一次审判，是一条火线，如果我能坚持住，我就是胜利者，是英雄，如果我倒下，就什么也不是，是狗屎堆！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二姨说一个人要有志气……村里的农民怎么说来着？〃人的力气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力气是用不完的，只会越用越多。〃这些话使我看到了希望，我坚持住，果然慢慢越于越有劲，农民的话真是金玉良言。
其他的知青想必也经过类似的艰苦历程，他们不知用的是什么话给自己鼓劲。初到村里，我们4个人凑在一起抬一袋11多斤重的麦子都很吃力，到了第二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单独扛着麦包走了，而且还能走一两块跳板，把麦子扛到卡车上去或倒在谷仓里。
农场的活儿十分累人。有个比喻很形象：一颗汗珠子摔八瓣。于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是32元。〃三百二十大毛〃，北京青年不无挪揄。我不知别人怎么看这点点辛苦钱，我的感觉是棒极了！我终于自己养活自己，完全独立了。我内心的自豪难以言传。
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按中国传统，我给父母和二姨各寄去10元，剩下的12元交了伙食费。（农场里的知青，不论男女，每人每月交12元，一日三餐在饭堂管饱，吃什么则不论。）父母和二姨收到钱后都给我来信，他们对我的评价比自己的还高。
说到独立，农场的女青年绝对独立过人。男女同工同酬，我们中大多数与男生比在哪方面都不比他们差。男人能做的事，我们一样能做，而且我们还做得更快更好。
农场的活儿要数割大豆来得辛苦。只有在秋雨连绵，机器没法下地收割时，才需要人工出动。我们双脚陷在泥泞里，一把镰刀在手，慢慢往前挪，整条垄割完要挪一两公里长。这种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走出家门，下田割豆，肩并肩你追我赶地跑这场马拉松。一天下来，割得最快的总是些〃铁姑娘〃。
开始时，男人试图与我们较劲儿，一段时间下来，他们知道不是对手，只好放弃，作出满不在乎的姿态。有个从上海来的叫老冯的女学生在割豆子上独占鳌头，谁也别想比过她，男人送她一个〃橡皮腰〃的外号，因为不管田垄有多长，她从不需要直起身子歇口气。她的毅力简直惊人！除了她之外，还有花儿和我们好几个人都是硬手。那些年里，有谁听说过〃铁小子〃如何如何？在中国，只有〃铁姑娘〃创造奇迹，叫大伙儿心悦诚服。
年纪大一点的妇女，那些家属，却毫不恋战。她们拖拖拉拉，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男人都烦她们。〃这些臭家属没治了！〃老职工们说这话时带着明显的轻蔑。当面叫这些女人臭家属的，却正是她们的丈夫和兄弟！
我们第一次听到〃臭家属〃这个称呼，不免有些吃惊。在中国，若在孩子的小名前加个臭字倒无所谓，往往还表示亲呢；而以此称呼大人，岂止是大不敬，简直可以说是种辱骂。毕竟这些妇女不也是贫下中农么？她们不也是毛主席说的〃半边天〃么？理论上说，革命也要靠她们出一份力，打江山的也不仅仅是男人……
但慢慢我们耳熟了这个称呼，甚至我们也在背后半开玩笑地管她们叫臭家属，反正也不是我们先这么叫的。一度我觉得这个称呼并不太冤枉她们，她们虽然并不依赖男人，但有些人的确散发着臭味，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好像很久没有梳洗过。离得近一点，你能闻到她们身上的洋葱味、大蒜味、煤油味、小孩的尿味，有些人满回黄牙，早晨张开嘴，宿臭刺鼻。那么我们知青是否就没臭家属那么臭呢？不尽然。我们到了村里几个星期后，身上也开始有一种怪味了。
我们的衣裳尽管新，但也搞得很脏，在村里洗衣服可是件大工程。首先我们得去井台上打水，将水匀在桶里，用扁担挑回去。然后把冰凉的水倒在一个大铁盆里，打了肥皂用手慢慢搓衣服，再将衣服漂洗干净。一次打的水不够，还得再打。洗完后绞干，用绳子晾起来。这个过程每一步都耗时费力，而从地里干活回来，时间和精力都所剩无几。
我们于是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我们发现衣服脏了，便把它们脱了，塞在床下，等后来的干净衣服穿得更脏了，又把先前穿过的衣服比较一下，挑一件看得过眼的再穿几天。这样一轮一轮转了两三个月，期间我们便免除了洗衣的麻烦。
而且这段时间我们谁也没洗过澡。我们完全没概念应该怎么洗澡：村里既没有公共浴室，宿舍又没有盥洗设备。到了10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宿舍的人在衣服缝里突然发现了一个个奇怪的白色的小东西，体积虽小，却有着一个大肚子。它们慢慢爬过，还留下些光亮的小卵。〃这是什么玩艺儿呢？〃我们不得其解，上上下下挠痒痒。突然有人惊叫一声：〃是虱子！〃这一说我们头发都倒竖起来，一身鸡皮疙瘩。〃真恶心！那怎么办？太可怕了！怎么办？〃
最后还是〃臭家属〃向我们伸出救援之手。〃别怕！别怕！我们来帮你们的忙，弄干净就是了，有办法的！〃她们来到宿舍，把我们的衣服和被单都拿回自己家，在大锅里用沸水煮了又煮。从此我们学会用大铁盆在众目睽睽的宿舍中轮流洗澡，这也没什么，犯不着害羞。在村里，要想洗澡，唯有如此，别无选择。
〃入乡随俗〃，我发现北大荒的民俗和北京的真真不一样。比方说，这里的人不喜欢客套。你到一户正吃着晚饭的人家中，他们若邀你一块儿吃，你最好就坐下，抄一双筷子，二话不说，吃。而已要放开肚子吃，让男女主人知道你不跟他们见外，而且喜欢他们的饭菜：让他们知道的方法不是言语，而是行动。这样他们才高兴。
在北京，那是另外一番规矩：如果我到什么人家中，他们正在用餐，我应该道歉，尽快离开。如果我事先接到邀请，那当然可以坐下吃，但在赞扬菜肴的同时，我必须吃得很有分寸。切不可像俄狼一样大嚼大咽，不可将筷子伸过桌子另一边夹菜，不可吃完任何碗碟中的最后一点菜肴……这些在北京的好习惯到了这儿全行不通。
除了吃饭，还有喝酒，喝白酒。如果村里人给我喝酒，我最好别拒绝。当地人几乎个个善饮，喝酒是哥儿们义气的标志，表示一种对人的尊重和信赖。不过若知青不会喝酒，村民也不勉强，白酒在农场是奢侈品，一块钱一瓶，他们决不愿意看到好东西给糟蹋了。
其实知青也不等村民劝饮。几个月下来，我们都喜欢上了白酒，女青年也不例外。也许是气候的原因，这里半年时间极其寒冷，余下时间则潮湿不堪。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农场生活到底不比家中。只是开始几年谁也不想承认，人人都说喜欢北大荒，要在这儿扎根。
白酒不能空腹喝，中国人喝酒时吃很多菜。在这个地区，最好的佐酒菜肴是狗肉。在这之前，我从未碰过狗肉，而在农场，因为没有其它肉供应，村民们只能宰自己的狗来吃。他们请我尝尝时，我没有稍加迟疑，将狗肉蘸在酱油里，就着生大蒜，大口大口吃将起来。往下吞的还有白酒，三杯，四杯。干了干了！酒肉可真是好东西！道理很简单，几个月时间不沾半点荤腥，只吃蒸馒头和见不到油花儿的水煮萝卜，如果有人给我吃耗子肉，没准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