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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手很快在拖拉机后挂了一节车斗，我们20多人把李弄上车，一起坐了进去，有知青，有本地青年，有男有女，我们胡乱往车上扔了几条被子，拖拉机就开走了。
一出村，风格外冷，像小刀一样打在脸上。我们拥住伤员，设法用身体挡住寒流，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小李全身战抖，止不住一阵接一阵地呻吟，泪水从他惨白的脸上滚下。拖拉机在冰雪覆盖的土路上像蜗牛爬，照这个速度我们3小时也到不了医院 ＋。。若天黑了，看不清路，拖拉机陷在雪坑里怎么办？
正在我们急得要死的时候，有人眼尖，看见地平线上有一辆吉普正向我们开来，〃老天有眼！〃吉普可开得快多了，也暖和多了。我们跳下拖拉机，站在路中间拦车。
吉普停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团长——一个40来岁的矮胖子——坐在里面。他满脸不快，我们向他解释事发突然：一位战士的手切断了，他必须马上送医院。我们请求团长搭我们的拖拉机进村，让伤员坐吉普去医院。
听完我们的话，团长眉心拧得紧紧的，一言不发。我们断定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请他无论如何下车看一下小李的伤势。我想他只要亲眼看见小李痛苦的模样，一定马上让出吉普的。这还用怀疑么？
在我们再三再四的请求下，团长终于挪出吉普，察看了一眼小李的伤情。看过之后，他竟然重新爬上吉普，没好气地对我们说：〃就用拖拉机拉他去医院好了，我还有急事，我得走了，别再啰嗦，就照我说的做！〃说完，招呼司机上车。
吉普扬长而去，掀起一团雪雾。我们站在原地，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看到小李的伤势，看到小李的痛楚，他什么都亲眼看见了！他怎么可以拒绝我们的恳求，把一位负伤的战士扔在雪地里？他的心是铁石做的么？还是根本没有心肝？〃急事〃，见鬼。巴！他骗不了我们。我们清楚得很，在这种穷乡僻壤，能有什么急事？天寒地冻，他只是不愿意坐在又慢又颠的拖拉机上。而这人竟然是我们的团长！一位〃最可爱的人〃！一个陌生人也不至于如此冷酷！
一时间我们义愤填膺，剩下的路程大家噙着眼泪咒骂这位团长，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
〃他简直就不是人！
〃绝对不是人！只披一张人皮，里面是畜生下水！
〃有朝一日叫天打五雷轰！
〃他要有儿子，也是个没屁眼儿的！
我们把能想到的传统的、本地的、流行的骂人话都搬了出来，第二天回到村里，想想还生气，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知青。但渐渐我的怒气平息后，反思一下这件事，我渐渐看清了我们的处境。
不论叫我们〃兵团战士〃还是〃知识青年〃，我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中国独独不缺的就是农民。1960年，天知道究竟多少农民死于饥饿。几百万？几千万？但中国还是有好几亿农民。一个农民，不但他的肢体不足惜，连他的生命也是不足惜的！我们是〃蚁民〃，我们的生命是〃蚁命〃，谁造出这些词来真可谓洞察事物的本质。
你自己又怎么看待这一个问题呢？你讨厌被人当作蚁民，没有尊严，没有同情，没有价值。但是你自愿下乡的时候，不是下决心放弃特权么？你在日记里抄了一段英雄话语：〃我愿做一片绿叶，映衬着红花；我愿做一块基石，支撑着大厦。〃难道你改变主意了么？
仔细思量，我依然情愿做一片绿叶，让别人去出风头。我不在乎默默无闻地生活，一片绿叶至少头顶一方蓝天，日见阳光，夜享月华，风雨滋润，吾心平矣。但是我再不想做一块基石了：被埋入深深的泥土中，任人在我身上肆意践踏，一辈子承载着大厦的巨重，不见天日，不闻声息，永无出头之时。这不叫生活，这样的生活生不如死！
不管情不情愿，我已经没有选择。我把户口迁来这里，便把自己交给了当地领导。平等？这个词依旧动听，若他们不赐予你平等的权利，你又能拿他们怎样？我们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便成为〃劳力者〃，而他们则是〃劳心者〃，他们可以视我们如草芥，如马牛。我们既是自愿牺牲，只好吞下这苦果。
我真是自作自受，一头扎进这泥潭，还自我感觉良好。理想主义，无知与虚荣，我为这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下次，我一定三思而行，但对我来说，今生今世，究竟还有没有下次？！
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句俗语描述古代女子失身的痛苦，任何作为，甚至自杀，都不能稍赎她的罪愆，改变公众舆论。谁曾想时至1972年，这种海洋一样深广的追悔之情竟将我淹没，白日它似块垒郁积在我的胸中，晚上睡觉时我辗转难眠，想的就是那句老话。这时我只能私下揣度别的知青是怎样看待自己前途的。在公开场合，所有的人都宣称要一辈子扎根北大荒，当时谁不唱此高调肯定会受批评，被打人另册。但〃九一三〃之后，〃8只快乐的大苍蝇〃很快飞走了7只，只有文还在，成了一零一中留下的唯一男生。
其他人和文不一样，他们有父母的高干背景。即使他们的父母有些尚未平反，总还是有几位老战友不那么势利，愿意雪中送炭，助一臂之力的。这7个人都是先以探亲或探病的名义请假回家，后来他们就在其它地方参了军，一来二去他们的户口也就从36团调去了新的部队。再过几年，他们复员后，户口就能迁回北京，政策规定复员军人的户口可以迁回原籍。私下里，我真羡慕他们！他们用的办法叫〃曲线返城〃，要做到这一步，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他们的父母在部队得有〃铁哥儿们〃，这些人有权为战友的孩子开后门；其二，这个知青还得是位男性，部队女兵的名额太有限。
我该怎么办？我既不是男生，父母又没有朋友在部队，我真是一筹莫展。袁，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就比我有心计得多。她的父亲参加过长征，但即使是他也没办法把袁直接弄进部队，于是袁走了另一条路，后来证明反而是一条捷径，使她一步到位地回了北京。
想不到袁居然有这样的政治手腕，实非那时的我所能企及。袁见凉水泉大多数的党员仍是赵的心腹死党，就率先提出为赵平反，这一来，当地的党员对她马上就有了好感。她不管老百姓的反应，他们的意见无足轻重。袁从一开始对这点就看了个真切。
不久她就成为知青中发展的第一名党员，此后她工作越发积极，信誓旦旦要在北大荒扎根一辈子。她向革命先烈起誓，泪花闪闪，慷慨激昂，我不由深受感动，自叹弗女口。
后来她被当地党组织推荐上大学，说是说贫下中农推荐，尽管贫下中农在这件事中完全没有发言权。上的还不是一般学校，而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其他被推荐的人则只能上本省的农学院，或是冶金机械之类的学院。当时我想袁的运气真是没话说，她曾告诉过我她中学起就梦想进外语学院，将来当一名外交家。现在她美梦成真了。
直到袁离村几个月后，我才从其他人口中得知这一切与运气全然无涉。袁和她父亲一手策划操办了整件事：就在袁指天划地发誓扎根北大荒时，她父亲已经忙着为她四处穿梭活动了。时机掐得正准，天衣无缝。关系网一铺开，水到渠成。听到这些，我郁闷了好一阵，没法相信袁竞能这样欺骗她〃最好的朋友〃。我鄙视她的行为，又不得不佩服她的心计。她倒是给我上了一堂〃唯物辩证法〃：知青越发誓扎根农村，她离开得才能越快。
明白这些道理于我何益？我怎么都没法像她那样做戏，也不会提着礼物到领导家中甜言蜜语一番，更不会向一些人殷勤地〃献身〃。病退？不幸的是我身体健康得很。有些人真的重病在身，像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的小刘，还有很多在这儿得了肝炎的人，兵团还不肯放呢。困退？我的父母不在北京，这也不是借口。
我的日记记录了一些当时缠绕在脑子里的想法和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我面临的无望处境：
21岁我就陷入了泥潭，天天浪费大好光阴。一切机会都失去了，所有的门都在我面前关起。生活才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大雁，只能眼巴巴看着别的雁儿高飞远逝。我是一塘流不去的浅水，等着于涸，等着腐烂。这一切都只因为我从前有一个梦想，一个美丽的梦想。这个梦酿成大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困于恶梦，无所遁逃。如果这是我的命，为什么？这太不公平！我干了什么以致得此恶报？
日记里的这段话后来给我带来很大麻烦。我们的严指导员认为我对现实不满，又想造反。其实我写这段话时，满心只想着因果报应。过去人们相信一生中的每件事都有因缘相契，而且会追溯到前世。虽然肉眼凡胎不一定看得清奖惩的因由，上天神明却洞察一切。在阴曹地府，阎王爷把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案，正如成语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天地神明是错不了的，凉水泉的老乡对此笃信不疑。一次我们宿舍遭了雷击，这件事真叫我大开眼界：30名女知青住在这排宿舍里，当场有5个人被电击倒在地上，失去知觉，背上有轻微的灼痕。她们被〃火速〃送往医院，几天后都康复了。
这几个人住院期间，关于她们的闲言碎语不胫而走。很多人都认为这几个女青年做过亏心事。虽然你我不曾看到，但上天有眼，于是才有七重天外的雷击报应。雷只打有罪之人，把他们的过错用天书烙在背上，这种天书我们凡人自然是读不懂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议论，气愤之情难以言表，这简直是落井下石！当地人怎能迷信到这种地步？他们这么议论别人太不公平，太刻薄！但我无法说服他们，特别是一个月后，人们真的发现5个人中的一个做过一件不太地道的事：就在雷击前的几天，她说她要去虎林县城，于是她的一个朋友托她通过邮局寄钱回家。但这个朋友的家里始终不曾收到钱。后来朋友反复盘问，她才承认当时把钱花了，还对朋友编谎。后来她又把钱还上了。
〃看见了吧，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说的报应！报应总是毫厘不爽。老天有眼，不会冤枉好人的！这下儿你还敢说你不信？〃我与之争辩的村民此时得意之色跃然脸上。
〃我就不信，这不过是个巧合！〃
即使我永远不会同意村民的结论，我想我还是受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说并不只是他们的影响，因果之说盛行千载，是祖先的传承。也许它与生俱来，早就根植在我的灵魂里，只是到1972年它才冒出来，日夜纠缠我，使我千恩万想要为自己不幸的命运找出因由。我是不是真的得罪了神明？
1966年，谁出的点子将道士们赶下山？全是我干的好事。当地人早就对我说过：华山上供奉的神明有求必应，法力无边。我居然斗胆逐其祭司，夺其香火。他们若果真对我动怒，恐怕我之罪孽是万劫莫赎的。
一旦这么想开了头，就再也刹不住了。过去的一幕幕重现眼前，黑暗中，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银髯飘飘的道士对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园投去崇敬的一瞥。他们走下山，仍不断回顾。红卫兵在背后踢骂他们，他们衷们的眼神在无声地谴责我。那是谁的目光？那位年老的宅主在看着我，我们刚把他满园的花草践踏个够；那些饭店的顾客在看着我，他们吃不完剩下的饭菜，汗流满面，用目光恳求我们高抬贵手，但我丝毫不为所动，一味满足自己的刚愎自用。
这些还不是最坏的，我在看守牛棚时命令我们老师唱什么来着？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人民的罪人。
我有罪，我该死，
我有罪，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
砸烂砸碎……
夜静时分，我仿佛又听到了这歌声，老师们的嗓音颤抖呜咽，不成其凋。与其说在唱，不如说在哀哭。这歌声理应令我心碎，问题是当时我哪儿有半点心肝？得意于自己红卫兵的身分，凭自己对他们的生杀予夺之权，我命令他们唱了一遍又一遍。
我还记起了我们去林老师家贴大字报的那天。尽管是大白天，房间里的光线却很暗淡。我们把我那张长长的大字报糊在她房间的墙上，糊住了唯一的一扇窗，以此作为对她的惩罚。林老师和她的家人站在屋角，挤作一团，尽量给我们让路。如果没记错，应该是5个人：林老师，她丈夫（也是一零一中的教师），两个大概还未上小学的孩子，还有她的老母亲。他们那时看上去惊恐万状，老人止不住地发抖，孩子哭都不敢哭……
那天我亲见林老师家只有一间房，除了床，连放两张书桌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客厅，没有厕所，没有厨房，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三代人共一屋檐，两老师共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