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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二姨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为了帮她的儿子成家，毅然随我们到瑞士呆了5年。等她攒够了钱，儿子却再无缘享用了。她当时在这个房间里，一定也像我这样，感到万般的虚空与无奈。为什么我们的努力总是徒劳？其实还不单止是徒劳，二姨本来还可以跟她的儿子厮守着，度过最后几年的宝贵时光，我则失去了挽留二姨的最后机会，至少我应该在她离开这个世界时守在她的身旁。
命运！这就是她的命，这就是我的命！命运残酷无情，跟我们开了一个又一个恶毒的玩笑。让我们做些甜美的梦，然后再用完全相反的现实来讽刺我们。我们越是挣扎奋斗，收获的悔恨也就愈深重。但在二姨的整个一生中，她从未放弃过希望，也没有放弃过善待别人的爱心。
〃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别担心我，我没那么快闭眼！我还没帮你把你的孩子带大哩，我怎么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试，回北京来上大学！……〃
即便是弥留之际，她还怀着深切的希望，对我，对她自己，对她命定见不到的孩子。
想到二姨，我明白我不能自暴自弃，我得努力。她把我一手抚养大，我就是她的亲女儿。我应该继续她未竟的希望和奋斗，尽管我现在有了切身体会：希望往往带来一颗破碎的心。慢慢地我开始考虑我应该去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参加了考试，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这次我毋须通过关系走后门，竞争是公平的。
接下来的两年，我攻读英语新闻写作。我们系设在中国官方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社大院内，老师却全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这在即使两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通过他们，外部世界的信息涓涓细流般渗入我们的心田，我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
早些时候我曾立志作一名真正称职的记者，深入查访，披露谎言，让读者听到不同的声音，以免再像我们那样误人歧途。但到了1980年，政治气候再度变得寒冷起来。我开始意识到，记者的职业将使我不能像一般人那样保持沉默，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说谎唱高调，要么说真话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讲真话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唔，1979年公诸世人的张志新的故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说了真话，等待她的是监禁、离婚、强奸，临刑前她的喉管都被人割断了。但如果不是一些领导决定公开她的事迹，谁又听得到她对〃文革〃的抗争？我既不想付这么惨重的代价，又不想漫无边际地等待，〃文革〃已经耗费了我12年的光阴，我已经不再年轻，谁知道中国还要等多少年才能等来新闻出版自由！我还是好好走自己的路，不枉此生吧。
我爱国心依然，但我久已不再梦想成为救黎民于倒悬、引他们至大同世界的英雄了。我深知自己没有卓越的见识和勇气，我只是一个寻常女子，喜欢读好书，想亲眼看世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此而已。在1981年春，这一希望顿时有了实现的可能，至少对我们中的幸运儿而言。我的一位朋友刚去了英国，同班同学也有准备到美国去读研究生的，有些已经寄出了申请。
我不敢奢望自己能有这般好运，可是每天半夜3点醒来，在黑暗中我看见略微卷起的竹帘之外游离着一个挥之不去的出国梦。每念及此，我睡意顿消，热血上涌，心跳加速。
机会现在看似渺茫，但更可能在你采取行动之前，连这机会都烟消云散。国家的大门可能再度关闭，我应该抓紧行动，不然就只能落得后悔。试一下，天意让我走不成，我也不会太伤心，毕竞〃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过去母亲绞尽脑汁帮我办户口的时候，父亲总拿这句话泼母亲的凉水。我最不喜欢他这么说了，现在我却发现这句话大有深意在。
在这个念头的鼓舞下，我骑车直奔北京图书馆，在那儿找到几本介绍美国大学的小册子。我挑了3所，3是个幸运数：东海岸的马萨诸塞大学，读比较文学专业；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英国文学；另一所是堪萨斯州的大学，读社会学。虽然我对这些大学几乎一无所知，但我还是寄出了申请。我对整件事并不抱有太大希望，因为我一没钱，二没海外关系。
不出所料，我不久就收到堪萨斯大学的回信：他们无法为我提供奖学金。真遗憾，在美国中部当一个社会学家的梦就此破碎。我们新闻系的阅览室有几十种中外杂志，晚些时候，我不知在《新闻周刊》还是在《时代周刊》上读到一篇文章，报道一个冷血杀手专门残害和我同年龄的女性，他眼下现正在洛杉矶逍遥法外。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这则新闻使我联想起中国媒体在过去许多年中在美国问题上所作的宣传：美国是个充满暴力、犯罪、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的地方。我一时也弄不清这种宣传到底有多真实。小心总是没大错，不是说有钱难买后悔药么？我还是别去加州为妙。
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了，这里的形势却越来越不利。那一年，有些领导忽然害怕中国人才外流，鼓励研究生留学的政策来了个急刹车。结果我所在的研究生院拒绝为我开具成绩单以及任何对我申请有帮助的材料。拿不到这些证明文件，当时中国又没有开办托福和研究生入学考试，我手上所有的材料仅有美国老师写的两封推荐信和我写的一篇关于《简爱》的文章。
当然，单凭这些申请材料，任美国或世界上哪一所学校都不会录取我，更别提经济资助了。但我对留学这个念头已经欲罢不能，不到山穷水尽不肯轻言放弃。于是我坐下，给马萨诸塞州大学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叙述了我在〃文革〃中的经历，希望我能用言辞表达为什么我这么渴求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
上天见怜，信转到几位热心肠的教授手上，他们把信又交给了一位同样古道热肠的老院长。不久我就听到了好消息：我被马萨诸塞大学录取为比较文学系的研究生，老院长还为我在东亚研究系特别设立了一份助教工作，这样我从一开始就能在经济上自立了。
直如梦想成真，得知马萨诸塞大学为我做的一切，我非常感动。但要实现这个梦还需翻越关山重重：如果两个月内我得不到一级级部门的批准，拿不到护照，我的留学梦仍是一堆肥皂泡。而且我看得出来，在当时的情形下，要打通这些关节难于上青天。我必须动用所有关系，敲开一扇扇后门，带着笑脸，求人说项，上下左右，百密一疏都会功亏一武我烦透了这求人的事，但1981年的整个夏天，我都马不停蹄地为此事奔忙。白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满北京乱转，有如热锅上的蚂蚁。系里另外两个男同学也在忙同样的事，我们交换信息，有一种战斗在同一战壕里的感觉。
到了9月初，我终于办齐了出国手续。另外两个男同学的申请却落了空。他们当然对那些卡他们的官员恨之入骨，而且连我也一起恨上了。于是他们控告我走后门。对此我又如何能为自己洗刷辩白？我的确走了后门，但如果说我热衷于这种后门交易，我却只能苦笑一声：如果局势开明、政策合理的话，我又哪里用得着走后门呢？我的请求，和他们的请求一样，都是完全合法的，问题在于经过〃文革〃，虽然有些前门还是开着，但更多场合，如果没有关系，合理的请求一样石沉大海。
为此，我深知只要还在中国，就逃脱不了后门交易。每次事到临头，不期而然准要这么做。比如叔叔从盐场平反回来，没有工作单位，有一个研究所愿意要他，但那年招人的指标用完了，他问我能不能帮他这个忙。我知道这个忙还是可以帮到的，而且我觉得经过这22年的磨难，他应该得到些补偿，有一个像样的工作单位。再说他是我的叔叔，奶奶说过了，我会帮他的。她料事如神，我的确帮了他，然而我内心难耐困惑。
是不是目的合理就可以不择手段呢？我想过去母亲帮我的时候一定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她的一生都忠于党，信奉共产主义，而另一方面，她又放不下她的女儿。她知道如果她不帮我，没人会来帮我，我会长年陷在北大荒，也许还会惨遭不测……但她对她的所作所为又不能完全释然。难怪那些日子里，她只和我讨论〃战略战术〃，而极力回避她在道德上所面临的两难之境。
现在我迈出国门，终于可以和后门交易作别，我深深舒了口气。真怕长此以往，有朝一日我会不能自拔，丧失最后一分是非观念。从此我可以凭真才实学和别人公平地竞争，那种畅快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胜了，充溢的是成功的喜悦而非内疚；如果败下阵来，我会在下一轮加倍努力，而不会怨天尤人。我知道美国竞争之激烈，再没铁饭碗可捧。而且这次我是单枪匹马出国门，不像30年前我离开中国时，二姨抱着我，父亲在我身边。
飞机即将带我横跨大洋，送我踏上新大陆。登机时，我口袋里只有50美元，这还是向人借的。但我并不贫穷，我随身带着继承来的一大笔财富：二姨的志气，奶奶的天目，母亲的精力和急智，父亲的达观和胸怀，还有我从农民那里接受的再教育……桩桩件件，日积月累，成了我的内核，我性格的底蕴。将来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我的其它方面会变，但这一内核决不会变。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从研究生到大学教师，不论我走到哪里，不论我做什么工作，只要我能时时与这内核相接，我便明白我是谁，我要的是什么。我也许会感到孤独，也可能会受到挫折，但我不会迷失在茫茫的大千世界上。
至于〃文革〃的记忆，那些美梦和恶梦，我都让它们形随左右。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敢稍加忘怀。即使它们常常以痛苦和耻辱刺激我，也不应稍加忘怀。援用鲁迅的比喻，我和同辈们是吃蜘蛛的人。早在我们之前，我父母和他们的同辈也已在吃蜘蛛了。蜘蛛难以下咽，而且有毒，但对我来说，却是一剂苦口的良药。我吃的蜘蛛使我明目醒脑，因为它们，我珍惜自由，看重人的尊严，对异见更加宽容，对大大小小的谎言不为所惑。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除了为儿子和自己谋生之外，我还怀着更重要的责任，其中之一便是将我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而换来的教训传诸世人，包括生活在中国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使这些教训成为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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