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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第2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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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

于是,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

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残酷的斗争,无休止的吵闹,无数无效的抗争,无数无奈的妥协后,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

大致如此吧。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八年逝世,年五十八。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他还不够勇敢。

【明光宗朱常洛】

虽然几十年来,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

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一日,朱常洛正式登基,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定年号为泰昌。

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按照惯例,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年号。

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号,竟然没能用上。

因为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年,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

一个撑了三十八年,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是很不幸的。

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是郑贵妃。

【郑贵妃】

应该说,朱常洛是个好孩子,至少比较厚道。

几十年来,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冷漠、朝廷的冷清,感受到了国家的凋敝,时局的危险。

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于是,当政后的第一天,他用几道谕令显示了自己的决心。

大致说来,他是把他爹没办的事给办了,包括兑现白条——给辽东前线的士兵发工资,废除各地矿税,以及补充空缺的官员。

这几件事情,办得很好,也很及时,特别是最后一条,把诸多被万历同志赶下岗的仁兄们拉了回来,实在是大快官心,于是一时之间,光宗的人望到达了顶点,朝廷内外无不感恩戴德,兴高采烈。

但有一个人不高兴,非但不高兴,而且很害怕。

万历死后,郑贵妃终于明白,自己是多么的虚弱,今日之城内,已是敌人之天下。所谓贵妃,其实也不贵,如果明光宗要对付她,贱卖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

很快,一件事情就证明了她的判断。

考虑到万历死后不好办,之前郑贵妃软磨硬泡,让万历下了道遗嘱,讲明,一旦自己死后,郑贵妃必须进封皇后。

如此一来,等万历死后,她就成了太后,无论如何,铁饭碗是到手了。

明光宗看上去倒也老实,丝毫不赖帐,当即表示,如果父皇如此批示,那就照办吧。

但他同时表示,这是礼部的事,我批下去,让他们办吧。

按说皇帝批下来就没问题了,可是礼部侍郎孙如游不知怎么回事,非但不办,还写了个奏疏,从理论、辈分、名分上论证了这件事,最后得出结论——不行。

光宗同志似乎也不生气,还把孙侍郎的奏疏压了下来,但封皇后这事再也没提。

郑贵妃明白了,这就是个托。

很明显,这位看上去很老实的人,实际上不怎么老实。既然如此,必须提前采取行动。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出了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一件礼物。

十天之后,她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朱常洛很高兴地收下了。

光宗皇帝的性命,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

这份礼物,是八个美女。

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哪都不能去,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辛辛苦苦、畏畏缩缩了几十年,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

古语有云:一口吃不成胖子,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在史料上,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

“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辛勤工作,身体吃不消,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于是不久之后,朱常洛就病倒了。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日。

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四天之后。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四日。

皇帝的身体依然很差,身体差就该看医生,崔文升就此出了场。

崔文升,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前面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

可是这人来,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而是看病,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除了能写外,还管着御药房,搞第二产业。

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

诊断之后,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副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

他开的这幅药,叫泻药。

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

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蒙古大夫”。

虽然我不在现场,也不懂医术,但我可以认定:崔文升的诊断,是正确的。

因为之前的史料中,有这样六个字:是夜,连幸数人。

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就不解释了,但大家也应该知道,要办到这件事情,难度是很大的。对光宗这种自幼体弱的麻杆而言,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他完成了。

所以唯一的可能性是,他找了帮手,而这个帮手,就是药物。

是什么药物,大家心里也有数,我就不说了,这类药物在明代宫廷里,从来就是必备药,从明宪宗开始,到天天炼丹的嘉靖,估计都没少用。明光宗初来乍到,用用还算正常。

可这位兄弟明显是用多了,加上身体一向不好,这才得了病。

在中医理论中,服用了这种药,是属于上火,所以用泻药清火,也还算对症下药。

应该说,崔文升是懂得医术的,可惜,是半桶水。

根据当时史料反映,这位仁兄下药的时候,有点用力过猛,手一哆嗦,下大了。

错误是明显的,后果是严重的,光宗同志服药之后,一晚上拉了几十次,原本身体就差,这下子更没戏了,第二天就卧床不起,算彻底消停了。

蒙古的崔大夫看病经历大致如此,就这么看上去,似乎也就是个医疗事故。虽说没法私了,但毕竟大体上没错,也没在人家身体里留把剪刀、手术刀之类的东西当纪念品,态度还算凑合。

可问题是,这事一冒出来,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刻断定,这是郑贵妃的阴谋。

因为非常凑巧,这位下药的崔文升,当年曾经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

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要看病,不找太医,偏找太监,找了个太监,偏偏又是郑贵妃的人,这太监下药,偏又下猛了,说他没问题,实在有点困难。

对于这件事情,你说它不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信,因为没准就这么巧;说它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也信,因为虽说下药这招十分拙劣,谁都知道是她干的,但以郑贵妃的智商,以及从前表现,这种蠢事,她是干得出来的。

无论动机如何,结果是肯定的,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

但这一切还不够,要达到目的,这些远远不够,即使那个人死去,也还是不够。

必须把控政权,把未来所有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

于是在开幕之前,郑贵妃找到了最后一个同盟者。

这位同盟者的名字,不太清楚。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她姓李,是太子的嫔妃。

当时太子的嫔妃有以下几种:大老婆叫太子妃,之后分别是才人、选侍、淑女等。

而这位姓李的女人,是选侍,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中,她被称为“李选侍”。

李选侍应该是个美女,至少长得还不错,因为皇帝最喜欢她,而且皇帝的儿子,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朱由校,也掌握在她的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郑贵妃找上了她。

就智商而言,李选侍还算不错(相对于郑贵妃),就人品而言,她和郑贵妃实在是相见恨晚,经过一番潜规则后,双方达成协议,成为了同盟,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现在一切已经齐备,只等待着一个消息。

所有的行动,将在那一刻展开,所有的野心,将在那一刻实现。

【小人物】

目标就在眼前,一切都很顺利。

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同党越来越多,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尽在掌握之中,在郑贵妃和李选侍看来,前方已是一片坦途。

然而她们终究无法前进,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明光宗即位后,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最高兴的是东林党。

这是很正常的,从一开始,东林党就把筹码押在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

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

明光宗非常够意思,刚上任,就升了几个人的官,这些人包括刘一璟、韩旷、周嘉谟、邹元标、孙如游等等。

这几个人估计你不知道,其实也不用知道,只要你知道这几个人的职务,就能明白,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

刘一璟、韩旷,是东阁大学士,内阁成员,周嘉谟是吏部尚书,邹元标是大理寺丞,孙如游是礼部侍郎。当然,他们都是东林党。

在这群人中,有内阁大臣、人事部部长、法院院长,部级高官,然而,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只是配角。真正力挽狂澜的人,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涟。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湖北)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任常熟知县,后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

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因为这人非但当官晚,升得也不快,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也才是个七品给事中。

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后面,是一个不普通的人。

上天总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天生就聪明,天生就牛,天生就是张居正、戚继光,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天生就不聪明,天生就不牛,天生就是二傻子,没有办法。

但上天依然是仁慈的,他给出了一条没有天赋,也能成功的道路。

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这是最好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它的名字,叫做纯粹。

纯粹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志、认真、一根筋、二杆子等等等等。

纯粹和执着,也是有区别的,所谓执着,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纯粹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他们的一生,往往只有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们无法被收买,无法被威逼,他们不要钱,不要女色,甚至不要权势和名声。

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目标,以及坚定的决心和意志。

杨涟,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他幼年的事迹并不多,也没有什么砸水缸之类的壮举,但从小就为人光明磊落,还很讲干净,干净到当县令的时候,廉政考核全国第一。此外,这位仁兄也是个不怕事的人,比如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历生病,半个月不吃饭,杨涟听说了,也不跟上级打招呼,就跑去找首辅方从哲:

“皇上生病了,你应该去问安。”

方首辅胆子小,脾气也好,面对这位小人物,丝毫不敢怠慢:

“皇上一向忌讳这些问题,我只能去问宫里的内侍,也没消息。”

朝廷首辅对七品小官,面子是给足了,杨先生却不要这个面子,他先举了个例子,教育了首辅大人,又大声强调:

“你应该多去几次,事情自然就成了(自济)!”

末了,还给首辅大人下了个命令:

“这个时候,你应该住在内阁值班,不要到处走动!”

毫无惧色。

根据以上史料,以及他后来的表现,我们可以认定:在杨涟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国尽忠,匡扶社稷。

事实上,在十几天前的那个夜晚,这位不起眼的小人物,就曾影响过这个帝国的命运。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夜,乾清宫。

万历就快撑不住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省了自己一生的错误,却也犯下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没有召见太子。

一般说来,皇帝死前,儿子应该在身边,除了看着老爹归西、嚎几声壮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确认继位。

虽说太子的名分有了,但中国的事情一向难说,要不看着老爹走人,万一隔天突然冒出几份遗嘱、或是几个顾命大臣,偏说老头子临死前改了主意,还找人搞了公证,这桩官司可怎么打?

但不知万历兄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反正没叫儿子进来。

太子偏偏是个老实孩子,明知老头子不行了,又怕人搞鬼,在宫殿外急得团团转,可就是不敢进去。

关键时刻,杨涟出现了。

在得知情况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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