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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所创造”的论点后，他反唇相讥道：“奥德姆没有一个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不认为应该向他表示敬意。但是，我们应该更确切地说，供养贵族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艰苦工作。”身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丘吉尔竟然对英国贵族以及由英国的“伟大家族”的代表组成的上院大肆攻击，这种行为既是异乎寻常的，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尽管亲朋们与他疏远，人们指责他“玷污门庭”，但丘吉尔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英国的未来是属于下院的。
保守党的领袖们对丘吉尔的活动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深感忧虑。保守党前座议员之一亨利·查普林在给巴尔弗的秘书桑达斯的信中说：“温斯顿对工人说来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说家，在他们动摇不定的时候，他所表演的恶作剧就能起到稳定作用，这是真正重要的因素。”而首相阿斯奎斯则对丘吉尔的竞选活动深表满意。给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丘吉尔演讲次数那么多，内容却很少重复，效果又至为显著，因此他请丘吉尔到自己的选区东法夫发表演说。在竞选期间丘吉尔发表的大量演说被汇集起来，编辑成书，很快付印，赶在1910年1月竞选结束前出版，书名为《人民的权利》。这本书实际上成了自由党人的竞选手册。最后，丘吉尔以10747票当选；落选的两名保守党人以及禁酒主义者斯克林杰等三位候选人的得票总数还不如丘吉尔一个人的得票多。
选举之后，阿斯奎斯对内阁成员作了某些调整。由于丘吉尔在政治斗争和竞选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他在自由党内以及政府中的份量更重了。首相希望他在日显其重要的爱尔兰问题或者内政问题上发挥才干；经过考虑，丘吉尔放弃了爱尔兰事务大臣职位，选择了内政大臣要职。至于他出掌海军部的愿望，只能留待不远的将来再实现了。
丘吉尔传……４ 内政大臣
４ 内政大臣
内政大臣在英国内阁中地位较高，权力也很大。因此，35岁的丘吉尔登上内政大臣的宝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应是一件很大的成就。内政部负责管理全国的监狱、少年罪犯营、消防队和伦敦警察局，它可以建议国王赦免罪犯，对组织议会选举有一定权力。此外，道路、桥梁、运河、矿山、农业、渔业、社会治安、监督外侨、社会公德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它的管辖范围。按照丘吉尔的前任赫伯特·格拉斯顿的说法，内政大臣的主要职责是对700万工厂劳工和100万矿工的劳动条件、健康条件和安全负责，对所有人在警察管辖下拥有的个人权利负责，对维护公开秩序负责，并对警方的拘留所和监狱中的阴暗角落负责。“总之，在所有的行政官员中，内政大臣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最息息相关。”有时内政大臣不得不处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例如，意大利制作冰淇淋工人移居英国的条件；演出剧目的审查；关于保护猎禽的建议；以及对汽车挡泥板的有关规定等等。最后，内政大臣还应当参加王子和公主的诞辰庆典，通常由他隆重宣布王位继承人和新国王登基。在议会开会期间，他每天晚上都必须用普通书法起草一份下院议事报告呈交国王；这项工作以前是由首相完成的，到丘吉尔任上才改由内政大臣经办。
作为一名立志社会改革的政治家，丘吉尔一上任，即立刻着手进行了监狱改革。当时，英国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要求选举权的运动不断高涨，导致了英国监狱中的政治犯人数剧增，他们在牢房里受到极不人道的对待。由于丘吉尔作过布尔人的俘虏，使他对失去自由的人怀有同情心；同时，他也受到了要求对犯人实行较人道的待遇的社会舆论的影响。因此，他在1910年3月，即他上任尚不满一个月的时候，就向下院提出了一项对“被捕前行为端正，未曾犯有‘欺诈、残暴、猥亵或严重暴力’罪行的犯人”实行较好待遇的法案。在其后的几个月中，他对实行强制性单独监禁作出了严格规定，并在条文公布前，将写作了流行剧《公正》以揭露单独监禁对犯人的摧残的英国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请到内政部，亲自念规定给作家听以征询他的意见。规定明确将对除惯犯以外的犯人的单独监禁限制在一个月时间之内。丘吉尔认为：“公众在对待犯罪和罪犯问题上怀有的心情和脾气，是衡量任何一个国家文明的最为可靠的试金石之一。”他将这一指导思想化为改革的行动。在夏末向首相阿斯奎斯提出的一份措词强硬的备忘录中，他概括地提到了一些改革议题，如：严格执行已由赫伯特·格拉斯顿于1907年争取通过的罪犯缓刑法所规定的期限；对年轻犯人实施“惩戒性缓刑”而不是关押性缓刑；废除对负债者的判刑；实行对不同犯罪处以不同形式监禁的分类制度等。但很遗憾的是，由于政务繁忙，这些富有远见的创议在丘吉尔任内并未能够完全通过立法程序而得到实施。
丘吉尔还亲自审阅被判处绞刑或长期徒刑的犯人的卷宗，十分谨慎地将结论记录在备忘录上。他发现了一些轻罪重判的案例并加以改正，比如，有一次他和劳合—乔治一起到特穆尔去视察，就对一位因在教堂施舍箱里偷了两先令而被判处3年劳役监禁和10年预防性拘役的牧羊老人大卫·戴维斯实行了缓刑并予以释放。
为了加强对矿山安全生产的管理，1910年丘吉尔主持制定了矿山法。这一法案对矿井的经理、工头和检查人员的培训和任用均做了详细规定，对矿井的通风、电气与炸药的使用、拖运及其机械系统均加以规范，并强行规定必须建立救护和抢救设施，大大加强了检查人员的职权，以确保有关规定的实施；同时也扩充了内政大臣为进一步完善安全法规而发布各种规定的权力。这些措施，为国家干预建立了一种模式，并为以后的大量立法所反复采用。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此给予极高评价，称矿山法为“我们采矿界的福音”。矿工出身的老资格下院议员查尔斯·劳维克则说：“全国上下以极满意的心情为之欢呼。”
为限定商店营业员的工作时间，丘吉尔提出了一项商店法案。尽管他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但由于店主们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坚决反对，在法案通过时，“其原制订者的意图所占的比例是如此之小”，但至少为店员们争取到了每周半天的固定工休。他甚至为已不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国民保险法得以在下院获得通过作了巨大努力。他在演讲中曾充满自豪地说：从此以后，“工人将用国家组织这块巨大的盾牌和现代科学这把锋利无比、银光闪闪的宝剑，把自己武装起来，来对付（失业与疾病）这两个不受欢迎的来客。”
尽管丘吉尔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但面对时而发生的“劳工骚乱”，出于政治的需要，在动用军队维持秩序时他也毫不手软，为此丘吉尔遭到了大量指责。1910年11月，南威尔士矿工为增加工资的要求遭资方拒绝而举行了大罢工。丘吉尔“直接派遣首都十分强大的警察力量”，并以南部军区的军队为后盾，很快控制了局势。丘吉尔警告矿工联合会说：“一旦发生什么事，就会毫不犹豫地授权动用军队。”几乎与此同时，伦敦发生了妇女参政运动的游行请愿活动。面对约300名游行者，丘吉尔调动了大约1200名警察部队部署在议会周围；对试图冲破警戒线的妇女，警察们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此事引起了人们对丘吉尔很大的反感。
然而在当时造成更大影响的是所谓的“塞德奈街的杀戮”。1911年1月，一伙据信是东欧革命党人残余分子的人，抢劫了豪恩兹迪的一家珠宝店。他们在逃离现场时开枪打死了3名警察。后来警方在伦敦东区的塞德奈街上的一所房子中发现并包围了他们。丘吉尔在接到报告后，应要求派出了装备步枪的军队，并亲临现场指挥。后来甚至还拖来了大炮。就在丘吉尔观察这座被包围的楼房时，有人拍摄了他的照片。在激烈的枪战中，房子起了火，为了消防队员的生命安全，丘吉尔同意了在场的高级警官的意见不准进行灭火行动。大火熄灭后在楼房中找出了两具尸体。事后丘吉尔在现场的照片被广泛刊载；新闻界对整个事件大肆渲染并对丘吉尔冷嘲热讽。伦敦的影院也上映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短纪录片。反对党抓住机会对丘吉尔大加批评。保守党领袖阿瑟·巴尔弗讽刺道：“我知道这位摄影师正在干什么，但这位可敬的绅士又在干什么呢？”国王也不赞成丘吉尔的行为，要求内阁大臣个人不得参与这种战斗。连丘吉尔的副手、内政部次官查尔斯·马斯特曼在事后也以不满的口吻问他：“温斯顿，你当时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丘吉尔则不以为然地答道：“查理，不要想岔了，这是一种消遣。”
此后几个月中，英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事件，丘吉尔仍然毫无顾忌地持强硬态度。他应利物浦市市长和警察局长之请，与陆军部联系向该市派出了两万多名士兵，帮助镇压海员和码头工人的罢工。面对全国性的铁路大罢工，丘吉尔通知各地方当局说：“原定的部队征用车辆需向民政当局申请的规定暂停执行”，军队现在被赋予了可以自行作出军运决定的权力。在此问题上态度与丘吉尔大相径庭的查尔斯·马斯特曼后来曾私下指责丘吉尔“得意洋洋地边看着英国地图边指挥部队向前运动……，他在这方面的错误令人吃惊。他经常发布残害生命的野蛮公告。”而丘吉尔则指出，马斯特曼身为内政部次官，他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却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而是帮助另两名内阁成员，即约翰·伯恩斯和劳合—乔治去寻找协调与和解的条件和时机。罢工虽然经调解得以平息，但在此期间却造成了一些伤亡。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于1911年8月在下院对丘吉尔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如果内政大臣能够很好地了解在危机时期应当如何对待群众，很好了解公民自由是怎么回事，较好地使用他内政大臣所拥有的权力，那么我们的困难就会比近四五天来少得多。”但是丘吉尔的行动得到了国王和内阁的肯定和支持，国王在拍给丘吉尔的电报中说：“令人信服的是，你所采取的果敢行动使国家不同地区避免了生命财产的损失。”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关注着国内和国际上的各种事态的发展。他向首相提出忠告，力促对上院实行改革，以打破在宪法问题上出现的僵局。内阁经过激烈辩论，决定采取限制上院否决权这一政策，即请求国王作出保证，在必要时增封足够数量的新贵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决权。这项政策得到了自由党人和爱尔兰人的广泛支持，对上院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以致财政预算第二天转到上院时，上院不得已表示了接受。
1910年5月，英王爱德华七世突然逝世，他的继承人乔治五世成为新国王。在这种情势下，两大政党都同意举行一次宪政会议，就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寻求一种妥协性的解决办法，在劳合—乔治的倡议下，两党在为全面改革而实行联合的目标下进行了令人注目的秘密协商。丘吉尔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保守党杰出的年轻律师F·E·史密斯是他的亲密朋友，所以首先由他代表劳合—乔治与保守党领袖进行了接触，并争取到史密斯和奥斯汀·张伯伦的支持。但因为保守党前任议会党团领袖奇尔斯顿勋爵担心此举会导致保守党的分裂，使保守党领袖巴尔弗否定了劳合—乔治的倡议，宪政会议失败了。
内阁为了取得对上院实行改革的授权，于同年11月宣布解散议会，进行大选。丘吉尔在竞选中再次应邀到全国各地发表演说。他抓住保守党领袖巴尔弗为争取工业发达的北部地区的选票而答应推迟提出关税改革问题的策略，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攻击。［ ·手机电子书…wＷw。QiＳuu。cＯm］
丘吉尔成了保守党人政治上的一块心病，保守党人力图将他挤出政治圈外。该党最杰出的演说家，未来的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甚至向丘吉尔提出了挑战，要求两人达成一项君子协定，规定竞选失败者只能留在议会之外。幸好丘吉尔未答应他；因为竞选结果出来后，丘吉尔在丹迪市再次当选，而博纳·劳则在曼彻斯特西北选区遭到失败，由于没有君子协定的约束，他才有可能很快转移阵地重新获得一个席位，并于1911年接替了巴尔弗保守党领袖的位置。
大选结果与同年年初的上一次大选几乎完全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选民们对现任内阁的肯定和支持。因此内阁在下院通过了一项把上院的否决权降格为推迟权的议案。该议案规定，“在以民众而不是以世袭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