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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丘吉尔就捷克危机向伦敦新闻界发表声明说：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25个师的兵力用来威胁西线；此外，这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要快得多。”
在英法两国政府的敦促下，捷政府被迫接受了两国联合建议。9月22日，张伯伦带着这个建议的细节，飞往德国莱茵兰的戈德斯贝格市与希特勒进一步会谈。张伯伦本来以为，既然捷克政府已经接受希特勒提出的所谓“民族自决原则”，希特勒就会同他“讨论实施的方法和步骤”；但他没想到遇到的是“一种完全意外的形势”。他后来向下院报告这次会谈的情况时说：
“我本来以为当我回到戈德斯贝格时，我只要安静地同他讨论我带去的那些建议，事情就可以顺利解决。使我大为震惊的是，会谈一开始他就说这些建议是不能接受的，而应代之以另一套我根本没想到的建议。”
就在这次会谈中，张伯伦“第一次在备忘录上发现有时间上的限期”。希特勒限定，如果他在9月28日下午2时以前没有接到捷克同意新建议，即同意德国军队立即进占苏台德区的通知，他将命令军队在10月1日向该地区发动进攻。
在这种情势下，天真的张伯伦仍然不愿意放弃对希特勒的幻想。他对下院说：“我不希望下院以为他有意欺骗我——我自己一点也不那么想。”他还特意向下院强调了希特勒再次许下的谎言：
“我必须附带说明的是，希特勒恳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过的话：说这一次是他在欧洲最后一次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是非要把日耳曼种族也包括在德国之内。第二，他还极其恳切地说，他希望同英国友好相处，如果这次苏台德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他极愿意恢复谈判。”
在张伯伦回到伦敦后，英国内阁于9月25日召开了三次会议。张伯伦试图说服内阁接受德国的新建议，但遭到海军大臣达夫·库珀的坚决反对。连一直追随张伯伦的哈利法克斯也因良心所迫，在苦思冥想之后改变了态度，强烈拒绝张伯伦的意见。此时英法两国舆论中的强硬派日益占了上风，极力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内阁决定拒绝德国的新建议，并立即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德国政府。法国政府在接到通报后同意这一决定并在国内进行部分动员。当天晚上，法国总理达拉第再次来到伦敦，虽然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对捷克人的义务。
9月26日，丘吉尔拜访了首相和外交大臣，敦促政府与法苏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当天晚上，英国政府即发表公报说：
“德国如果不顾英国首相的努力，仍对捷克发动进攻，其直接结果必定是法国必然援助捷克，而英国和俄国自必支持法国。”
9月27日晚，海军部发出警戒电报。第二天上午又正式发出了英国舰队动员令。捷克斯洛伐克也有150万军队在防线上严阵以待。但张伯伦仍然不死心，他在9月27日晚上发表了“一篇和战两可，四平八稳的广播演说”，当晚又收到了希特勒主动提出的对捷克新国界和实行新的公民投票方式的保证，似乎为缓和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张伯伦立即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希特勒说：
“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的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张伯伦还同时打电报给墨索里尼，希望他参加会谈。
9月28日下午，张伯伦正在下院报告最近事态的发展变化情况，演讲过程中他收到哈利法克斯转来的希特勒邀请他出席慕尼黑会议的电报。据哈罗德·尼科尔森的日记记载，张伯伦对此大喜过望，“他整个脸色，整个身体，都变了模样……，看来他仿佛年轻了10岁，露出胜利的喜悦”。他马上宣布说，希特勒同意推迟24小时动员，并邀请他和达拉第、墨索里尼赴慕尼黑会谈。会议大厅里马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并长时间向张伯伦鼓掌致意，只有丘吉尔和艾登等少数人无动于衷。
9月29日张伯伦赴慕尼黑参加谈判。行前张伯伦未和法国总理达拉第会商，而希特勒却亲自到德奥边境迎接墨索里尼并进行密谈。丘吉尔担心张伯伦有继续退让的危险，即在当天一个反对党领导人和持反对态度的保守党议员参加的午餐会上，敦促大家联合发电报给张伯伦，提醒他不能退得更远，但未得到大家的响应。
9月30日凌晨2时，“四巨头”在迅速达成的协议上签字。此后在张伯伦的要求下，希特勒和他又共同签署了一份保证以协商的办法消除分歧，谋求欧洲和平的英德联合声明。总的看来，慕尼黑协议在基本各点上都满足了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要求。苏台德区的捷克人被要求自10月1日起分五批撤退，在10天内完成；最后国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划定。奉命前来听候发落的捷克政府代表也收到了这个文件。紧接着，波兰和匈牙利也趁火打劫，分别向捷克提出了类似的领土要求。
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之下，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屈服。贝奈斯总统立即辞职，寄居到英国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由于这一协议被野蛮宰割而解体了，张伯伦得意洋洋地回到伦敦。他在下飞机时挥动着他与希特勒共同签署的英德联合声明接受了群众的欢呼。他在首相官邸的窗户前又对欢呼的群众挥动着那张纸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丘吉尔传……６ 绥靖政策的破产
６ 绥靖政策的破产
当张伯伦自以为得到了光荣的和平时，头脑清醒的反对派们看到的却是失败的外交必然导致的战争。在张伯伦得到一些群众和下院议员欢呼的时候，也引发了反对派因慕尼黑协定而产生的愤怒。海军大臣达夫·库珀“从欢呼的人群中冲了出来”，愤而辞职以示抗议。他在下院的辞职演说中指出，希特勒过去是从来不让步的；这一次在收到张伯伦要求举行慕尼黑会议的信之前，＇ ｜。＇希特勒先获悉了英国舰队动员的消息。库珀认为，“这种行动的语言，比起外交上慎重而保留的词令或公文中附有条件的条款，更容易为希特勒所了解”。库珀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张伯伦由于沉溺于绥靖幻梦因而屡次受骗却仍然执迷不悟的荒谬，他说：
“首相一直认为应该用委婉动听、合乎情理的话来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则认为暴力的语言更能打动他。
“首相对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虽然希特勒先生在破坏凡尔赛和约时，保证要遵守洛迦诺公约；而在他破坏洛迦诺公约时，又保证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当希特勒用武力进占奥地利时，曾授权他的党羽提出有权威的保证，说他不会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这还是不到六个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现在还相信希特勒的信义哩！”
随后丘吉尔在下院的长时间辩论中也发了言。当他说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一片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使他中断了片刻之后才能继续说下去，但他仍然毫无顾忌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以形象生动的比喻把希特勒的行为说成是：
“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英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英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丘吉尔认为应该让人民知道真相，知道英国防务的严重疏忽和缺点，知道这次打乱了欧洲平衡的失败的深远影响。他还说：“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杯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虽然反对派们振臂疾呼，但他们在当时仍是少数。辩论结束后，下院以366票对144票通过了张伯伦政府“在最近的危机中所采取的防止战争”的政策。保守党内的反对派们则是以弃权的方式表示反对。他们虽然只有三、四十人，但都有很高声望和地位，除了丘吉尔以外，其中还有三位前内阁大臣即艾登、艾默里和达夫·库珀。他们中的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人数而在于我们这些人的声誉，……下院知道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远比他们更加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英国国内，这一时期中绥靖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对于绥靖是“收到绥靖的效果，还是刺激了对方更为凶狠的野心”，双方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丘吉尔在1938年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张伯伦先生深信，所有这一切将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这些都纯属希望和推测。我们还得想到有一连串与此相反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这个代价也许还包括使不列颠帝国受到重大的损害和屈辱，却不能使欧洲大陆事态发展的进程有所停止或转移方向。”
丘吉尔认为，只有广泛联合欧洲乃至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大联盟”组织，以强硬的手段甚至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才能制止法西斯独裁者的侵略野心。他始终认为，如果做到了这些，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直到“二战”期间他也仍持这一看法。有一次，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交谈时对他说，自己正在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这次战争应该起个什么名字。丘吉尔立即说应该叫做“非必然的战争”。丘吉尔以为，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只是由于英语民族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听任恶人重新武装”，才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一思想，被丘吉尔明确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的主题，标识在该书的扉页上。
从战后出版的回忆录和对战犯审询的记录中，丘吉尔的观点得到了确切证实。在奥地利前总理许施尼格的《奥地利安魂弥撒》中，记载了希特勒威逼奥地利屈服的谈话。希特勒狂妄地说：“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阻止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和墨索里尼说得明明白白：我和意大利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英国吗？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手指头。……法国吗？算了吧，两年以前，我们以少数部队开入莱茵兰——那时我冒了很大的险。如果那时法国军队开入莱茵兰，我们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现在，对法国来说，这样做已经太迟了。”
在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的《法国拯求欧洲》中，引述了德国元帅凯特尔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代表提问的答复：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
“在1938年的时候，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拉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呢？”
凯特尔元帅回答：
“肯定不会。那时我们在军事上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黑（指签订慕尼黑协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国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
当时的德国军备虽然发展迅速，但与英、法比较并不占优势，在有些方面还差得较远。由于“法国内部的腐败和英国的缺乏坚决意志”，使希特勒敢于进行战争冒险。“他的天才告诉他，胜利不是通过绝对有把握的道路来取得的，风险是必须冒的。突然的跃进是必须的。过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军备，第二次是恢复征兵，第三次是重占莱茵兰，第四次是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接近，这都使他大获成功，得意洋洋。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也许就会贻误时机，为时过晚了。”
根据多次的经验，希特勒对英、法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是深信不疑的。但德国的将军们从军事实力的对比出发却感到信心不足，因而准备阻止希特勒的计划。当时，“有三十到四十个师的捷克军队部署在德国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