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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列表只到四十年代为止，并不是以后再没有民变，而是五十年代之后，民变更大更多，如太平天国、捻军、回教徒、阿古柏汗国，比起林清、张格尔，要升高百倍，我们将逐项叙述。
二 中国与西洋的畸形关系
在中国民变沸腾声中，西洋（欧洲，以及后起之秀的美洲）各国悄悄的在这个大黑暗国家的门口出现，要求通商贸易。
回顾双方面的关系是不愉快的。
中国文明在大黑暗时代之前，远超过西洋。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眼中，中国简直遍地黄金。可是十四世纪明政府采取愚民政策，大黑暗时代开始，对所有的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遂跟西洋隔绝，远落在西洋之后。
欧洲在十五世纪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发现新大陆，葡萄牙发现绕道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各国商人和基督教传教士陆续向东方发展，葡萄牙商船队于十六世纪一五一七年，抵达广州。六十年后的一五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并于一五八三年，进入较为接近腹地的肇庆（广东肇庆）传教。
因为隔绝太久的缘故，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欧洲，可以说一无所知。当利玛窦于十六世纪最后一年（一五九九）到达北京，求见当时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时，政府高级官员在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书籍上，查不出有意大利这个地方，就坚决否认世界上有意大利的存在，幸而《会典》上载有大西洋国，于是利玛窦只好承认他就是大西洋国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队在中国有很好的收获，初次到广州四十年后的十六世纪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凉的小小澳门半岛，划给葡萄牙，作为西洋各国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门太过于狭小了，显然无法成为商业中心，他们要求进入南中国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广州。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纪收复台湾，不再受海上威胁之后，才于一六八五年，开放广州作为商埠。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商船队和商人，汹涌而至。不过这时候的中国已非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西洋也非马可波罗时代的西洋，东方和西方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各怀着跟对方相异的观念和相异的价值标准。
对于西洋的通商贸易，中国所表现的是一种怜恤的态度。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一切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国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邻国的文化程度相当落后，面积又小人口又少，中国不仅是万王之王的天朝上国，而且也是物产丰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因小国林立而产生的狭隘的国家观念，更没有西洋那种因同样因素而产生的贸易观念。只有对藩属国和进贡国，中国必须负起宗主国的责任，才准许他们前来中国贸易。如果他们对中国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绝中国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国的逃犯之类，中国即停止贸易，作为一种惩罚，这惩罚通常都会使对方屈服。
中国对西洋的白种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犹如白种人对中国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一样。虽然中国人也曾有一小部分见过欧洲人，并跟他们打过交道做过生意，但这少数人并下能改变大多数人的意见，上自皇帝和统治阶级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摆地摊的穷苦小民。他们都坚信西洋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民族，鼻子特别巨大，皮肤像死人一样的苍白，长着猫一样奇怪颜色的眼睛，胡子跟眉毛都是红色的，脚长有三十五厘米（一尺二寸），而且身上发出一种奇臭。这种长相已够使中国人惊骇失措了，更可怕的事还有：英国王位竟可以由女儿继承，女王逝世后，再由女王的子女继承，这种改姓乱统的现象，使一向提倡忠于一姓，提倡宗法正统的儒家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英国显然是无父无君的蛮夷之邦。而法国国王长发披肩，常常烹食儿童，显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活妖精。俄国女皇更糟，经常更换情夫，几个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头，再换一个接替，也属于人妖之类。根据这些认定，中国悲哀地发现，西洋人跟犬羊没有分别，具有犬羊特有的性格，不知道礼义廉耻仁义道德是何物。
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中国人更进一步的认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质，他们又以牛奶作饮料，证明他们非吃牛奶、酪浆就不能维持生命。牛奶、酪浆不容易消化，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和大量饮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几个月不吃的话，双目就会失明，肠胃就会雍塞。所以西洋人宴客时，最贵重的食品，莫过于大黄，即令最贫苦的人家，也都在胸前挂一小口袋大黄，时常用舌头去舐一舐，或用鼻子去嗅一嗅。而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才出产，因之，野蛮的西洋人，必须依赖中国。中国只要拒绝通商，那就是说：中国只要拒绝卖给他们大黄茶叶，就能立即致那些西洋鬼子于死命。
最初，西洋商人对东方庞然大物的中国，深怀敬畏，奉命唯谨，并不在乎做出低三下四丧失尊严的事。以跪拜礼来说，这个在以后不断因它而闹僵的最尊敬的礼节，西洋人开始时完全顺从。一六三七年，英国贸易团代表约翰威特，到了当时还没有辟为商埠的广州，就用双膝着地的跪拜礼，晋见中国官员。一六五五年，荷兰使节戈义尔，晋见中国皇帝福临，也行三跪九叩重礼。上世纪（十八）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使节亚勒散，晋见中国皇帝胤礻真，同样下跪。不仅如此，西洋人自己不争气，他们互相排挤，互相使用丑陋的手段，向中国官员打小报告，甚至诬陷倾害对方，目的只在博取中国的欢心，以谋取多赚几个钱。中国官员高高在上，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瞧得起。
广州既辟为商埠，西洋商人获准进入广州，中国称他们为“夷商”，对他们有很多限制，诸如：夷商必须住在他们自己的“商馆”之内，不准跟中国人接触，一切由中国商人组织的“洋行”（代理店）代理。夷商把货物全部交给洋行，由洋行付给货款。
——这仍是古老的传统制度；回溯十六世纪激起倭寇事件的“市舶司”，对“洋行”就可有一个概念。不过市舶司是政府经营，洋行是商人经营。
上世纪（十八）一七五九年，中国清政府颁布了一项对西洋商人的管制条例，有下列重要规定：
一 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广州贸易，过期就要回国或回澳门。
二 夷商在贸易期间，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携带武器，不准雇用中国仆妇。
三 夷妇不准进广州。
四 在贸易期间，夷商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才可到公园游玩。
五 夷商不准坐轿。
六 夷商不准直接晋见中国官员，有所请求时，应写妥呈文请洋行代转。
七 夷商不准到街上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中国书籍。
这个条例显示出自十四世纪到本世纪（十九）约五百年之久，中国对西洋的畸形观念，和商业上的畸形关系。
三 英国势力的东进
所谓畸形观念和关系，这是二十世纪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却认为十分正常。
西洋自上世纪（十八）发生工业革命，帝国主义条件成熟，通商贸易成为各国的主要生存条件。各国在中国的商业，英国迅速地超过葡萄牙而居第一位，所以对中国跟西洋各国间的畸形状态，不能满意。上世纪（十八）一七九三年，英国派遣马甘尼率领一个六百余人庞大的使节团，携带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元（镑）巨额的礼物，前来北京，希望跟中国达成下列协议，建立充份的外交关系：
一 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 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
三 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 请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马甘尼的使节团到达天津后，中国清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面“英（口吉）（口利）贡使”的旗帜，插到他们的船只上，宣称马甘尼前来朝贺皇帝弘历的八十寿诞，其实弘历的八十寿诞，于三年前（一七九○）已经过去了。
英国的国力在上世纪（十八）已够强大，所以英国人的膝盖也就比从前尊贵。马甘尼到北京后，拒绝双膝跪地，认为如果跪地，就等于承认英国是中国的受保护国——藩属。马甘尼的坚决态度，对中国皇帝的传统权威，是一种挑战。不过弘历的虚荣心不愿这场晋见告吹，因为还没有从万里外那么遥控远地方来过的贡使，所以特别准许马甘尼用觐见英王时一膝下跪的礼节。但对马甘尼所提出的要求，却全部拒绝。弘历的目的只在满足自己的大头症，不在为一个番邦解决问题。为此，他特地向英王颁发了两件诏书，说明中国不能答应他的请求的理由。
第一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你远隔重洋，倾心中华文化，特派使节，恭恭敬敬，捧着表章，航海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披阅奏章，见你词意恳切，足以证明你恭顺的诚意，深为嘉许。你表奏上请求派你国一人居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一节，跟天朝的体制不合，绝对不可。西洋国家很多，非只你一国，如果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岂能一一准许。又岂能因你一国的请求，而破坏天朝制度。天朝托有四海，对奇珍异宝，并不重视，你此次进贡各物，念你诚心远道呈献，我已下令，命有关部门收纳。其实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万国来朝，任何贵重的东西，应有尽有，这是你的使节亲眼看见的，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详细示知。
第二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昨日你的使节，又以你国贸易之事，呈请大臣转奏，无一不是要求变更以前所定的制度，不便批准。自来西洋各国，跟你国夷商，来天朝贸易，都住在澳门。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跟外夷互通有无。只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是西洋各国所没有的必需品，所以特别开恩怜恤，准你们在澳门开设洋行。而今你国使节在原规定之外，多作妄求，恳请在舟山、天津登岸贸易，此事不能允许。又恳请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存货，此事尤不可行。又请拨给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居住你国夷商，自应遵照往例，仍在澳门居住。又称英吉利夷商要求免税减税，查夷商贸易，往来纳税，都有一定规章，自应遵照旧章办理。至于你国所奉的天主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教化四方，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分别，甚为严格。你国使节之意，欲请放任炙人传教，更绝对不可。我对进贡的外国，只要它诚心向化，无不特别体恤，表示怀柔。你国在遥远的海外，诚心进贡。我所赏赐的优待，也倍于他国。现在再明白晓谕。你当上体我心，永远遵奉。
这两件诏书所表示的中国的立场，并没有夸大之处。像自称为“天朝”，并不是中国自己捏造出来的光采，在本世纪（十九）之前，所有的藩属国，如朝鲜、越南、暹罗，上自国王，下到农夫，他们对中国一向称为天朝。朝鲜人越南人绝对不说：“你是中国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而只说：“你是天朝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
马甘尼虽受到盛大的优待，却毫无所获。马甘尼回国时，弘历命他纵穿中国本土，从陆路南下，目的在使“英夷”震惊于中国的富庶和强大，以吓阻他们的邪念。
然而，那时大黑暗已经反扑，政治的腐败已经使社会溃烂。马甘尼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外交家，他没有被北京豪华的排场所迷惑，反而对他所接触的事物，作出一一中肯的判断。
马甘尼首先发现清政府的贪污病菌，已深入肺腑，而贪污和强大是不能并存的。弘历批准使节团的招待费每天银币五千两，这是一个骇人的巨款，但大多数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一位负责招待的赵大人告诉马甘尼说，某一年广州附近的县份被大水淹没，皇帝颁发银币五万两作为救济金，但在北京就先被中央官员克扣三万五千两，只剩下一万五千两发到广州。发到广州后，再被省级和县级官员克扣，难民所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