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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手中。
七 捻军·回变
太平军引发的战争限于南中国。
北中国的战争同样激烈，它是捻军发动的。捻军比太平军起兵为早，而结束却晚。
捻，作动词用时，指用大拇指和食指把纸片或棉絮搓成一条线样形状的动作。作名词时，意思是指“一小撮人”。本世纪（十九）初叶，淮河南北两岸广大的地区上，民间烧香拜佛，往往以一小撮人为一个团体，从事迎神和驱逐疫鬼的工作，一小撮人就称为一捻。他们在实质上是白莲教，但表面上不是。官员的贪污和水灾旱灾造成的饥馑，迫使农民大批离开土地，加入这种烧香拜佛的团体，到处流亡乞食。在乞不到食时，就向地主富户和官员士大夫家劫掠。清政府把他们当作盗匪剿捕，他们飘忽不定，用游击战术抵制。
一八一四年，清政府听说捻军的领袖是一位名叫王妞子的女人，下令通缉，结果通缉不到。但经过这次打草惊蛇的搜捕骚扰，捻军遂逐渐由小股合并为大股，练成劲旅。当时清政府正在对付天理教和其他更严重的民变，对抢军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到了五十年代，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江苏南京），捻军领袖张洛行以安徽省蒙城县雉河集（安徽涡阳）为根据地，接受太平天国的封爵，分兵四出，攻城略地。清政府把征讨太平天国的责任交给曾国藩的湖南兵团（湘军），用汉人打击汉人。而由满洲兵团对付捻军，他们认为捻军比较脆弱。
一八六三年，张洛行被叛徒苗沛霖出卖，擒献给清政府以残暴闻名的剿匪总司令僧格林沁。张洛行的侄儿张总愚继续作战，于两年后的一八六五年，即太平天国覆亡的次年，在曹州（山东菏泽）把僧格林沁击毙。清政府最后一张王牌输掉了，不得不再依靠汉人，命曾国藩跟另一位也是民兵出身，被称为“淮军”（以安徽省人为主）领袖的李鸿章，乘消灭太平天国的余威，负责对付捻军。
一八六六年捻军被清军拦截，分为两支。张总愚亲率一支进入陕西省，称为西捻。另一领袖赖文光率领一支进入湖北省，称为东捻。一八六七年，东捻挺进到扬州瓦窑铺（江苏江都），在清军云集下覆没。明年（一八六八），西捻折回山东省，在在平县迷失道路，陷入黄河跟运河间的泥沼地带，也全军覆没。
捻军战争历时五十五年，而最后十六年辗转华中各地血战。他们没有最高的政治指导原则，也没有崇高的理想，只盲目地攻击清军或被清军追逐，只能骚动，不能成功。
在中国的中部地区，即以甘肃兰州为中心的广大范围，跟太平军和捻军兴起的同时，则有伊斯兰教徒的叛变。
中部地区的伊斯兰教徒，跟西部地区（新疆省）的伊斯兰教徒，最大的差异是，西部的伊斯兰教徒大部分是维吾尔人，他们几乎全部保持固有的风俗和言语。中部的伊斯兰教徒据说他们的祖先是阿拉伯人，于一千年前的八世纪唐王朝时，迁居中国，现在除了宗教信仰这一点之外，其他都已彻底华化，但在相貌上仍显露着阿拉伯血统，跟汉人比较起来，他们的鼻子较高，胡子较多。
中部伊斯兰教徒的行动分布三个地区：
一云南省一八五五年，云南回民领袖杜文秀在大理县（九世纪时南诏王国的国都）起兵。
二陕西省一八六二年，陕西回民领袖任武，在渭南县起丘
三甘肃省一八六二年的同时，甘肃回民领袖马化龙，在金积堡（宁夏吴忠金积镇）起兵。
云南省除了省城昆明外，其他县份几乎全都叛变。但伊斯兰教徒内部的分裂使他们转胜为败，也使那个当时汉人很少的地区免去像越南一样脱幅而去。到了一八七二年，清政府军攻陷大理城，历时十八年的混战结束。
陕西省伊斯兰教徒的武装力量比较小，但因接近关中（陕西省中部）重镇西安——千余年的故都的缘故，影响却超过云南百倍，清政府军总司令（西安将军）多隆阿，在进攻囗（厂至）（陕西周至）县城时被击毙，满洲贵族已第一千次的被证明腐败无能，只好改派湖南兵团的另一位汉人将领左宗棠继任。一八六八年，最后一位变民领袖（但他却不是伊斯兰教徒）董福祥投降，历时七年的混战结束。
甘肃省的回变规模最大，从东到西一千二百公里的省境之内，跟云南省的情形相同，除了省城兰州外，其他城堡都响应马化龙的号召。左宗棠于解决陕西省的回变之后，即行西征。一八七○年，攻陷金积堡（宁夏吴忠金积镇）。一八七三年，攻陷碾伯（青海乐都·大分裂时代南凉王国的国都）、肃州（甘肃酒泉·大分裂时代北凉王国的国都），历时十二年的混战结束。
八 英法联军
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正困于激烈的内战时，又因为过度的愚昧，引起致命的英法联军战争。
中美《望厦条约》上，有十二年期满再行修订的条款，中英《南京条约》却没有。但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却有利益均沾条款，所以也就等于有这个条款。
一八五四年——距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签订，已十二年；距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签订，已十年。英法两国公使向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就修约事宜，举行谈判。清政府那时还没有外交部，对各国的外交事务，不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北京处理，而由在广州的两广总督负责，这种畸形的形态，说明清政府的心理，那就是把这种棘手的事推的越远越好。叶名琛是一个传统的腐败老官僚，昏聩颟颥预而又自以为很聪明，他对外国人的态度是，一律拒绝接见，管你是普通商人或代表国家的使节，用以表示他的尊贵和对皇帝的忠贞。法国驻华公使布尔隆（注意到这一点，那时的外国驻中国使节是住在广州的）自一八五二年来中国，到一八五五年回国，四年之间，屡次要求进见叶名琛，都见不到一面。美国驻华公使史派克自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四八年，自一八五○年到一八五二年，两次共六年之人，也无法见到叶名琛。接替他的新任公使马歇尔于一八五二年到职，请叶名琛指定日期呈递国书，直到一八五四年离任，连个回信都没有得到。
在这种外交形态下，英法修订条约的要求，如果能得到反应，那才是天大的怪事。英法两国公使当然也了如指掌，他们早已洞察到中国官场的伎俩，所以在向叶名琛提出要求，完成这种外交上的例行程序后，就一齐北上，到了天津，向清政府提出，准许两国的使节进驻北京，再准许开放天津跟广州一样成为通商港口。皇帝晏宁看到报告后，气得死去活来，尤其对于外国使节长期驻在北京的一项，认为自从他祖宗创建清王朝以来，还没有听说过比这更荒谬的事。
英法两国发现，除非使用武力，不能达到目的。
用武力必须有一个借口，而借口来了。一八五六年，广东省的巡逻艇在珠江口截住一艘实际上是中国人所有，但在香港注册，挂着英国国旗，名叫亚罗号的船只，逮捕了船上十二个中国人，并把英国国旗拔下丢掉。巡逻艇水兵显然不知道国旗的意义，因为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国旗。英国领事巴夏礼向叶名琛要求释放那十二个人，并用书面道歉。叶名琛倒是把十二个人释放了，但对道歉的要求好像没有见到一样。于是英舰轰击广州，广州人民在愤怒中纵火焚烧英国商馆，高呼“杀尽蛮夷，不留一人。”英国国内得到消息，舆论激昂。
法国也在焦急的寻找借口，借口也来了。就在同一年（一八五六），法国籍天主教神父马赖在广西西北部荒僻的西林县，被西林县政府的官员当作江洋大盗斩首。法国立即跟英国采取共同行动。
次年（一八五七），英法联军向叶名琛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十日内举行谈判。叶名琛用官场上的特技“推”、“拖”手段应付。十日期限到了，联军攻击，广州陷落，叶名琛被生擒。
——叶名琛跟四世纪淝水战役晋政府的宰相谢安，是从一个模子浇出来的人物，唯一不同的是，叶名深缺少谢安那种好运气。所以谢安在恍恍惚惚中成功，叶名琛却在恍恍惚惚中失败。谢安用郊游和下棋表示他的胸有成竹和从容不迫，叶名琛用的是扶乩拜神和睡大觉。叶名琛被捉住后，英国把他送到印度囚禁，于明年（一八五八）逝世。但恨他误国的一些中国人大却坚持说，他被英国当作一种奇异的动物，装在木宠之中，运到各国展览。其实这种愤怒不见得公平，如果颟顸的官员都要接受这种待遇的话，大黑暗时代中的千千万万官员，包括清政府的皇帝在内，恐怕没有几个不具备被展览的资格。
次年（一八五八），英法联军舰队北上，攻陷大沽，进逼天津。清政府不得不接受修约的原则，由宰相桂良到天津跟随军而来的英法公使谈判。二十八岁的年轻皇帝奕（曼宁的儿子），仍严厉地拒绝外国使节进入北京，而英法坚持非进入北京不可。桂良被挤在夹缝中大为狼狈，于是他企图用国内的官场诈术来解决，在给奕囗的报告上说：“（现在跟他们签订的条约），并不作为什么真凭实据，不过借这几张纸，暂时打发他们把军舰从港口撤退。将来如果不愿履行，只要说我办理不善，严加治罪。所谓条约，就成为废纸。”
桂良是签字了，这项在签字时清政府就预备背信的《天津条约》，包括下列重要事件：
一 英法两国派遣使节驻扎北京，中国派遣使节驻扎伦敦、巴黎。
二 开辟牛庄营口（辽宁营口）、烟台（山东烟台）、台湾（台湾台南）、淡水（台湾台北）、汕头（广东汕头）、琼州（海南琼山）为通商港口。
三 中国赔偿英法军费银币六百万两（英四百万两，法二百万两）。
四 英法商船可自由航行中国内河。
五 中国重申不得再称呼西洋人为夷狄。
六 双方政府批准后，明年（一八五九）在北京换约。
皇帝奕囗对真正丧权辱国如内河航行的条款，毫不在意，独对外国使节进驻北京这件事，认为是一种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所以等到英法联军舰队一走，他就下令迅速重建大沽炮台，指派七年后死于捻军的亲王僧格林沁率领他的精锐兵团，沿海布防。
第二年（一八五九），换约时间已到，英法两国公使乘军舰抵达大沽。清政府通知他们，大沽已经设防，不能通行，请改在大沽北面十五公里的北塘登陆。两国公使眼中根本瞧不起清政府的所谓设防，不肯接受劝告，径行在大沽上岸，大沽炮台开炮射击，英法舰队应战，虽然有美国军舰在发现英法舰队情况紧急时，突然参战相助，向中国发炮，但英法舰队仍然失败，其中四艘沉没，六艘重伤，狼狈逃走。
美国军舰这种暴行，清政府连抗议都没有提出，因为它根本不知道美国军舰已违犯国际公法。清政府大小官员像呆瓜一样，白挨了闷棍，还不知道它是闷棍。
然而，无论如何，总算是把英法舰队击退，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使花花大少型的皇帝、叶名琛型的官员和士大夫阶层，雀跃欢呼。一致认为已经重振了天朝的威风，把夷狄制服，从此天下太平。
第二年，一八六○年，英法舰队卷土重来，猛烈的炮火摧毁了大沽炮台，陆军登陆后即攻陷天津。但住在皇宫女人堆里、已三十岁的皇帝奕囗，信心却非常坚强，看见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国书译文上，有自称“朕”的字样，不禁冷笑，在一旁批注说：“夜郎自大”。下令僧格林沁，要他对英法联军：“迎头痛击，把丑类全部歼灭。”
然而僧格林沁兵团没有力量支持奕囗的冷笑，不断败退，天津与北京间军事重镇杨村（天津武清）失守，英法联军距北京只剩下八十公里，奕囗跟他老爹旻宁一样，除了在报告上批一些大言不惭的话外，别无他法。最后，只好声明愿意接受《天津条约》。可是，当三国正要签字时。英国代表巴夏礼忽然提出“可怕的”条件，那就是在条约批准换约时，所有的国书都要由使节亲自呈送给国家元首。那就是说，外夷蛮官竟然企图跟天朝皇帝面面相对，这简直比使节进驻北京的要求更使得奕囗暴跳如雷，因为那些夷狄在面对面时一定拒绝下跪，而下跪磕头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有二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任何有天良有见识的爱国人士，都不允许它受到破坏。
清政府的谈判代表，奕囗的弟弟奕訢亲王发现毛病就出在会讲中国话的巴夏礼一个人身上，他认为如果把巴夏礼排除，英法联军便失去了灵魂。于是他下令逮捕巴夏礼。
——跟巴夏礼同时被捕的随从人员，共三十九人，囚在北京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