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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第二世纪
中国历史一向是环绕着一个圆圈盘旋：一、旧王朝统治阶级腐败灭亡。二、军阀或变民集团乘机夺取政权，发生混战，杀人如麻。三、混战的最后胜利者建立新的王朝，组织新的政府，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四、经过一段安定或繁荣的时间。五、又回到第一：统治阶级腐败灭亡。——如此这般，像走马灯一样，循环不已。
本世纪的中国，正走上第一第二阶段。首先是外戚政治重现，接着招来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最后，东汉政府在一次农民大暴动后瓦解，大一统也瓦解，遍地战火。
一 西域的丧失
西域（新疆）重返中国版图，是英雄豪杰们千辛万苦换取来的。本世纪（二）第三年（一○二），总督（都护）班超退休，返回洛阳。东汉政府派遣一位看起来十分聪明的将领任尚接替，任尚向班超请益说：“我初次担当这么大的责任，深感难以负荷。您在塞外三十年，请赐指教。”班超回答说：“塞外的中国官员，差不多在国内都犯过错误，才出塞立功求赎，并不都是小心谨慎、孝子贤孙型那种人。至于外国人士，更各有各的企图。很难使他们顺眼，却很容易激起他们的反抗。你的性情，十分严正。俗话说：‘太清澈的水没有大鱼，太严格的要求失去团结。’我的意思是，凡事应该求其简单，对小过错多加宽恕，分层负责，你只总揽大纲，不挑剔小节。”
班超跟张骞一样，不仅是成功的冒险家，更是成功的政治家。但智慧低一级数的人，永远不能领悟高一级数人的见解，犹如一头牛永远不能领悟交响乐。班超走后，任尚讥讽说：“我以为班超有什么了不起源来是个平凡人物。”
只四年时间，任尚就激起西域（新疆）所有国家的叛变。任尚的总督府继班超之后，设在疏勒王国（新疆喀什）。一○六年，各国联合向疏勒进攻，任尚不能阻挡，急向国内求救。东汉政府把他召回，另行派遣一位将领段禧继任总督。但混乱的局势已不可收拾，段禧转战到龟兹王国（新疆库车），不能再进。龟兹王是支持段禧的，但龟兹人民叛离他们的国王，与温宿王国（新疆乌什）、姑墨王国（新疆阿克苏）组织联军，攻击段禧和龟兹王。段禧把他们击败，不过整个西域只剩下龟兹一座孤城，前瞻十分黯淡。勉强支持到明年（一○七），东汉政府只得再撤销西域总督，撤回所有残留的屯垦区。
一一九年，敦煌（甘肃敦煌）太守曹宗试探着派遣部将索班再进入伊吾卢（新疆哈密）屯垦，鄯善王国（新疆若羌）和车师前王国（新疆吐鲁番），重又归附中国。不久，尚未向西移尽的北匈奴残余部落（新疆阿尔泰山南麓）跟车师后王国（新疆吉木萨尔）联合，攻陷伊吾卢，杀死索班。鄯善王国向中国求救，中国政府正困于日益严重的芜战，不能出兵。只派遣了班超的儿子班勇担任西域（新疆）参谋长（西域长史），进驻敦煌，遥作声援。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和车师后王国乘这个机会，企图进攻已成为中国本土的河西走廊。身为英雄之子的班勇，忍无可忍，率领六千人反击，生擒车师后王国国王，带到索班死难处斩首，把头传送到一千九百里外的首都洛阳，悬挂示众。然后征调各国军队，进攻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北匈奴大败，向北逃走，从此再没有出现。
然而，中国也没有再派总督，只继续派参谋长代理。班勇的后任，没有一个是适当的人选。这是统治阶级长期腐败后必然的现象，根已经溃烂，便很难长出好的果实。最后一任参谋长王敬，他大概很羡慕他的前辈们的威风。纪元一五二年，他击斩于阗（新疆和田）国王。于阗人民反攻，把王敬杀掉。这时，中国正陷于内争，不能再派出使节，西域（新疆）遂再一次的跟中国脱离。但经济文化的交往，在已经建立了数百年的基础上，并没有中止。
二 羌战的扩大与惨烈
羌民族对东汉政府的抗暴行动，进入本世纪（二）后，东汉政府除了继续采取高压政策外，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使政治清明，这自然办不到。于是羌战从小的冲突，逐渐扩大为大规模的战争。而且向中国本部心脏地区蔓延，直抵首都洛阳近郊。
我们将扩大后的重要羌战，摘要列为下表：
由上表可看出羌战的扩大情形，不但向东方中国本部推进一千余公里，而且每次战役，死亡人数都达数万之多，可推测参加战斗的兵力，当数倍或数十倍于此。羌民族已由消极的挣脱贪官，反抗暴政，进而发展到对汉民族全体仇视。不过，虽然如此，那个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本质上仍是单纯的官逼民反。因为政府官员贪残凶暴的对象，一视同仁，并不分什么羌民族汉民族。如一一五年，先零部落攻入益州（四川），东汉政府的大将尹就率军围剿，对汉民族同样奸淫烧杀，以致民间有两句可哀的口号：“强盗来了还可活，尹就来了定杀我。”尹就只不过一次小小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发生战斗，给人民的伤害已如此惨烈，其他较大战役下的人民遭遇，使我们不忍想象。战争所到的地方，手无寸铁的善良农民或牧人和他们的家禽，同遭屠杀。整个西部中国，千里一片荒凉，白骨遍野，看不到煮饭的炊烟。幸而残存的人民，无论是羌是汉，饥饿使他们堕入吃人惨境。宰相邓囗甚至主张放弃纪元前二世纪死人千万，从匈奴汗国手中夺到的凉州（河西走廊），可看出当时官员的颟顸和情势的严重。
连绵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巨大民变，因羌民族人口太少，惨重的伤亡使他们无以为继，有些部落几乎灭绝。到了一六九年，终于在东汉政府高压手段下屈服。高压政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包括撬开了东汉王朝覆亡的墓门。
三 外戚政治的重演
羌战扩大声中，外戚政治再度在东汉中央政府形成。
外戚政治于纪元前一世纪，曾导使西汉王朝灭亡。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宣称西汉王朝的中兴，但他却没有能力采取有效行动以防止外戚政治的复活，反而走来走去，仍然走到外戚政治的断桥上。
东汉王朝执政人物可分别为三种：外戚、士大夫、宦官。外戚是古老力量，士大夫和宦官是新兴力量。这三种人物互相斗争，构成东汉王朝全部宫廷政治史。”我们用下表说明他们在斗争中的关系位置（皇帝下加上者，表示他并非前任皇帝的儿子，因前任皇帝没有儿子或其他缘故，由旁支坐上宝座。）
东汉王朝皇族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皇帝的年龄都很小。除了开国皇帝刘秀跟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只不过十八岁，最小的还抱在怀里喂奶，这个现象使外戚政治的重演，不能避免。皇帝既然幼小，当母亲的皇太后自然成为权力中心。儒家学派意识形态和多妻的宫廷制度下，皇后很少跟别的男人接触，仓促间掌握全国最高的权力，必须面临着她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动，作最后决定，她的能力和心理状态，都无法适应。犹如赤身露体忽然被抛到街上一样，她恐慌而孤单，唯一可靠人物不是朝中大臣，因为她根本不认识他们，而是她平日可以常常见到的家属，她没有选择，只有这些人她才相信能够帮助她解决问题。
从上世纪（一）末叶，年仅十岁的第四任皇帝刘肇即位时，他的嫡母窦太后就依靠她的兄长窦宪。进入本世纪（二），一连串的娃娃皇帝出现，更加强这种趋向。第五任皇帝刘隆登极时只三个月，他的嫡母邓太后依靠她的兄长邓囗。第六任皇帝刘枯登极时只十三岁，他的伯母邓太后继续依靠她的兄长邓囗。每一外戚，都是如此在政府中冒出来。
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础，所以外戚自己也尽力排斥年纪较长的继承人，以造成非实行外戚政治不可的形势。继承人如果已经成年，皇太后就无法掌握他，外戚就会失去魔杖，所以没有一个外戚不坚持拥立幼儿。第六任皇帝刘祐死后，他的妻子阎皇后升为皇太后，她跟她的兄长阎显决定摒除刘祐的亲生儿子刘保，而立刘祐的堂弟刘懿。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反常措施，皇位不传亲子而传堂弟。但一看年龄便可恍然大悟。刘保那年已十一岁，而刘懿才八个月，掌握八个月的婴儿当然比掌握十一岁的少年，时间要久的多。
外戚中当权时间最长，声势最煊赫的，一是以邓太后和她的兄长邓囗为首的邓姓戚族；一是以梁太后和她兄长梁商为首的梁姓戚族。邓姓戚族当权三十年，封侯爵的二十九人，当宰相的二人，当大元帅的十三人，当部长级高级官员（中二千石）的十四人；将领二十二人，州长（刺史）郡长（太守）四十八人，中下级官员不计其数。梁姓戚族声势也很大，当权也三十年，封侯爵的七人，当皇后的二人，当嫔妃的二人，当大元帅的二人，妻子女儿被封为“郡君”（女性王爵）、“县君”（女性侯爵）的七人，娶公主的三人，将领五十七人。两大戚族的朋友、部属，和趋炎附势的苍蝇政客，共同组织一个当权集团，迄立在政府之中，盘根错节，不可动摇。
可是，外戚们大多数不知道珍惜权力，而只知道滥用权力。只知道贪污暴虐，一味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梁姓戚族比邓姓戚族更堕落，尤以梁冀这个恶棍集凶恶愚顽之大成。这当然引起外戚集团以外新兴阶层士大夫们的抨击，不过士大夫显然居于劣势，因为魔杖握在外戚手中。失败的士大夫最好的下场是被免职，但大多数都被砍头或自杀。最传奇的是杜根，他要求邓太后把政权归还皇帝，邓太后下令把他装到布袋里，就在金銮殿上当场扑杀。想不到杜根跟纪元前三世纪的范睢一样，有最好的运气，在被拖到荒野丢弃时，悠悠苏醒。但他仍假装死亡，僵卧在那里三天，眼中都生出虫蛆，然后才逃到深山中一家酒店当伙计，十五年之后，邓姓戚族失败，才敢出面。
不但士大夫在斗争中会失败，纵令皇帝自己，如果他想收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大权，他也同样面临危机。第十任皇帝刘缵，他九岁时，受不了梁冀的傲慢态度，说了一句“跋扈将军”（跋扈，蛮横之意，大概是二世纪时流行的口语，否则一个孩子不会脱口而出），梁冀立刻就把他毒死。
政权、军权全部控制在手，外戚似乎立于永远不败之地。
四 土大夫及门第的形成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某一方面类似印度的刹帝利，某一方面类似欧洲中古世纪的僧侣教士。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时代中，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当时环境，他们以作官为唯一的职业，所以更精确地说，土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担任官员的人物。
纪元前十二世纪的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纪元前一世纪，西汉王朝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液，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上世纪（一）时，东汉王朝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愈是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为一种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除了儒书学识外，还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的人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声誉，那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这使一、二世纪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特殊之处，为后世所罕见。
我们可把它归纳为下列五类：
一 长时期为父母服丧 孔丘和孟轲坚决主张的三年之丧，自纪元前二世纪儒家学派独霸政权之后，即用政府力量推行。上世纪（一）初叶，新王朝更硬性规定，中级以上政府官员，必须服三年之丧。这个已经被遗忘了的古老僵尸，遂在强大的政治力量下复活。但是，当大家都服三年之丧时，三年之丧便没有什么稀奇了。于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丧；有人幼年时老爹就翘了辫子，已经服了三年之丧，等长大成人想当官时，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丧。更有人索性服二十年之丧。跟服丧相连的，有人简直哭出血来，有人还真的拒绝吃饭，骨瘦如柴。
二 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