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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是这场大变化的主角，他因为自己的皇家血统太过疏远，没有资格出任中央政府重要职务。所以也拥护司马颖，希望司马颖当皇帝后，他当宰相。三○四年，洛阳围城中政变，司马囗被他另一位远房叔父司马越亲王逮捕，送到司马（禺页）大将张方的军营，被张方残忍的用炭火烤死。
司马颖顺理成章的被封为皇太弟，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但他的聪明才智比他的白痴哥哥司马衷高不了多少，他不住在洛阳，而住在他镇守司令部所在的邺城（河北临漳——记住这个城市，它是大分裂时代的重镇）。邺城距洛阳直线三百公里，他遂在三百公里外对政府作遥控。洛阳方面的愤怒，促使司马越发动第二次政变（距他第一次谋杀司马囗政变仅七个月），逐走司马颖派驻在洛阳的警卫部队，然后，带着白痴皇帝司马衷的御驾，亲自讨伐司马颖。司马颖管你是不是皇帝，发兵迎战，在荡阴（河南汤阴）把中央军击败。司马越只身逃走，白痴皇帝司马衷被俘虏到邺城。
司马颖冒冒然俘虏了皇帝，铸下大错。蓟城（北京）镇守司令王浚，动员以鲜卑人为主的精锐兵团，南下勤王。鲜卑人的强悍善战，举世闻名，司马颖军队望风而逃，他只好放弃邺城，可是就在临开拔的前一分钟，因为恐怖气氛的重压，他集结起来的军队突然一哄而散。司马颖只剩下几十个骑兵卫士，带着眷属和白痴皇帝司马衷，向洛阳逃命，途中几乎被鲜卑追兵捉住。远在长安的司马（禺页）命他派往援助司马颖的大将张方乘着这个机会，强行迁都，把白痴皇帝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一连串使人震惊的大事，都发生在三○四年，即大分裂时代开始之年。当司马颖向洛阳逃命途中，成汉帝国和汉赵帝国，分别建立。
司马（禺页）既掌握了白痴司马衷，便不再需要呆瓜司马颖了。司马颖的皇太弟的头衔被撤销，司马（禺页）如愿以偿的当了宰相，总揽大权。
然而，那位战败逃走了的司马越，在中原地区重新集结兵力，号召勤王，要求杀掉强迫迁都的张方。司马（禺页）的才能和他的野心大不相称，前方刚打了两个并不关痛痒的败仗之后，就仓惶失措起来，竟真的把张方杀掉，向勤王军求和。勤王军拒绝跟一个自毁战斗力的对手谈判，继续攻击，进入长安，迎接白痴皇帝司马衷还都洛阳。这时候全国已被战争摧残得破败不堪，这个盛大的还都行列，只有一辆牛车供白痴司马衷乘坐，其他官员只好用两条腿走路。
司马颖于勤王军进入长安时逃亡，途中被捕，押解到他曾经叱咤风云的故地邺城，在狱中被绞死。司马（禺页）也跟着逃亡，后来中央政府征召他当宰相（司徒），他恍恍惚惚前往洛阳就职，走到新安（河南渑池），被另一位亲王司马模派人拦截，在车上被绞死。
司马越是八王之乱的最后一个王，他跟其他七个亲王同样的低能，没有从躺在血泊里的尸体上得到任何教训。还都洛阳的明年（三○六），他把白痴皇帝司马衷毒死，另立司马衷的弟弟司马炽继位。
——我们实在不懂他为什么要毒死司马衷，依照常理，一个白痴皇帝应该是权臣最满意的对象，没有除去的必要。但必要不必要不是由我们下判断，而是由当权人下判断，司马越一定有他自以为非下毒手不可的理由，世界上正因为这么多浆糊脑筋当权，才十分热闹。
新皇帝司马炽智力正常，有心把国家治理好，可是为时已经太晚，而且司马越也不允许除了他自己外其他任何人把国家治理好。三○九年，他从前防重镇荥阳（河南荥阳），突然率军返回洛阳，就在司马炽面前，把宰相部长级高级官员十余人逮捕，宣称他们谋反，一齐处斩。司马炽除了愤怒外，别无他法。然而，对内凶暴并不能解除对外困境，新兴起的汉赵帝国大将石勒所率领的游击部队，纵横攻掠，像剪刀一样，把首都洛阳对外的交通线，全部剪断，洛阳遂成为孤岛，粮食不能运进来，发生空前饥荒。司马炽下诏征召勤王，可是没有一个人前来赴援，拥有重兵的将领们都在忙于本身的救亡，或者已对皇帝失去兴趣，像三①四年击败司马颖的蓟城（北京）大将王浚，他就正在建立他自己的割据势力，打算自己称帝称王。司马越这时候才知道他所独揽的大权，前途黯淡，只好孤注一掷。三一○年冬，他留下他的妻子裴妃，儿子东海世子（东海亲王的合法继承人）和一位将领，共同镇守洛阳。他自己率领全部兵力，南下出击，希望打通一条通往长江流域的粮道。好不容易挺进到直线一百四十公里外的许昌（河南许昌），他发现他陷在无边无涯的叛乱骇浪之中，束手无策。明年（三一一）春，距他出兵只五个月，再前进一百三十公里，到这项城（河南沈丘），情况更是恶劣，忧惧交加，一病而亡。他的军队群龙无首，不敢向西北折回洛阳。反而折向东北，打算把司马越的棺柩，护送到司马越的东海封国（山东郯城）安葬。项城与东海相距直线四百公里，叛军密布，没有人知道他们怎么敢确定必可到达。
晋王朝这批没有总司令的大军，从项城出发，汉赵帝国大将石勒尾追不舍，只走了八十公里，到了苦县（河南鹿邑），汉赵兵团合围，先是箭如雨下，接着骑兵冲杀，晋政府十余万人的精锐，全军覆没。包括宰相王衍在内所有随军的高级官员和所有随军的亲王，也全数被俘。王衍以清谈闻名天下，石勒向他询问晋政府败坏的情形，王衍自称他从来不想当官，当官后也从来不过问政事。然后向石勒献媚，建议石勒脱离汉赵，自己当皇帝。其他官员和亲王，并排坐在地上，大吼小叫，声泪俱下的纷纷申辩他们对天下大乱没有责任。石勒告诉工衍说：“你从小当官，一直当到宰相，名扬四海，却说自己不想当官。又说自己不过问政事，简直是天下奇闻。使国家败坏，正是阁下这一类的人物。”下令推倒土墙，把他们全都活活压死。
洛阳方面，一听到噩耗，那位镇守将领，丢下皇帝不管，只护送着裴妃和东海世子，夜半出城，向东海封国（山东部城）逃走。洛阳城中霎时间乱的像一堆被踢翻了的蚂蚁窝，都以为跟着军队走，比留在洛阳要有较大的生存机会。至于东海（山东邻城）是不是安全，中途是不是安全，都不知道，人们只知道洛阳危在旦夕，脱离得越早越好。然而，就在必经之路的许昌东北治水，这批浩浩荡荡的富贵群，进入石勒早已布置好的埋伏阵地，包括东海世子在内共四十八个亲王，全被生擒活捉，他们的下落没有人知道，大概都被卖给汉赵帝国的新贵永远为奴。只有裴妃，她在被卖为奴之后，辗转再逃到江南，成为司马家族中最幸运的一员。
八王之乱，到此结束。但八王之乱引起的大分裂时代，却刚刚开始。
二 大分裂时代开始
八王之乱正高潮时，中国大分裂时代前期的五胡十九国时代来临。
“胡”，好似近代的“洋”，胡人好似洋人，是百中国对汉民族以外其他民族的总称。五胡，当时指的是：匈奴民族、鲜卑民族、羯民族、氐民族、羌民族。依古老的说法，他们都是黄帝姬轩辕的后裔。在本世纪（四）初，他们分布情形，有如下表。不过要说明的，揭是匈奴的一支，氏是羌的一支，实质上也可以说只有三胡。
五胡深入中国，并不是由于他们的侵略，而是大多数出自中国的邀请，甚至强迫、像匈奴民族，于纪元一世纪投降中国后，中国就把他们内迁到西河美稷（内蒙准格尔旗），经过三百余年，人口增加，居留地相对扩大。像羌民族、氐民族，当上世纪（三）三国时代中国人口过度缺少时，曾不止一次的强迫他们内迁屯垦，以增加财富兵源。他们的面貌跟汉民族不一样，胡须较多而眼睛下凹，使用汉民族听不懂的言语。上世纪（三）末叶，鲜卑民族酋长秃发材机能，氐民族酋长齐万年，先后在秦州（甘肃南部）发动过两次强烈的民变，因之引起人们对五胡喧宾夺主情势的注意。其中一位中级官员（太子洗马）江统，作《徒戎论》（戎，即胡），主张把五胡全部迁出中国。这当然无法办到，把数百万人从他们世代相传已被认为是自己的肥沃土地上赶走，赶到举目荒凉的塞外，即令强大十倍的政府，也不敢尝试。
促使五胡叛变的不是民族意识，而是晋政府的腐败和官员的贪污残暴（在叙述一世纪羌战时，我们曾对此特别强调人像普县大屠杀的主角石勒，他的遭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说明。石勒是羯人，家庭穷苦，自幼丧父，跟母亲相依为命，在故乡武乡（山西武乡），出卖劳力，为人做苦工，维持母子不致饿死。他不识字，因为穷苦而又卑贱，所以连姓都没有，只有乳名，在人海中，不过一个可怜的小小泡沫。八王之乱和连续旱灾，使晋政府各地驻防的军队粮饷，无以为继，并州（山西）州长（刺史）司马腾亲王为了筹措粮饷，竟想出使人难以置信的卑鄙手段，他大规模逮捕胡人，贩卖奴隶。无数善良守法的穷苦青年从他家人身边和工作场所，被官员捕去，两人共戴一枷（枷，酷刑刑具之一，在木板当中凿洞，套到颈上），徒步越过海拔高达二千米的太行山，走向五百公里外的山东（太行山以东）奴隶市场，向大商人、大地主兜售。石勒有几次都差些病死在路上，但押解人员不愿猪仔减少，才几次免于死亡。石勒从他母亲身旁被捕去时，只二十一岁，干年以后我们仿佛仍可听到那衣不蔽体的老妇人绝望的哭声，她没有地方申诉，因为犯罪的就是合法的政府。石勒最初被卖给一个大地主为奴，后来，他乘机逃亡，投奔附近一个农民暴动集团，集团的领袖汲桑，才给他起一个姓名——石勒。不久，石勒自己集结了一支军队，汉赵帝国封他为将军，命他在中原一带游击，他的高度才能和晋政府官员日益的贪污凶暴，使他的军队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多。
石勒的遭遇，充分的显示症结所在。即令把五胡全部迁到塞外，汉民族也会起而抗暴，事实上汉民族已经纷纷起而抗暴了，汲桑就是其中之一。
五胡十九国立国时间都很短促，最短的只有三年，最长的也不过五十七年。而且并不全由五胡建立，也有汉人插足其间。忽兴忽亡，错综复杂。我们为它们列出一表，以便先有一个轮廓印象。表中加△记号的，指最重要的数国。
五胡十九国表：
三 三国并立
依照上表所列，我们顺序叙述。
五胡十九国中，最先建立的是成汉帝国。略阳（甘肃秦安）是氐民族集中地之一。上世纪（三）末，北中国大饥馑，千里枯槁，饿浮满道，略阳氏人扶老携幼，向南逃生。辗转进入益州（四川），分散各郡县，或给人做佣工，或经营小本生意。本世纪（四）第二年（三○一），乱的一团糟的晋政府忽然下令，要流亡各地的难民，全部遣返故乡。益州州长（刺史）罗尚，既昏又贪，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一面严令氏人在限期内离境，一面设立关卡，把氏人所携带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财物，全部没收。愤怒的氏人这时得到八王之乱继续扩大，故乡仍然饥馑的消息，于是他们面临选择：一是回到略阳饿死，一是留下来被晋政府杀死，一是叛变。他们选择了叛变，推举酋长之一的李特为领袖，武装起来，向罗尚进攻。李特不久战死，他的儿子李雄在三○三年攻陷成都，罗尚逃走。三○四年，李雄在成都宣布建立成汉帝国。
但是，给晋政府致命创伤的不是远在西南边陲的成汉帝国，而是继起的另一个变民集团所建立的汉赵帝国。这我们要追溯到匈奴汗国最后一任君主呼厨泉单于，上世纪（三）二一六年，呼厨泉单于赴邺城（河北临漳）晋见当时宰相曹操时，曹操把他留下，划分匈奴汗国为五部，每部设一个都督，匈奴汗国从此灭亡。百余年来，匈奴人跟汉人杂居通婚，绝大多数已经汉化。以单于为首的贵族阶级，本姓栾提，现在自称是汉王朝公主的后裔，所以改姓为刘。本世纪（四）初，一位左贤王的孙儿刘渊出现，镇守邺城的皇太弟司马颖任命他当匈奴五部大都督，也就是实质上的单于。但他跟其他匈奴的高级贵族一样，限制居留在邺城，不能离开。三○四年，当蓟城（北京）将领王浚勤王，率兵南下时，刘渊乘机向司马颖建议说：“王浚鲜卑兵团有十余万人，邺城部队恐怕不能抵抗。我愿为你效劳，动员匈奴五部兵力，共赴国难。”司马颖大喜，放他回去。刘渊回到左国城（山西离石北），立即集结五万余人。但司马颖已经崩溃，南奔洛阳。刘渊叹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