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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日记-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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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有对中国友好的朋友们都希望您——尊敬的特劳特曼先生能坚持在您特 别艰难的岗位上。您可以相信,这里的许许多多朋友正以极大的关切和祝愿注视着 您辛劳的工作。祝您取得最终的成功。

我在这里作了多次关于我在南京经历的报告,其实到现在为止只是在很小的范 围内,例如西门子的经理们、远东协会和外交政策局。关于那边的情况,这些人士 的确抱有怀疑的态度,我希望我的报告能一直传到决策人物那里,以便为消除这种 怀疑尽我一点微薄之力。

请代向您的夫人问好。我和我夫人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永远忠实的

签名:约翰·拉贝

在中国生活30年后又回到了家

1938年3月16日,我和妻子乘坐“孔特·比安卡·马诺”号回家。抵达香港时, 已先期到达那里的江机长带着他19岁的妻子以及她的已在那里定居的全家人到码头 上来接我们。他以令人感动的方式接待了我们3天。德国侨民在香港的德国俱乐部为 我举行了招待会,我在会上报告了我的部分经历。以法尔肯豪森夫人为首的几乎全 体德国人都到船上来和我告别。

我们乘坐豪华的意大利轮船经过马尼拉和孟买,于1938年4月12日抵达热那亚。

4月13日我们在慕尼黑获悉,我们7年没有见面的奥托此时已作为士兵进驻奥地 利了。

我们于4月15日到达柏林。国务秘书、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授予了我一枚红十字 功勋勋章。在斯图加特我被授予国外德侨功勋银质奖章。中国政府授予我蓝白红绶 带玉石勋章。5月2日我在柏林的西门子舒克尔特厂办公大楼电影院大厅作了报告,5 月6日在外交政策局,5月12日在远东协会,5月19日在西门子城,5月25日在蒂尔皮 茨河畔的国防部也分别作了报告。国防部的人其实只是对拍摄的影片感兴趣。

我内心期盼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能带我去见元首,但这个希望没有实现,我便 不假思索地在6月8日将我的报告①(见卷6/2《敌机飞临南京》)寄给了元首。然后发 生了意料不到的事:几天以后我被盖世太保逮捕了。我连同我的6本日记被两名官员 用汽车带走。到了警察总局(阿尔布雷希特街),我在那里被审讯了几个小时。后来, 他们责成我要保持缄默以后,又恭敬地把我释放了。从此以后,不再允许我作报告, 不准我出书,尤其是不许再放映约翰·马吉在南京拍摄的有关日本士兵暴行的影片。 他们取走了我的日记和影片。1938年10月我收回了日记,影片却被警方扣留了。与 此同时,帝国经济部(我曾给该部寄去过我给元首的报告副本)通知我,说我的报告 已被最高层阅过,但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我对此的答复是:“我没有期待过 这点。我曾经答应过中国政府将我在南京看到的和经历的向元首报告。这样我就完 成了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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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报告全文如下:

元首:

我在中国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份完整的有关南京真实情况 的报告面呈给您。

在此附上的是我所作报告的文稿,其目的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为了履行我 对身在中国的朋友们许下的诺言,即向您通报南京的中国平民所遭受的苦难。

如果您能让我知晓,此份文稿已面呈给您,我的使命也就此完成。在此期间, 我已被告知,不得再作此类报告以及展示相关的照片。我将谨遵此项规定,因为我 并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

我保证坚定地追随并忠实于您。

签名:约翰·拉贝

附录

             约翰·拉贝其人

                '德'埃尔温·维克特

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船长。拉贝早年丧父,因 此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他当了两年半的学徒,后来又在汉堡的一家出口商行当 伙计,为时一年半。经老板的推荐,他前往非洲东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 在洛伦索马贵斯(译注:即现在的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一家享有盛名的英国公司 工作。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纯正的英语。1906年,他因染上疟疾,不得不离开非洲 回国。但是1908年他又离开了德国,这一次他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1909年,他 在北京和青年时的女友结为伉俪。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其间只有一次短暂的 中断。刚到北京时,他在一家汉堡的公司工作。1911年,他转到西门子代表处,地 点仍然是北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协约国的压力下于1917年对德国宣战, 但是这段时间拉贝仍然留在北京。他很有策略地让中国官员相信,战争期间继续由 他来经营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

但是在1919年,中国在英国的压力下,将拉贝和其他德国人遣返回国。当时在 中国,人们是不希望看见来自德国的竞争对手的。仅仅过了一年,拉贝又上路了, 他途经日本,回到了中国,为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重振旗鼓,不过这一次他以一家 名义上的中国公司作掩护开展业务,直至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正式开 张。开始的时候他在北京和天津工作。从1931年起,他担任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经 理,那时南京已经是中国的首都了。1938年3月,西门子洋行将拉贝召回,把他调到 西门子在柏林厂家的管理部门工作,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对他委以重任。拉贝65岁退 休,两年后去世,那是1950年1月5日。

如果约翰·拉贝没有在半年的时间中,一边兼顾洋行的日常业务,一边将个人 的安危置之度外去拯救25万中国人,那么以上介绍的生平就是一个普通海外商人的 生平,没有什么不同凡响,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

南京市把约翰·拉贝先生看作是仁爱的典范,将他的墓碑安置在城市的一个纪 念馆里。(译注: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97年5月,拉贝的墓碑 由柏林运往这里)

谁要是以为中国没有仁,那就大错特错了。

弟子樊迟问他的老师孔子:“何谓仁?”“爱人。”孔子答曰。

孔子哲学的道德伦理核心就是仁,因此他一再反复提及这个概念。就对人的要 求而言,孔子所教导的,以及中国人民2500年来所领悟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约翰·拉贝是一个质朴的人,只要能做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他就已经心满意足 了。他乐于助人,谦逊可亲,充满理智,恢谐幽默。这后一点尤其体现在艰难困苦 的时期,他总有办法让自己心平气和地与别人达成共识。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相 处随和。如果他有什么不满要记在日记里,他总是会在后面加上“其他人也同样如 此”或“别人比我条件还差”等诸如此类的句子。他在日记中提到的经常是一些身 处困境中的人,他是如何努力去帮助他们的。他把帮助危难中的人看作是自己的职 责,这也是他和周围的人的不同之处。

拉贝在中国有很多朋友,其中有德国朋友,也有外国朋友。他能说一口纯正的 英语,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不过他要写起法语来也是无懈可击的。他写了很多 书,大部分是关于他在中国的生活,书中还配上了照片和别致的幽默画。他的书大 多是纯个人的记录,从未发表过,虽然只是手稿,却装订成册。对中国的艺术,他 谈不上精通,可也略知一二。他在文学、音乐和科学研究领域没有专长,但是念上 几首感伤诗却能使他泪流满面。他心肠软,但却不外露。他是一个实干家,处理所 有的实际工作都非常得心应手。他对政治的兴趣平平,可以讲,他只对与中国、德 国对华贸易和德国的亚洲政策有关的政治有些兴趣。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一直以为希特勒是要和平的。1934年,他在南京建起了一所德国学校, 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上学,他的女儿那时已经完成了学业,儿子在德国南部的 一所寄宿学校念书。作为这所德国学校理事会的理事长,他必须得到帝国当局和德 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批准,申请教师和教学经费,为此他于1934年加入了国社 党。

他质朴忠厚,富于理性,幽默风趣,平易近人,广受称誉,却从不招摇;他以 仁爱之心待人,以仁爱之心待中国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救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日夜操劳奔波,不仅随时随地帮助别人,在救助过程中同时还能审时度势地处理 政治事务,表现出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得体的外交手腕;他同美国朋友密切合作,经 常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处在日本占领军下的25万中国人提供相对安全的保护。在当 时那样的情况下,拉贝竟然还能安排出时间来记日记,简直不可思议。

他的朋友对他交口称赞,中国人把他奉为圣人,就连遭到他不断抵制的日本人 也对他敬重三分。尽管如此,他仍然保留了自己以往的谦逊品质。但要是路遇不平, 他的和蔼与温和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就会勃然大怒。他曾不容抗辩地用德语痛 斥企图强奸妇女的日本士兵,把卐袖标举到日本兵的眼前,揪住他,把他扔出院子。 听说他在家里也一直保持自己家长的权威形象。

他虽然谦逊,但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点儿虚荣心,例如身着燕尾服,胸别各种奖 章,在柏林名摄影师的镜头前摆姿势弄表情。这一点还表现在《远东新闻报》的编 辑把拉贝自鸣得意的幽默话语删掉的时候。

拉贝1908年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是威廉二世皇帝统治时期。1919年他短期回国, 此时德意志帝国已处在共和国时期,但动荡的局势还没有平定下来。在汉堡,他看 见一个人被暴徒殴打倒地,他的性格驱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来,结果他也遭到了 殴打。

在柏林,西门子工人上街罢工的时候,他看见街上架起了机关枪,于是从那时 起他开始记日记,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一个嗜好。但是他的夫人并不怎么欣赏这个 嗜好,因为下班回家后,家里人常常会因为他记日记而和他说不上几句话。从他的 日记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他有一种忧虑,担心在动乱的年代日记可能会丢失。对他 来讲日记是一笔珍贵的财富,里面记录了他的时光和他的生命。

对在柏林的岁月,他是这样记录的:

接着发生了暴乱。我对家乡的政治局势一无所知,因此也就看不出个所以然。 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比我自己感觉的要糟糕得多。我的左边是施泰 因广场音乐厅,里面是帝国国防军;我的右边是乌兰德大街的跑马场,里面驻扎的 是共产党人。到了晚上,双方交火对射,我只好和家人从卧室跑出来,在走廊上过 夜。柏林的日子很不舒服,那一段时间正好是总罢工,技术救援组织到处出动,填 不饱肚子的女大学生沦为娼妓,歌剧演唱家图几个施舍任人包唱,投机商囤积居奇 造成商品短缺,买荤油要凭票,西门子内部甚至还有专买皮靴后跟的票券。我是该 领的票都领了。布伦德尔是我西门子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他有一次告诉我,西 门子城里有个地方可以买到各种豆子,价格便宜。我买了两大袋豌豆想带回家,但 偏巧赶上下雨,一路上又没有有轨电车,慢慢地袋子被雨泡软了。结果到家的时候, 豌豆只剩下了一半。我是一点也不适合于在柏林生活!

在电车上,一个姑娘饿昏过去了,我把我的食物分给了她一部分。在那个人人 日子都不好过的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一直记忆犹新,西门子在上 海办事处的会计布朗先生回国休假,邀请我和布伦德尔,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块儿 去波茨坦广场旁边的普绍酒馆喝杯啤酒,就酒吃的是他从老家巴伐利亚带来的小吃 ——白面包、香肠和黄油。当时在旁边有一个8岁左右的小姑娘,用围裙捧着火柴, 每盒要一个马克。我们酒足饭饱之后,布朗把剩下来的食物全部送给了这个小姑娘。 小姑娘突然大声哭了起来,将围裙里的火柴全部抛撤在地上,如获至宝似的捧着食 物奔向正在门口等候的母亲。我们的啤酒顿时索然无味了。

当我得到消息,可以重新回到中国发挥我原有的作用时,我不禁轻舒了一口气, 我想别人不会为此而责怪我吧。

此行到中国,拉贝一待就是20年,中间只有两次回国,第一次是在20年代,另 一次是在1930年,这一次回国是为了治疗感染引起的疾病。这次回到中国他被任命 为西门子驻中国新定首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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