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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楼附近，有一个小小的庭园，古色古香。因其园内有一个悬挂着一口六百多年前（洪武二十一年九月）铸造的重约4·6万斤的大钟，称之为大钟亭。
选择这么一个古雅典朴的地点聚首议事，我从心底不得不佩服文化人特有的品味和情趣。
入得茶社，坐定后，还是冯老用他那惯有的诙谐语言打开话匣：古有桃园三结义，今有三委员谈东史郎。
雷团长在民乐团里是吹芦笙的，是国家一级演员。可能是几十年来刻苦修炼吹奏的缘故，所以他谈笑时的音量足够大，其分贝值比常人要高出许多，常常能起到感化别人的特殊功效。
三人谈得很投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拍即合。大体是，东史郎的败诉，说明了人们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认知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有责任作一些努力。
于是，冯老提出他作为南京诗词协会的会长，愿意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合作，发动南京地区的诗人写诗，争取尽快编辑出版第一本南京大屠杀诗集。冯老说到做到，一年后的2001年4月，一本名为《不屈的城墙——祭奠南京大屠杀30多万遇难同胞》诗集正式在南京问世。该诗集刊载了70多位作者120首诗作，海笑、丁芒、俞律、刘工天、王德安、叶庆瑞、吴野、杨德祥等著名诗人均奉献出大作，使这本诗集“份量”很重，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凡响。
在这本诗集中，刊载了一批与东史郎诉讼案有关的诗。例如，高恩道的一首名为《正义必胜，东史郎必胜！》的诗：
东史郎走进惭悔，
捧出一部血淋淋的日记。
每一页，都涌起罪恶的血腥；
每一页，都炸响###的惊雷！
铁的事实，
就是事实的铁，
蛋壳一样的谬论，
尽管再圆再滑，
一撞就会破碎！
火的事实，
就是事实的火，
灯一样的谎言，
尽管乱飞乱扑，投火必定毁灭！
听！30多万冤魂，
在呼喊着一个声音；
十二亿中国人民，
在呼喊着一个声音；
全世界进步人士，
在呼喊着一个声音——
“正义必胜！
东史郎必胜！”
历史就是回音壁，
罪恶的黑手岂能将它消声？！
赵霖的《心灵的战争——读东史郎日记》写的更好：
人一旦穿上
武士道精神的铠甲
充当喋血的砍刀
良知就被野蛮吞噬了
刀刃的目光
发出狰狞的狂笑
贪婪的欣赏屠城的“乐趣”
和枪炮描绘的大东亚帝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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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在东史郎败诉的日子里（9）
60年后，当忏悔的良心
爬出罪孽深重的地狱
抚摸和平的阳光时
觉醒的文字挺身而出
撬开岩石般的记忆
裸露三十多万不屈灵魂的愤怒
陌生的法庭
背靠靖国神社的阴魂
拒绝枯木逢春的老树
正义被戴上“卖国者”的枷锁示众
法西斯的幽灵招摇过市
在战争与和平之间
人与鬼进行了
半个多世纪的残酷较量
千纸鹤冲锋陷阵
长明火警示着今天
你是胜利者
因为你站在人的一边
也就是站在未来的一边
老雷提议用中国民乐演奏一台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民族交响曲，表示要请中国最有影响的音乐大师来创作，得到了我们的赞同。以后三人又在凤西宾馆专门议过这台交响曲创作的大体构架，“古都”、“大江”、“屠城”、“血河”、“江问”、“和平”这些词汇，曾是我们先期议论的六个篇章主题名，其中，“大江”一词是我力主将长江改为大江。因为我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最初的了解，源于祖辈口述传承。记得还是在我孩提时，曾经在南京市新街口银行（现南京工商银行）当过职员的爷爷说过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杀了很多人，新街口街心广场就有市民的尸体，大江（长江）漂着数不清的尸体，真可怜！这以后，“大江”一词一直就和“数不清的尸体”一词，在我的记忆中连在了一起。
而“江问”一词则是冯老巧妙地从屈原的“天问”改进而成。只是剧名举棋难定，一时找不出合适和满意的。后来，还是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智慧高深，一锤定音，取名为《和平颂》，我们都十分赞同。
基本的想法和思路有了，雷团长准备请中国当今音乐创作大红大紫人物，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赵季平来创作，赵主席为《红高粱》、《西游记》、《大宅门》等一批影视作品创作的主题歌，享誉中国当代曲坛，大名鼎鼎的赵季平能够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作品出山吗？的确没有把握。但执著的雷建功，办事风格也与他高大魁梧的身材一样，要找就找最棒的。他的想法得到了时任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志军、南京市文化局陈梦娟局长、党委书记张年安等领导的赞同和支持，陈局长还和雷团长一起，“三顾茅庐”，恭请赵季平。
2005年7月7日，《和平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两岸三地（大陆、香港、台湾）演员联袂首演成功，并以此揭开了我国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序幕。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后续的事，但都源于东史郎败诉。
东史郎终审败诉的消息，还引起了海外华人、华侨的关注和愤慨。1月28日，美国纽约的华人、华侨在纽约中国城###，谴责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进而否定侵华史的反华行径。会上，87岁的林永俣先生回忆当年自己在北京等地亲眼目睹日军的暴行。
2000年2月20日，东史郎先生和马尼拉市长共同为南京大屠杀展览会开幕式剪彩。
2月18日至20日，菲律宾华侨组织一系列声援东史郎活动，邀请东史郎和山内小夜子访问马尼拉。此前，他们通过东史郎和山内，要求我们提供一些历史图片，届时在马尼拉举办一个小型的展览。我觉得是件好事，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后来，他们邀请马尼拉市市长和东史郎一起，为南京大屠杀展览开幕式剪彩。这一切，对东史郎是个很大的精神鼓舞。2月19日，东史郎在马尼拉市证言###上说：“尽管我在日本法庭上输掉了，但是，我一定要在国际法庭上赢回公道。”
经过一番认真细致地筹备，同时也是为了使年迈的东史郎从败诉的巨大精神压力中调适过来，3月26日，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才在大阪市组织召开抗议日本最高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不公正判决###。时间虽然晚了两个月，但会议开的很成功。会上，一向性格倔犟不轻易言输的东史郎说：“我对这不公正判决万念俱灰，是日本最高法院放弃了司法的最高责任。”
第八章 在东史郎败诉的日子里（10）
愤怒的东史郎说：“我对不公正判决万念俱灰，是日本最高法院放弃了司法的最高责任。”
中北龙太郎律师发表演说：“日本最高法院违背南京大屠杀的真实，为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撑起一把保护伞，这种践踏历史真相的反动判决，是与否定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动向相呼应的。我们严厉谴责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
丹羽雅雄律师发表演讲：“我们在这场审判中有三个目的。一是证明《东史郎日记》的真实性；二是不允许有某种势力篡改历史；第三也是考验日本的法官怎样对待历史认识的问题。绝不允许‘皇国史观’复活。法院虽然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但我确信，人民大众的斗争阵营会越来越强大。”
空野佳弘律师的演讲：“我非常惊讶，日本最高法院在这种时刻进行‘判决’。去年12月刚提出新证据，即12月13日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6万多人的‘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史实，要求做出公正的司法判决’的签名信。而法官根本不去理会这些，只是担心会引起国际上关注此案，决定趁早了断。这是一起直接伤害历史被害者感情的审判。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审判的特别意义假装不知。正因为日本司法界缺乏国际观才会有这样的判决。”
日本龙谷大学的田中宏教授在声援东史郎###上说：“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发生在南京的举世震惊大屠杀，当时在日本国内却进行了大规模的‘庆祝南京陷落’的活动，这一60年前的阴影至今在日本还没有散去，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这场不公正的判决。”
日本女子大学的金子马丁教授在###上发言，声援东史郎：“应祈求和平市民团体的请求才公开自己日记的老兵，被‘战友’起诉而遭法院判处‘名誉损害罪’和罚金，这种事情在德国不可想象。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德国如果谁否定了纳粹的犯罪，或认为只是小问题，是正当的话，必然要受到刑法制裁的。判处公开‘日记’的老兵有罪，从司法角度来看，等于不承认战争犯下的罪行。对欲否认历史团体的所作所为，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公然进行袒护和包庇，即使再狡辩也是站不住脚的，应该感到羞耻。”
金子马丁教授说得对，应该感到耻辱的不是东史郎，而是不承认日本战争罪行，公然袒护、包庇和怂恿否认历史团体所作所为的日本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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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请东史郎向中国人民做报告（1）
树欲静而风不止。
如果把东史郎比作一棵老树，在其垂垂老矣的时候，原本是想沐浴在一片风和日丽的春光之中的。因为再坚硬的老树，也经受不起太多的雪压霜欺。
但是，岛国日本经常刮起飓风。尤其是人为刮起的历史旋风，总是上下联动、无奇不有、无孔不入，而且急风暴雨、咄咄逼人、声嘶力竭。
2000年1月23日，在30多个和平团体联合抗议右翼势力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的反华###后的当晚，东史郎及山内小夜子给我发来了传真称：“我们有向中国###告的义务，希望能为我们安排为期10天在中国的访问。”
爱因斯坦通过对相对论的研究认为，人们不可能穿梭于历史，因为人们不可能制造出超过光速的东西。依此理论，正因为人们不可能穿梭于历史隧道，去还原当年的真实情景，但可以为历史奔波，将历史真实的记忆告诉人们。东史郎正是这样的人，虽然他已经年逾古稀。
其实，东史郎作为历史的老人和证人，他的历史记忆以及由记忆引发的思考是极其宝贵的，应当传达给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接受和支持东史郎战后第六次访华，向中国###告的理由和初衷。
东史郎一行访华的最初时间表，日方想定在2月上旬，我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值春节期间，不宜组织活动，建议安排在2月下旬至3月上旬。经双方磋商，日方接受了我的意见，确定于2月下旬至3月上旬。
在访问地点上，日方开始考虑为南京、北京和西安三个城市。访问南京、北京两市我无异议，但考虑到沈阳是“九·一八”历史事件发生地，而上海市与刚刚发生反华###事件的大阪府是友好城市等因素，建议不去西安市，改去沈阳市和上海市。最终得到东史郎的同意，确定访问南京、北京、沈阳和上海四个城市。② （注释：②原载《南京党史》2000年第3期。）
2000年2月25日，东史郎先生再次来到丹阳，回忆63年前在这里参与侵华战争时的情景。
东史郎先生又来了！依然是飘逸的满头银发，只是忽然间白发稀疏了许多。2月25日清晨，我们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迎接东史郎一行时，这是东史郎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们选择了在位于沪宁高速公路起点附近的江苏饭店用午餐，以便饭后能安排高龄的东史郎稍事休息。该饭店老总热情地邀请东史郎留下墨宝留念，他欣然同意，挥毫写下“和平友好”四个大字。
下午，汽车在沪宁高速公路上奔驰，东史郎看着车窗外的江南水乡景色，触景生情地说：“63年前，我随同日军第十六师团，正是从上海杀向南京的。”他突然提出：“朱先生，我们去一下丹阳好不好？”
去丹阳？我一听愣住了。
这是我们原先没有计划的。再说，我们还得从沪宁高速公路下去，绕道行驶一段路程，然后再折返回沪宁高速公路。
尽管如此，我还是同意了东史郎的要求，了却他的心愿。
在丹阳县城外，东史郎指着城内的宝塔说：“这座塔名叫白塔。当时我们在攻打丹阳县城的时候，曾遇到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对于当时的情况，我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③（注释：③《东史郎日记》第147－149页。）与我们一起去浦东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