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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利用一起用餐的时间放松自己，有时也常将它当成尝试某种演说模式的机会。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他倾听他的谈话伙伴讲话，也不懈地追问他们。后来他就只是一个人独白了。他周围的人觉得这些独白弥足珍贵，足以传给后世。回顾表明，这些长篇大论充分体现了这位独裁者的世界观。很显然，他想用他书本上看来的浅薄知识影响身边的人。他出色的记忆力帮了他很大忙，他不缺独创性，不过他的长篇大论缺乏由系统教育获得的结构。
苏联军官们从京舍和林格的记录中为《希特勒档案》挑选了希特勒的重要政治言论。他们向斯大林介绍了希特勒对1935年的海军协定的反应，他1940年分裂英法联盟的考虑及这位独裁者对其他国家首脑的看法。这种选择是受了48/49年的权力政治形势的影响。
斯大林毫无疑问对那些苏联进攻过的国家感兴趣，如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或那些未来的发展道路还未决定的国家，如意大利。在正在开始的冷战背景下，对英国的绥靖政策的评价具有现实意义。斯大林猜疑地看着昔日盟友离去。暗示英、德合作或英国人只是半心半意地参战，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创作集体顺理成章地最重视对这些插曲的挑选。
这样的内容有1938年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条约和英军在挪威的登陆失败。但也详细描写了希姆莱同英国谈判代表进行的单独媾和谈判和看来与此有关的党卫军副总指挥费力克斯？施泰讷指挥的军队的“叛变”。
希特勒对赫斯飞往英国的反应的描写也极其详细。它同林格后来的说法是矛盾的。林格在联邦德国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希特勒在听到敲门声后很快将门打开而且已经穿好衣服，剃了胡子。这一叙述也登在了科学的专业文献里。在《希特勒档案》里，林格介绍的真相不一样。希特勒是用“睡意朦胧的声音”回答的，而且“没刮胡子”。希特勒穿好了衣服走到他面前来可以解释为他离开与卧室相邻的工作室需要“几分钟”。这样，人们猜测的希特勒是“笨蛋”赫斯的知情人的论点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审讯者对希特勒和他的指挥部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很感兴趣。在审讯完林格和京舍之后他们得出了和西方军事史家相似的结论。苏联的军官们形象地描述了纳粹政权和打着普鲁士烙印的军官集团之间的有目的的联盟是如何随着每一次失败而土崩瓦解的。他们把1944年7月20日发生的谋杀希特勒事件解释为忠诚消失的明显证据。即便是斯大林大清洗的幸存者，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些审讯者也想在《希特勒档案》书中再现阴谋的规模。他们一再追问林格和京舍，谁对希特勒是忠诚的，谁参与了谋杀的准备活动。得知最高将领们也参与了这一阴谋时，他们并不惊奇。因为在苏联，就连苏共政治局成员也被当作“人民公敌”被处死。
交给斯大林的材料里清楚表示了对希特勒的蔑视，因为他没有更早地对自己的军官集团进行这一“大清洗”。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也没有放弃复述希特勒的他是靠“天意”获救的说法。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对描写二战时期场面的挑选显得是有选择性的，《希特勒档案》总的看来还是呈现了这个独裁者作为军事领袖的不同形象。详细再现了希特勒对某些战争事件的反应。如详细描写了1942/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和1945年奥德河战役。由于文中提及的军事会议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京舍的报告就成了惟一的来源。由于对二战的所有方面已经进行了长达50多年的深入研究，倒让人们觉得有必要通过《希特勒档案》对二战做出一个全面的重新评价的想法难以接受。
不过，统帅希特勒的准确形象启发了人们重新思考特定的事件和决定。如希特勒在全然不知战略形势的情况下就对美国宣战的那种轻率令人震惊，同样让人吃惊的是希特勒得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表现得无动于衷——以及他当时同空军总司令戈林还没有中断的关系。与这种无动于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常描写的希特勒在得知东线战败或胜利时表现出的情绪变化，它表示，希特勒没有能力适应艰难的形势，领导这场战役。《希特勒档案》中讲得很明白，最迟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之后，他就无法清醒地看清战略问题，只重视战术的成功。
出版人后记（8）
这些描写中也再现了回顾起来令人吃惊的实际损失：希特勒显然认为，那些他在参谋部地图上密切注视其移动的营、团和师拥有着和战争初期一样的战斗力。他把自己命令的进攻、反攻及“钳形运动”的失败归咎为指挥官和参谋们的无能。他常认为这是兵力不足、胆怯，有时甚至是蓄意破坏造成的。将军事指挥员们解职的频率越来越高；这多半和希特勒激烈的情绪爆发有关。《希特勒档案》里也介绍了希特勒和高级将领之间的一些争吵，如古德里安被解除总参谋长一职之前的那次争吵。
现有的大量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中勾画的希特勒的形象并无二致：希特勒的智商无法胜任对国防军的指挥权。正如英国军事作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1948年，即和《希特勒档案》同一时期，所评价的，“希特勒有着天才的本能感觉，但也喜欢犯些低级错误”。1940年5月24号下达的所谓停止前进、允许英国部队撤出法国的命令无疑就属于这种低级错误。另一方面，无论是盟军将领还是希特勒都没有料到曼斯坦因越过马斯河直插运河海岸的冒险的“镰刀行动”会取得重大的战略成功。
回想起来，不占领英国也同样是这种决定战争命运的错误之一。由于不想冒失败的风险，希特勒曾多次推迟“海狮”行动。但是，究竟因为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征服英国，还是由于希特勒出于国内政策的原因而害怕牺牲太大，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这一考虑具有猜测的特点，只能姑且存疑。
在对苏战役中德国军事领导层也犯了决定战争命运的错误。由于从战略上将兵力分成A、B两个集团军同时向伏尔加河和高加索推进，导致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1942年德国的夏季进攻之所以选择高加索为进攻方向，是受了原料短缺的左右。希特勒认为如果不占领那儿的油田战争就无法继续打下去。
但盟军也分析错误，导致沉重的失败。如法国在1939年夏天放弃了一次进攻德国的机会，尽管后者已经向他宣战。1940年也没有轰炸在阿登山区向前推进的德国部队。1941年苏军在1939年划定的边境线上的进攻阵地也损失了300万战士。苏联军事上的瓦解看起来是迟早的事了。西线盟军1943、1944年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诺曼底的多次登陆行动中也犯下威胁到这些行动的成功的错误。
反希特勒联盟的胜利最终是赢在美国和苏联的经济优势。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军备产量就越高。但这一理智的结论是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研究后才得出的认识，所以《希特勒档案》没有得出这一结论不足为奇。
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1948/49年没有得出西线盟军的轰炸对战争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评论。因为无论在斯大林还是那些苏联的军官看来，这一评价贬低了苏联军队的胜利。然而有目的地轰炸德国的军备工业，其效果却是有目共睹的，尽管1942年1月到1943年5月德国军备工业产量翻了一倍多，直到1944年第四季度才明显回落。这此之前盟军就已经决定性地摧毁了某些领域，如飞机制造工业。从1943年开始德军就基本上无法发起空中和地面的联合行动了。诺曼底战役，阿登进攻战也一样，由于盟军的空中优势，国防军都无法打赢。
但《希特勒档案》的写作集体不是无缘无故地将重点放在德苏战争上的。就连德国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分析中也得出结论，东线是决定性的，如安德雷亚斯·希尔格鲁贝尔1965年就评价道：“欧洲中东及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时，西方盟军才于1944年大举登陆——政治上至少晚了两年，军事上是在德国国防军被重重削弱、行动自由已经瘫痪的情况下。”
最后，牺牲者的数据也支持了东线是关键的观点。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最新的调查，在德苏战争中苏联方面的死亡军人为1127万。截至1945年1月31日，420万德军阵亡将士中有183万是死在德、苏前线。截至1945年5月9日，又有140万国防军和党卫军成员在同苏军的战斗中被打死。1941年至1945年，另有310万德国人被苏联俘虏。
这些数字反映了德、苏战争的无情。即便在侧重人物撰写的《希特勒档案》里也可读到这些数字。但仅在少数几处暗示了这场导致1840万平民死亡的对苏战争是一场种族灭绝战争。这些灭绝战争主要是由党卫军领导的，当然也有不空谈政治的国防军的份。
在“巴巴罗萨事件”第21a号补充指示中，党卫军在1941年3月13日就获得“准备政治统治”的全权，理由是“最终解决两个对立政治体制的斗争”。希特勒给国防军总司令的任务是为了保证“德国的经济”“充分利用这个国家”。国防军和党卫军应协同行动，但党卫军并不受国防军领导，而是挂靠关系。像常见的一样，希特勒的双重结构也造成了敌对，同时各机构互相推诿责任。而苏联共产党，即斯大林的政治上的让步助长了战争的极端化。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德国的宣传机构利用苏军对德国士兵和平民犯下的罪行有效地动员了所有的后备军。1945年2月28日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再一次在广播讲话中号召人们同“嗜血成性，复仇欲强（！）”的敌人战斗。纳粹省党部头目保尔·吉斯勒在1945年初的《慕尼战地邮报》上要求每个德国人心中都怀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仇恨，“这种仇恨必须释放出来，我们充满仇恨的信念必须像燃烧的火焰迎头扑向敌人”。《希特勒档案》里虽然不是如实记录了这一宣传，但基本上是正确反映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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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后记（9）
在宣传部印刷的“大柏林保卫者作战报”《坦克熊》报上尽是坚持到底的呼吁和有关实际战况的谎言。如1945年4月25日出版的《坦克熊》报称“柏林红色潮水的防波堤”。同时它不得不承认，奥德河沿岸的布尔什维克们“借助大量物质”成功地“在一些窄小的地方”“撕开”了奥德河——尼斯河前线。４月25日的头条是“我们挺身坚守”。
读者在第一页发现了《不屈的呐喊》的标题下用粗体字写着的名言“我可以死，但我不可以成为奴隶，我不能看着德国被人奴役”。如果将乌利希·冯·胡滕的诗作简化成这句口号只是说说而已的话，几天前一个“人民步兵师”就不会得到人道主义者的称号了。除了这些仓促成立的部队、国防军的正规部队和武装党卫军，在马丁·鲍曼的推动下于1944年9月26日成立的人民冲锋军的队伍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也投入了战斗。各地的人民冲锋军由当地的国家社会党省党部头目领导。由鲍曼和时任补充陆军司令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年龄在16至60岁之间的男人全都被征召了。他们中约有20万人阵亡或被当作失踪了。在《希特勒档案》里从道德上谴责了人民冲锋军。回顾起来，德国这最后的困兽之斗在军事上毫无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装备很差，但这些濒死的队伍将苏军的胜利推迟了数个星期。他们短期地抵挡住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世界敌人”，“蒙古人的冲锋”——这是戈培尔1945年4月24号召柏林人时的说法。苏军虽然在四月就成功包围了柏林，但不能完全占领在雅尔塔公约上答应给他们的德国领土。实施戈培尔的坚持意志的是那位独裁者1945年3月20号在总理府花园里奖给他铁十字勋章的那样的希特勒青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不怀疑宣传的真实性也不怀疑希特勒的领导才能。
但老兵们也一直战斗到希特勒自杀，尽管他们已经醒悟并且认为战争输掉了。他们掉进了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的道德陷阱里，它的箴言是海因里希·莱尔施1914年所写的诗作《战士的告别》中的两行诗。它的主要内容“德国必须生存，哪怕我们必须死去！”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者的无数墓碑上，每个学生在德语课上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