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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得到了这个胜利以后，施莱彻尔就实现了他要想改造共和国的宏伟计划中的第一步。这个念头在他的机灵的脑袋中已经转了很久了。他很清楚地看到——谁没有清楚地看到呢？——魏玛政体软弱无力的原因。政党数目过多（1930年拥有100 万张选票以上的政党有10个），这些政党相互倾轧，只顾它们所代表的那部分经济和社会利益，因此不能消除分歧，不能在国会中形成一个持久的多数派来支持一个能够对付30年代开始时国家面临的重大危机的稳定政府。议会制政府成了一桩德国人称之为Ｋｕｈｈａｎｄｅｌ——贩牛交易* ——的事情，各政党为了他们所代表的群众讨价还价，争取特殊利益，而国家利益却被丢在一旁。无怪乎当勃鲁宁在1930年3 月28日就任总理时，已经不可能在国会中拼凑多数议员来支持任何一项政策了，不论它是左翼的，中间的，还是右翼的。仅仅为了维持政府的日常事务的处理和设法解决经济困境，他也不得不援引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在紧急状态下，只要总统批准，他可以不需议会多数支持而仅凭总统紧急法令来行使职权。
施莱彻尔就是希望总理这样来行使职权。这样，在总统的有力控制下会出现一个有力的政府，毕竟（施莱彻尔这样认为）总统是经人民普选选出的，因此代表人民的意志，也得到陆军的支持。如果民主选出的国会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政府，那就必须要由民主选出的总统来提供。施莱彻尔相信，大多数德国人所希望＇152＇ 的，是一个能够毅然决然引导他们脱离绝望困境的政府。但是实际上，勃鲁宁在9 月间下令举行的选举表明，大多数德国人所希望的并不是这个。或者说，至少他们并不希望让一个施菜彻尔及其在陆军里和总统府中的友人所选择的那种政府来引导他们走出茫茫的绝境。
可以说，施莱彻尔犯了两个后患无穷的错误。由于选择勃鲁宁为总理，鼓励他靠总统紧急法令行使职权，他破坏了陆军在国家生活中的力量的基础——它的超然于政治的地位，放弃这种地位将导致它本身和德国的毁灭。其次，他对选民作了一个错误的估计。当1930年9 月14日有650 万选民投纳粹党的票时（两年前只有81万），这个热中于政治的将军觉得，他必须改弦易辙。到这一年年底，他已与刚从玻利维亚回来的罗姆以及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保持联系，这是纳粹党人与共和国中掌握政权的人之间的第一次重要的联系。在恰好两年之内，这种联系的发展结果，将导致阿道夫·希特勒达到他的目标和导致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倒台和最后的被刺。
1931年10月10日，在希特勒的外甥女儿情人吉莉·拉包尔自杀后3 星期，他第一次得到兴登堡总统的接见。这次接见是忙着布置一个新的阴谋的施莱彻尔所安排的。这年秋天早些时候，他曾与希特勒会商，安排希特勒去见总理和总统。在他的心中和勃鲁宁的心中都一直在考虑，兴登堡7 年任期在1932年春天届满时，应该怎么办。届时这位陆军元帅将达85岁高龄，而他头脑清醒的时候已越来越少了。但是，人人都很清楚，如果他不竞选连任的话，希特勒虽然从法律上来说不是德国公民，却很可能取得德国国籍，参加竞选，获得胜利，成为总统。
在这年夏天，颇有学者风度的总理对德国所处的绝境就在日夜忧思。他充分认识到，他的政府已经成了共和国最不得人心的一届政府。为了对付萧条，他除了压低物价以外也压低了薪水工资，对工商业、金融业、社会服务业实行了严厉的限制。不论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叫他“饥饿总理”，但是他还是认为，他已经找到了一条出路，最后终能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自由的、繁荣的德国。他要设法同协约国谈判取消赔款，当时根据胡佛的延期偿付的决定，赔款本来已经暂时停付了。在下年举行的裁军会议上，他要设法使协约国履行它们在凡尔赛和约中的保证，把它们的军队裁减到德国的水平，否则就应该让德国公开实行一个起码的重整军备计划，而在实际上，在他的默许下，德国已经开始在＇153＇ 秘密实行这个计划了。这样，和约的最后桎梏就可以卸除，德国将在大国中间作为平等的一员出现。这对共和国来说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也很可能——勃鲁宁这么想——在西方世界开辟一个充满信心的新纪元，结束给德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经济恐慌。而且这样就可以对纳粹党釜底抽薪，使它无计可施。
在国内方面，勃鲁宁也打算采取大胆行动，要争取除了共产党以外的各大政党的同意，对德国宪法作一番根本修改。他打算使霍亨佐伦王室复辟。
即使能够说服兴登堡竟选连任，他年纪已这样大，也不可能期望活满7 年任期。如果他在一两年后死去的话，希特勒仍旧有当选为总统的希望。为了要防止这一点，为了要确保国家元首一职的长久性和稳定性，勃鲁宁有这样一个打算：取消1932年的选举，由议会两院（即国会和参议院）的2/3 多数表决将兴登堡的任期延长。在这一点做到以后，他就建议议会宣布实行君主政体，由总统摄政。总统死后，就由皇太子的一个儿子重登霍亨佐伦王室的宝座。这个行动也能使纳粹党人无计可施；事实上，勃鲁宁相信，这将意味着他们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末日。
但是年迈的总统对此不感兴趣。当初在1918年11月那个秋天的暗淡日子里，在斯巴，他作为帝国军队司令，职责所在，有义务通知德皇必须下台，君主政体必须结束。现在他不愿考虑由霍亨佐伦王室的任何人来恢复王位，除非是仍然流亡在荷兰的多尔恩的皇帝本人。勃鲁宁向他说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方面虽然极其勉强，已经对他的计划给予一定的支持，哪怕仅仅是因为这可能是防止希特勒上台的最后一个孤注一掷的机会了，但是他们不赞成威廉本人或他的长子复辟，此外，如果要复辟的话，也必须仿效英国的榜样，实行立宪的民主的君主政体。一听到这番解释，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元帅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逐客，不愿再见这位总理。一星期后，他又把总理叫来，告诉后者，他不愿竞选连任。
在这期间，先是勃鲁宁，后是兴登堡，都第一次会见了阿道夫·希特勒。
这两次会谈结果，对这位纳粹党领袖都很不利。自从受到吉莉·拉包尔自杀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的思想开小差，他的心神不由自主。
勃鲁宁要求纳粹党支持兴登堡延长任期，希特勒不加作答，却大谈共和国的缺点，这使人肯定认为，他不会同意总理的计划。在会见兴登堡时，希特勒显得局促不安。他想以长篇大论的说辞来打动这位老先生，可是却完全失败了。总统在这第一次会见时，对这个“波希米亚下士”（他是这么叫希特勒的）印象一点也不好，他告诉施莱彻尔说，这样一个人也许可以当邮政部长，但是决当不了总理——这句话，后＇154＇ 来这位陆军元帅不得不自己咽了下去。
希特勒气愤之下，匆匆前往哈尔兹堡浴场，第二天，10月11日，在那里参加了“全民反对”德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大规模示威。这次示威与其说是以国家社会党为代表的激进右翼的示威，不如说是者派的保守的反动势力的示威，这些反动势力是休根堡的德意志民族党、右翼退伍军人组织钢盔队、所谓俾斯麦青年团、容克组织的农业联盟以及各种各样的老将军。不过纳粹党的领袖对这次集会并不热心。他瞧不起这些身穿燕尾服，头戴大礼帽，胸挂金奖章的旧政权遗老，他看到，像他自己的那样一个“革命”运动，同他们来往过密，可能是危险的。他敷衍了事地匆匆讲了一通话，在钢盔队游行之前，就离开了会场，而使他生气的是，出席的人中间，钢盔队的人数竟超过了他的冲锋队。那天成立的哈尔兹堡阵线就此夭折了，老式保守派要成立这个阵线是要想同纳粹党人结成统一战线，以便对共和国发动最后一次攻击，他们要求勃鲁宁立即辞职。希特勒无意给这些先生当配角，他认为他们一心想念着过去，而他很清楚，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他们有助于推翻魏玛政体，向他提供新的经济来源，像实际上确实已经做到的那样，那么他可能会利用他们一下。但是他们却不能反过来也利用他。几天后，哈尔兹堡阵线就面临崩溃；它的各种成分又恢复彼此明争暗斗的状态了。
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例外。那就是休根堡和希特勒两人都拒绝同意勃鲁宁提出的让兴登堡延长任期的建议。在1932年年初的时候，总理重新努力要争取他们改变初衷。在此以前，他花了很大努力，终于说服总统同意这点，即如果议会延长他的任期，他就继续供职。这样，总统就可以不必从事一场激烈竞选了。现在勃鲁宁邀请希恃勒来柏林重新会商这个问题。电报送来时，元首正在慕尼黑《人民观察家报》编辑部同赫斯和罗森堡开会。他把电报在他们面前晃着叫道：“现在他们已在我的掌握之中了！他们承认我是谈判中的一方了。”1 月7 日，希特勒同勃鲁宁和施莱彻尔会谈，1 月10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勃鲁宁再次提出他的建议：纳粹党同意延长兴登堡的任期。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一俟他解决了取消赔款和军备平等问题，他本人就宣布辞职。据某些人士说——不过这是有不同意见的——勃鲁宁还放出了另外一个钓饵：他表示愿意向总统提出由希特勒继任他为总理。希特勒井没有立即作出明确的答复。他告辞出来，回到凯撤霍夫饭店，同他的一些顾问商量。格利戈尔·施特拉塞赞成接受＇155＇ 勃鲁宁的方案，他的理由是，如果纳粹党硬要举行选举，兴登堡必胜无疑。戈培尔和罗姆则主张断然拒绝。戈培尔在他1 月7 日的日记中写道：“总统职位并不是关键所在。勃鲁宁只不过是想无限期地加强自己的地位？？争夺政权的棋局已经开始了？？重要的是，我们的力量必须保持强大，而且不作妥协。”前一天晚上，他这样写道：“组织里有个无人能信任的人？？这个人就是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希特勒本人认为没有理由加强勃鲁宁的地位，从而使共和国能够延长寿命。但是不像在1 月12日断然拒绝这个办法的头脑简单的休根堡，希特勒要狡猾得多。他不向总理提出答复，而是越过他直接向总统说，他认为勃鲁宁的建议是违反宪法的，但是他愿意支持兴登堡竞选连任，只要这位元帅拒绝勃鲁宁的建议。当时担任总统府国务秘书的是心灵眼快的奥托·冯·梅斯纳，他先后为社会党的埃伯特和保守的兴登堡连续热心地当了两任国务秘书，现在正在捉摸是否有可能第三次连任此职，不论上面的总统是谁，也许甚至是希特勒？纳粹党领袖在凯撒霍夫饭店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谈中对这个人表示，愿意支持兴登堡竟选，只要兴登堡肯把勃鲁宁免职，任命一个“全民的”政府；下令国会和普鲁士议会举行新的选举。
对于这样的要求，兴登堡自然不会同意。由于纳粹党人和民族党人——后者是他的朋友，说起来还是他的拥护者——不同意免除他一场激烈的竟选活动，兴登堡一气之下同意再来一次竞选。但是在他对民族主义各党表示不满之余，他对勃鲁宁也产生了一层微妙的怨恨，他觉得勃鲁宁处理此事不当，逼得他要同当初在1925年时拥护他与自由主义一马克思主义候选人竞选总统的民族主义势力发生尖锐的冲突。现在他只有在社会党人和工会的支持下才能取胜，而对于他们，他一直是怀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轻蔑态度的。他在同他的总理的来往中油然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冷淡态度，而在不久之前，他还说过勃鲁宁是“俾斯麦以来最杰出的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