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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没有人知道1943—1945年时期的局势将会怎样。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不能再等待了。
如果元首仍然活着，他的不可变更的决心是：最迟在1943—1945年时期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
在1943—1945年以前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在情况二和情况三中将会出现。
情况二。
如果法国的内证竟然发展成这样一种国内危机，以致法国军队完全用于对付这事，因而不能用来对德国进行战争，那末，对捷克人采取行动的时机就来到了。
情况三。
如果法国被牵连在对另一个国家的战争中，以致不能“进行”反对德国？？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对西方进行的战争中解除我们侧翼的威胁？？如果捷克人被打倒而取得了德因—匈牙利共同边界的活，就更加可以肯定地指望波兰在万一发生活德冲突时守中立了。
但是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会怎样呢？希特勒十分详细＇307＇ 地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他认为“英国差不多肯定无疑地是，法国也多半是，把捷克人默默勾销了。英帝国所遇到的许多困难，以及再一次被卷入一场持久的欧洲战争的前途，是英国不愿参加对德战争的决定性的顾虑。英国的态度对法国肯定地是不会不起影响的。法国要在没有英国的支持下发动进攻是很不可能的，而且攻势也很可能被我们的西部工事所遏止而陷于僵持。法国也不会在没有英国的支持下通过比利时和荷兰进军？？不过，不用说，在我们对捷克人和奥地利发动进攻时，仍然必须在我们的西部边界上保持坚强的防御”。
希特勒然后扼要地叙述了“并吞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一些好处：使德国获得比较有利的战略边界，得以把军事部队腾出来“作其他用途”，获得约1200万“德国人”，额外取得可供国内的五六百万德国人用的粮食，为12个师的新军取得人力。
他忘记了说意大利和俄国可能会怎么样，于是现在他回过头来谈它们。
他觉得，“由于日本的态度”，苏联恐怕未必会来干涉。意大利不会反对“消除捷克人”，但是如果奥地利也被侵占的话，它的态度如何，则仍然是个问题。这“主要”要看“这位意大利领袖是否还活着”。
希特勒对情况三的假定，是法国将卷入对意大利的战争，这是他指望发生的一场冲突。他解释道，他所以采取竭力设法延长西班牙内战的政策，原因就在于此；它使意大利继续跟法国和英国发生纠纷。他认为，它们之间的战争“肯定地愈加临近了”。事实上，他说，他“决心利用它，随便它甚么时候发生，即使是早到1938年”——这离说话的时候只有两个月了。他确信，意大利如在原料方面得到德国的一点点援助，就能够抗住英法。
如果德国利用这个战争来解决捷克问题和奥地利问题，那就要假定英国在同意大利作战时不会对德国采取行动。没有英国的支持，法国不至于对德国采取战争行动。
我们对捷克人和奥地利发动进攻的时机，必须要视英法愈战争的进程而定？？这种有利的局势？？不会再发生？？对捷克人的袭击必须要以“闪电速度”来实现。
这样，在1937年11月5 日这个秋天的日子里，当柏林暮霭降临的时候——会议是在8 点15分结束的——大局就已经定了。希特勒已经传达了他要进行战争的不能挽回的决定。对这一小撮将指挥这场战争的人来说，已不再能有什么怀疑了。这位独裁者＇308＇10 年前在《我的奋斗》中就已经说过，他说德国必须要在东方有生存空间，必须准备用武力来取得它。不过那时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鼓动者，他的书，正如冯·勃洛姆堡元帅后来所说的，被军人们——和许多别的人一样——认为是“一种宣传”，它的“销路广大是由于强行推销之故”。
但是现在，这些军队首长和外交部长却面临着对两个邻国进行真的侵略的具体日期——他们肯定知道，这种行动是一定会引起一场欧洲战争的。他们必须在明年，1938年以前，最迟在1943—1945年以前准备就绪。
这不免使他们发愣。就霍斯巴赫的记录来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的领袖的建议的不道德感到不能接受，而是为了更实际的理由：德国还没有为一场大战准备就绪；现在就挑起这样一场战争，有招致灾祸的危险。
根据这些理由，勃洛姆堡、弗立契和牛赖特竟敢辩明利害而对元首的主张表示怀疑。在3 个月内，这3 个人都丢了官。他们的反对是希特勒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所受到的最后一次当面反对，尽管是这样微不足道，希特勒在排除了他们的反对以后就走上了征服者的道路，去完成他的使命。在开头，这条道路比他或者任何其他人所预见的要容易走些。
第十章 决定命运的奇异插曲：勃洛姆堡、弗立契、牛赖特和沙赫特的倒
霉希特勒在11月5 日说明要使用武装力量对付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即使德国因此而卷入对英法的战争也在所不顾，这项决定使他的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男爵感到极大的震惊。牛赖特虽然是个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和道义观念薄弱的人，也因此而发作了几次心脏病。他后来告诉纽伦堡法庭说，“希特勒的话，使我极度心慌意乱，因为它使我一贯所推行的整个外交政策变成一场空”。在这种心情下，他不顾心脏病发作，在两天后去找冯·弗立契将军和参谋总长贝克将军，跟他们商量能想些什么办法来“使希特勒改变主意”。据事后把希特勒的谈话告诉贝克的霍斯巴赫上校说，希特勒的这番话也使贝克“大为震惊”。于是他们3 人商定，由弗立契在下一次会见元首时再向他规谏，向他指出他的计划所以是不得策的军事上原因，牛赖特则接着再度向希特勒着重指出政治上的危险性。
至于贝克，他立即用书面写下了一份把希特勒的计划指责得体无完肤的批评，但是，显然没有把这篇批评给任何人看。这是这位可敬的将军的意志和性格上的一个致命缺陷的第一个迹象。他起先曾欢迎纳粹主义的得势，而到未了终于在一次要想摧毁它而没有成功的努力中牺牲掉性命。
冯·弗立契将军在11月9 日会见了希特勒。他们这次谈话没有记录，不过可以设想这位陆军总司令重新申述了他反对希特勒计划的军事上的理由，但是毫不生效。不论是将军们还是外交部长的反对意见，元首都是不能容忍的。他拒绝接见牛赖特而径自前往伯希特斯加登的山庄去作长时间的休息了。直到1 月中旬，发过心脏病的牛赖特才设法见到了希特勒。
（牛赖特后来在纽伦堡作证说＇ 那一次我力图向他表明，他的政策会引＇310＇ 起世界大战，我不愿同它发生关系？？我促请他注意引起战争的危险和将军们的严重警告？？我表明了我的一切理由而他却仍然坚持他的意见，于是我告诉他，他只能另找一个外交部长了？？牛赖特当时不知道，这却正是希特勒已决定要做的。再过两星期就是希特勒执政5 周年纪念日了，他打算不仅在外交部，还要在军队中间进行一番清理来纪念这个日子。外交部和陆军是他暗地里所不信任的上层阶级的两个“反动”堡垒，他觉得它们从来没有完全服从过他，也不真正懂得他的目标，而且，如像勃洛姆堡、弗立契和牛赖特在11月5 日晚上所表现的，它们还妨碍他实现他的野心。特别是后面这两个人，或许甚至还有随和的勃洛姆堡（希特勒靠他帮忙不小），以后也将不得不继举世无双的沙赫特博士而退隐。
因为这个颇有花招的金融家，早期对纳粹主义很热心的人和希特勒的支持者，这时已经倒霉了。
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沙赫特曾为希特勒的迅速重整军备殚精竭虑地发挥了他的奇才。作为战争经济全权代表和经济部长，他曾创造出许多异想天开的花招，包括使用印钞机，来为新的陆海空军筹措经费和支付军备费用。
但是这有一个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国家就难免要破产。到1936年，他认为德国已接近这个限度了。他向希特勒、戈林和勃洛姆堡提出了警告，但是没有效果，虽然后面这位战争部长一度附和过他。随着戈林在1936年9 月被任命为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这个德国空军首脑事实上已成为德国的经济独裁者了。四年计划是一个勉强要使德国在4 年后自给自足的计划，沙赫特认为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像沙赫特这样一个虚荣而野心勃勃的人，* 又那么瞧不起戈林在经济学上的无知，这就使得他自己的地位无法维持下去。在这两个刚愎自用的人发生了几个月的猛烈争论后，沙赫特要求元首干脆把经济政策的指导权完全部交给他的对手，让他辞去内阁中的职务。另外使他感到格外沮丧的是德国许多重要工商业家的态度，如他后来所说，他们当时都“争先恐后拥向戈林的接待室，以期获得定单，而我却仍旧在竭力使人能听从理智的声音”。
在1937年纳粹德国的疯狂气氛中，要使人听从理智的声音是不可能做到的，沙赫特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夏天，他又同戈＇311＇ 林发生了争论，他指斥戈林“你的外汇政策，你的生产政策和你的财政政策”是靠不住的，之后就在8 月间到了上萨尔斯堡向希特勒正式提出辞职。鉴于沙赫特离职几乎肯定会在国内外部引起不利的反应，所以元首不愿接受他的辞呈。但是这位意气沮丧的部长态度非常坚决，希特勒终于只好同意在两个月后让他辞职。9 月5 日沙赫特请假离任，12月8 日他的辞呈正式被接受。
在希特勒的坚持下，沙赫特仍旧留在内阁里，担任不管部长，并且保留国家银行总裁的职位，从而保持了表面上的一致，使德国和世界的舆论不致怎么惊愕。但是，他已不再起着制止希特勒为战争疯狂地重整军备的作用了。
虽然，由于他仍然留在内阁里和仍然担任国家银行总裁，他继续以他的名气和声誉在为希特勒的目的效劳。而且，他不久以后还公开和热烈地赞成这位领袖的第一次赤裸裸侵略的强盗行为，因为，像将军们和把德国交给纳粹党人方面起着主要作用的其他保守分子一样，他觉醒过来正视现实的过程是缓慢的。
戈林暂时兼任了经济部长，但是，在1938年1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听歌剧时遇见了瓦尔特·丰克，信口通知他说，他将成为沙赫特的继任者。我们记得，这个善于逢迎、卑躬屈膝、个子矮小的一无可取的人曾在30年代初期起过一定作用而使企业界领袖们对希特勒发生兴趣。但是，对他的正式任命却迟迟没有发表。因为这时在陆军中爆发了一个双重危机，在促成这个危机的各种原因中，牵涉了某些常态的和变态的性问题。这个危机直接被希特勒所利用，使他得以趁此把陆军的传统贵族集团打击得一蹶不振，不仅给陆军而且最后还给德国和全世界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德国陆军就此丧失了它在霍亨佐伦帝国和共和国时期异常狂热地加以保卫的最后一点点独立的痕迹。
冯·勃洛姆堡陆军元帅的倒霉
“一个女人，即使本人并不意识到，对一个国家的历史，从而也是对全世界，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啊！”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校在1938年1 月26日的日记里感叹他说，“你好像觉得是生活在一个对德国人民来说是决定命运的时刻里。”
这位卓越的青年参谋军官所指的女人，是埃娜·格鲁恩小姐。在1937年即将结束之际，她一定万万没有想到她竟是一个像约德尔所说的那样能够把德国人民推入一个决定命运的危机和对他们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的德国人。或许只有在第三帝国内层人物这时所处的怪诞的、精神病态的世界里，这种情况才有可能产生。他们在这个世界里的行动，已带有了一种不由自主的疯狂性。
格鲁恩小姐是勃洛姆堡的秘书，到1937年的年底，勃洛姆堡对她实在倾心，因此提出要跟她结婚。他的发妻是一个退休的陆军军官的女儿，他俩是在1904年结婚的，她已在1932年去世了。他的5 个孩子都已成人（他的最小的女儿在1937年跟受他提拔的凯特尔将军的长子结了婚）。他对多少有点孤寂的鳏夫生活也感到乏味，所以认为续弦再娶的时机已经来到。他知道德国陆军的一个高级军官跟一个平民出身的人结婚是不会得到骄傲的、贵族气很重的军官团的赞许的，所以他就去跟戈林商量。戈林认为这个婚姻无可非议——他自己不也是在前妻去世后同一个离了婚的女演员结婚的吗？第三帝国是不容军官团有浓厚的社会偏见的。戈林不仅赞成勃洛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