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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岩是晋察冀社会部平西情报联络站的交通员，他的父亲周硕臣是一位教师，抗日开明人士，父子二人都担负着秘密交通工作。周家父子热情招待远道而来的同志。住下后，周硕臣老先生介绍说，这里是敌我交界拉锯村，两面政权，白天敌人来了应付敌人，夜晚敌人走了给自己工作。不知什么时候敌人就闯进来查户口，你的名字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我想，日伪报纸天天宣传“大日本帝国”“圣战战果辉煌”。什么大日本，你们是小日本，我们中国才是大中国。小日本可以猖獗一时，但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们大中国一定能取得胜利。于是脱口而出：“我就叫大中，张大中。”
这就是我的名字张大中的由来。
我和周家父子商定，由周景岩去天津向周彬、黄云汇报，并接周彬、黄云等同志来平西。周硕臣先生带我去平西根据地。
在惠南庄住了几天，了解了附近敌伪军队活动的情况，夜幕降临后，周硕臣带我启程。
别看周老先生四十开外，走起村路来还是比我这个学生出身的青年强得多。他始终步履轻捷，气息匀称，时不时还提醒我“小心”“探着点儿”。走着走着，他看我气息急促，渗出汗星，一把夺过我的包袱替我挎着。趁着月明星稀，绕过敌伪据点张坊，爬过一丈多深的封锁沟。后半夜，终于抵达山坡上的一个小山村，周硕臣伸手一指，“到了。”这里就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前哨片上村。我举目细看，斜坡上，月光下，飒爽伫立着八路军的岗哨。
“干什么的？”岗哨问。
“走亲戚的。”周硕臣答。
周硕臣经常走这条路线，与很多八路军干部战士相识。他们说了几句什么话，哨兵就把我们引进了哨所。
当周硕臣向哨兵介绍“这是那边过来的同志”时，年轻的八路军战士热情地握住我的手，“欢迎你，同志！”
我感到一股热流在全身涌动。眼前是自己的同志，脚下是自己的土地，头上是自由的天空，看不到令人憎恨的膏药旗，看不到端着刺刀、耀武扬威的日本宪兵，听不到从电影院、日本料理传出来的怪里怪气的靡靡之音，在这一刻我恢复了中国人的自尊。没有经过沦陷屈辱的人，是体会不到此时此刻的幸福与激动。说话间，我发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
在这个与敌伪军对峙的前哨里，我们喝了几缸子热水，稍事休息，即沿着拒马河谷上行，经六渡村到达十渡村（即今山势险峻的十渡旅游风景区）附近的西庄。周硕臣介绍，这里是房（山）涞（水）涿（县）县委驻地。他把我交给县委，就返回惠南庄。
送走周硕臣，我心潮久久不能平息，不停地寻思，像周硕臣这样的老先生，家财殷实，又有文化，本可以衣食无忧地过自己的日子；是什么让他不仅支持儿子参加革命，而且自己还甘冒危险，没有任何报酬地劳碌奔波？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一颗爱国心。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周硕臣先生这样普通百姓的支持，才使我们的抗日战争立于不败之地。以后，我听说周硕臣出席晋察冀边区参议大会，当选为边区参议员。全国解放后，周老先生曾任房山县（现为房山区）副县长，儿子周景岩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中周硕臣老先生被批斗遭受###，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房山县老同志的支持下，房山县政府为周老先生恢复名誉，撰文表彰他抗日革命业绩，给他在惠南庄外修建了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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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迎来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
在西庄等了几天，一天上午，房涞涿县委书记赵然来看我，他带着一脸的喜气，说：“瞧瞧，谁来了？”随他进院的还有周彬、黄云、燕京大学党支部的赵凤章、马毓臻、俞健和张淑婉，原育英中学党支部的王湘、李宁和潘超。他们都是沿着我探查过的秘密交通线来到平西的。见到周彬、黄云和其他同志安全到达，我长长舒了口气，心中暗叹：“谢天谢地，我这趟任务算是完成了！”
在敌人占领下的北平，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秘密接头，低声细语，很少有机会无拘无束地交谈。这回在自己家里相见，可以尽情交谈，敞怀大笑。有一天周彬对我说：“你这个人很踏实，做了工作一点也不张扬。”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按照组织的指示做工作，有什么可以张扬的呢？对周彬表扬我的话，我还不甚了解。在以后的交谈中，我才了解到，周彬（原名张淑贞，党内化名张培华，到平西后才改名周彬）、黄云（原名魏承）都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周彬1937年春参加共产党，任天津女师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民先”小队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建天津“民先”地方队部，周彬任地方队部书记，直接领导人是天津市委书记许志庸（原名姚克广，去抗日根据地后改名姚依林，全国解放后先后任商业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1938年初，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组织部长吴德，宣传部长许志庸）决定成立平、津、唐点线委员会，领导北平、天津、唐山和北宁铁路（北平至山海关段）地下党的工作。1938年8月冀东武装起义后，河北省委从天津转移到抗日根据地，改为冀热察区党委，继续领导点线委员会。1939年，任命周彬为点线委员会委员兼北平城委书记。1941年，点线委员会书记被日本特务逮捕，通过这条线索，特务侦察到周彬在北平的住址。日本特务历来精于“放长线，钓大鱼，一网打尽”。在特务准备动手而尚未动手之际，9月初，周彬听到点线委员会书记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离开北平的家，转移到天津，然后经过惠南庄秘密交通站，回到平西根据地。听了这些，我才恍然大悟，这次迎接来的周彬原来是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是关系到北平地下党组织安全的大事啊！
在西庄，房涞涿县委书记赵然向我们介绍了对敌斗争形势，负责组织工作的王裕中（全国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农村部办公室主任）介绍了军民团结战斗的事迹，大家盘腿坐在炕上足足地吃了一顿花生、红枣、烙饼摊鸡蛋，这在艰苦抗战的日子里是难得的盛宴了。负责宣传工作的戈枫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分配来的，饭后他教大家唱《八路军军歌》《延安颂》《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无拘无束地高唱抗战歌曲。我和大家一样，唱得自豪而忘情，充分体验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几天后，我们一行10人抵达涞水县西部山区的赵家庄###北方分局社会部平西情报联络站。这里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腹地，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冀热察区党委、平西地委、平西专署等领导机关就在这一带的山区里。###北方分局社会部钟子云（王友）兼任平西情报联络站站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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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返回北平
钟子云曾于1935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8年回国在延安中央机关工作，1939年到晋察冀，是个中年人，透着职业革命家的深沉。他一身八路军军装，身边有警卫员。按照他的指示，周彬带着其他同志去###北方分局汇报工作，黄云和我留下来，返回北平，执行新的任务。他说：“当前情况十分严重，北平、天津的地下党组织仍处在危险中，有的正在被敌人追捕，有的已经###，只是敌人尚未动手。你们立即返回北平，把他们接回根据地来，同时整顿地下党组织，搞好以后的交通联系，以便坚持工作。”
钟子云摊开地图用手指着叮嘱说：“据掌握，房涞涿山前地区有叛徒出没，来往很不安全，你向北去，经妙峰山交通站进北平。”于是，我和黄云约定了在北平城内接头的地点、时间，就分头出发了。
12月底，我由武装交通员曹永林（本地青年农民，共产党员，勇敢机敏，对山区非常熟悉）带路出发，取道野三坡、百花山、莲花庵，连夜通过斋堂沟、永定河两道封锁线，抵达永定河北。这里是昌（平）宛（平）县委、县抗日政府活动的地区。因距北平很近，敌伪军队扫荡频繁，是游击根据地，县区领导机关没有长期的固定驻地，依据敌情的变化经常转移。曹永林领着我，在榆泥坑村的一个小山庄找到妙峰山交通站。交通站的负责人康纪元是本村人，中年，农村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在他的帮助下，夜间通过###涧附近的封锁线进入妙峰山前的平原。这里是敌占区，敌伪军的据点密布，###涧、阳坊、南口、沙河一线，北安河、温泉、西北旺一线都有敌伪岗楼，岗楼之间有土马路相通，敌伪军日夜巡逻，不断“清乡”，杀人放火，抢夺财物，无恶不作。但是在许多乡村里都有地下党的组织和抗日积极分子坚持斗争。村公所是两面政权，白天应付敌人，晚上配合我们抗日工作，一样的笑脸，两样的内容。交通员带着我来到阳坊附近的前沙涧村，找到了这里秘密交通站的另一位负责人萧芳。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平西情报联络站领导的妙峰山、海淀、西直门至北平城内这条秘密交通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妙峰山下、北安河一带，设有几个秘密交通联络点，由地下党员萧芳负责。萧芳原名萧在芳，是燕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家住海淀镇。萧芳与其兄萧田联系。萧田在燕京大学机器房上班，工作上与北平城里的黄浩联系。这条秘密交通线运送了大批物资，如无线电器材、药品等。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上午，燕京大学英籍教师林迈可夫妇和班威廉夫妇通过海淀、妙峰山的交通线进入抗日根据地。
我眼前的萧芳，对襟紫花布裤袄，腰别一只手枪，身手矫健，机智勇敢，一双眼睛鹰隼般地锐利，是那种在艰苦斗争中跌打历练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他经常活动在前后沙涧、七王坟、苏家坨、永丰屯和六里屯（现中关村科技园的海淀园）的乡村里，白天隐蔽在积极分子家中，夜幕降临出来活动。他对这一带非常熟悉，艺高人胆大，乐观而自信，跟他在一起，让你感到再大的艰险也不在话下。谈及是燕大校友，我跟他更加感同兄弟。
我们在沙涧村住了一宿，天亮时分，我换上大衣礼帽，恢复了城里的打扮，骑上自行车，取道西北旺、大有庄、颐和园、燕京大学西校门和海淀，进西直门，又回到北平城。这一路我信心十足，觉得自己也应该是萧芳那样艺高胆大的交通员。
七、营救顾磊
进西直门后，我骑自行车经过西四大街，先拐进丰盛胡同，转了几个弯，看看身后没有“尾巴”（敌特盯梢），就去了辟才胡同内的花枝胡同一号，这里是饶毓菩的家。饶毓菩见我回来；就像久别重逢一样紧紧握着我的手交谈起来。饶伯母给我安排了好吃的午饭。我吃得非常香。晚上，我住在饶毓菩家里。
“快说说那边的情况！”饶毓菩急不可待，他想知道根据地的情况，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把一个月来的所见所闻，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讲开了，走的什么路进的什么村，见的什么人，说的什么话，吃的什么饭，穿的什么衣，住的什么房，睡的什么炕，看的什么书，唱的什么歌，墙上写的什么标语，嘴里喊的什么口号……“平西根据地的生活很艰苦，战斗频繁，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日斗争，涌现出不少英勇抗战的事迹，在离北平不远的地方，创造了一片自由的新天地。”
饶毓菩说：“在城内做地下工作，精神太受压抑，让我也去那边看看吧”。我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向上级提出。
我前脚到达，钟子云、黄云后脚也进了北平城。会面之后，分头通知撤退。按钟子云交代的暗号，我去灯市口北辰宫###找到原燕京大学党支部委员陆孝华（去根据地后，改名黄华，全国解放后曾任湖南出版社社长），要他通知几个有被捕危险的原燕京大学党员撤回根据地。我的这次行动比较顺利。
按照黄云交代的暗号，我与天津来的顾磊接头。我骑自行车绕到中山公园后河沿。约定的时间是两点，我提前15分钟到达。这是严冬里少有的一个暖日，午间短暂的阳光照耀着紫禁城苍凉的宫墙和墙脚斑驳的积雪，放眼望去不见一个人影。我和顾磊从来没见过面，只能通过暗号接头。两点整，一个身穿皮大衣的高个儿中年人漫步走向后河沿，醒目的是大衣口袋插着一份画报。我慢慢地走着，向他靠近。按照黄云交代的暗号，我问：“劳驾，您知道哪儿有卖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