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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垒浮云-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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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少校军官不再多说,向外一招手,立刻就有十几名士兵,持着长枪走了过来,在少校指挥之下,将徐树铮架起就走。

“慢点!让我穿好衣服。”

“没有那么多废话!走!”

于是只穿了一件睡袍的徐树铮,在雪里被押上一辆卡车,疾驰到张之江的设在英美烟草公司的司令部,关在一座仓库中;六名随员则关在马棚里;另有从英国公使馆借来摆样子的十七名卫兵,被软禁在车厢中,另作处置。

到了上午八点钟,来了一辆破汽车;车一停,后座钻出来一个穿少将制服的大麻子;麻子粒粒发红,气急败坏地嚷着:“小徐呢?小徐押在哪儿?”

此人就是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是特地将他从天津英租界接了来,跟徐树铮还是日本士官的同班同学,一直叫他“小徐”。叫了几声没有人答应,惊动了张之江。

“你先别急!”张之江将他拉进屋子,安抚他说:“这回朗公的仇,一定可以报。人已经押起来了,跑不了的。”陆建章字朗齐,所以张之江称之为“朗公”。

“我现在就去宰了这个小子!”陆承武仍旧在吵:“人呢?”

“不!不!”张之江硬推着他坐了下来,“冯先生已经派人下来了。现在徐树铮的几个随员在会议室,你先跟他们说几句话;等冯先生的人一到,再去办徐树铮的问题。”

于是陆承武被领到会议室,对着徐树铮的随员大声吼:“小徐这个小子,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今天要宰了他,剜他的心,给先父报仇。”

陆承武破口大骂了一阵,为人劝走。徐树铮的随员被困在会议室中,等待凶信;但心情非度日如年,而是越等越觉得有希望,窃窃私议,有的说,冯玉祥可能还不敢擅杀大员;有的猜测,段祺瑞可能已得到消息,出面在干预了。

这样等到下午四点钟,希望断绝;冯玉祥所派的一个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的军法官,是当过王宠惠内阁司法总长的徐谦的侄子,从张家口坐火车到了廊坊,一见张之江,交出冯玉祥的手令;然后将陆承武找了来,三人密谈片刻以后,张之江派一名副官,带着四名枪兵,陪着陆、徐二人,去执行了冯玉祥的命令。接着,张之江的副官长,到会议室宣布:“徐树铮是陆建章的儿了陆承武所杀,冤冤相报,不与诸位相干;我们都统力保,释放各位。不过大家要具一份切结,打手印、罚咒,不会泄漏真相。否则诸位全家性命难保。”大家面面相觑,不发一言;办完手续,还照了一张相;然后领了短程的火车票钱,各奔前程。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两条新闻,一条是陆承武发表通电,手刃徐树铮为父报仇;一条是冯玉祥打给段祺瑞的电报,说“徐上将有功国家,不幸在路途为匪人劫害,死状甚惨,请政府优予褒恤。”但段祺瑞毫无作为,因为在他内心相信这是因果报应;而就他执政的立场来说,“褒恤”便须“惩凶”,凶手已由陆承武自己承认,明言为父报仇,如果查办的话,抖出当年徐树铮枪杀陆建章的经过,试问又该当何罪?因此,不作为是最好的作为。

徐树铮的尸首,是张之江的卫生处长苦苦哀求,说他是徐树铮的学生,愿以一门老小作保,请求殓葬。张之江要他出具切结,说明徐树铮为陆承武复仇所杀,始准所请。此人本名段大洪,但投效国民军时,不知为何,改了姓洪。

徐树铮的尸首,盛殓后由他一名卫士,用骡车运到北京;段祺瑞痛哭之余,买了一口极好的桶木棺材,重新盛殓。少不得也要开追悼会,挽联无数,而最受人注目的,是徐世昌所送的一副:“道路传闻遭兵劫,每谓时艰惜将才。”

这副挽联稀松平常,词既不工,情亦不切,而所以受人注目的缘故是,陆建章为徐树铮所杀;开吊时,徐世昌送的就是这副挽联。以挽陆之联挽徐,显然他亦认为这是因果报应。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06十二月一日,张作霖由于孙传芳领衔,阎锡山等十六人联名通电拥护之下,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同日发表命令:以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至于参谋长,不用说,当然是杨宇霆。

张宗昌受命回到济南,亦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要求部下核实陈报兵力,一人一枪,究有多少?清查以来,有十七万多支,这就可以大加扩充了,一口气委出十几名军长;第八军军长毕庶澄并兼海军司令。前敌总司令褚玉璞,参谋长是李藻麟。大军分三路南下,褚玉璞到南京;张宗昌到安徽;毕庶澄则循海道至上海。奉军则由张学良、韩麟春率领第三、第四方面联合军团,进入河南支援吴佩孚。

名为支援,其实是来接收地盘;原来吴佩孚由于孙传芳的坐观成败,以致处境日蹙,由湖北退入河南,先至信阳,后到郑州,而且与他手下的大将靳云鹗失和,驻军河南中部,司令部设在郾城的靳云鹗,将吴佩孚的卫队都缴了械。他的另一员大将寇英杰,亦不大合作。为此,依附直系的官僚如夏寿田、张廷愕等人,特地将直系的“家长”曹锟,撮弄到郑州,来挽救直系的分裂。

曹锟到得郑州,住在旅馆里,患了重感冒;偏偏吴佩孚忙得一时没有工夫去看他,以致曹锟大为不悦。两天以后,方始晋见,吴佩孚探问病情,问了两遍,曹锟才答非所问地说:“今天的风好大!”

吴佩孚没有听出他弦外有音,天真地答说:“今天天气很好,没有风。”

“没有风,怎么把你吴大帅吹来了?”曹锟即时板起脸来:“你是大帅,我从前也是大帅。当年有了功劳都是你们的;我不把功劳分给你们,你哪里去当大帅?如今你呢,有功劳都是自己的,不能容人,也不能开诚布公,自大狂妄,以致于大家离心离德,你得好妹想一想!”

这一顿声色俱厉的训斥,将吴佩孚说得哑口无言,夏寿田与张廷锷赶紧把话扯了开去,以免吴佩孚过分难堪。不过训斥归训斥,回护归回护,曹锟还是将靳云鹗找了来,好言安慰之外,嘱咐他要顾全“团体的利益”,尊重吴佩孚的地位。

当曹锟由郑州回保定后,局势已经有了变化;保定是在吴佩孚。讨赤时攻下来的。特派齐燮元坐镇,这一带的税收,是吴佩孚的重要响源。但直隶督军褚玉璞认为保定是直隶的疆界,应该收回;在曹锟离开保定到郑州时,派了一师人开入保定,接收了防务;等住在天津的齐燮元得知消息,已无可挽救了。

但是,吴佩孚最大的打击,是来自奉张。本来吴佩孚南抚孙传芳,北联张作霖,这个三角关系,以他为中心,怎奈孙传芳私心忒重,坐山看虎斗的结果,使得革命军能用个别击破的策略,造成吴、孙的两败俱伤;在这样的态势之下,张作霖面临了一个必须作出抉择的局面,如果不甘于坐守关外,便须入关有所作为。结果是张作霖选择了后者,也就是担当起对抗革命军,挽救北洋军阀的主要责任。

其时国民革命军对大局有一个极其精当的分析与判断,认为张作霖组织安国军,是孙传芳全力策动的结果。但张作霖目前对迫近潼关的西北军,较之对革命军,更为紧张;因为潼关一下,西北军开入河南,北方便大受威胁,所以奉军必先全力对付西北军,一定要待到河南稳定后,才会对革命军采取行动。

因此,革命军当前的战略是,第一、先肃清湖北西部;等西北军经营陕南告一段落,两军在鄂北取得联络,再定攻河南的计划;第二、乘此奉军无暇南顾时,革命军在东南方面,先定闽浙,再图苏皖,暂定划江而守,以待时局的变化;第三、上海势在必得,否则长江闭塞,海外交通亦难自如,一得上海,全面皆活,可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南京及皖南收复后,进军河南,逐鹿中原,此时不但西北军可以取得联络,山西亦必响应,然后北定燕云,统一全国。

果然,初步显示,局势的发展,悉如预料,张作霖以孙传芳的主力守淞沪;直鲁联军守南京,而以入河南防西北军,作为奉军的主要目标。这一来,就非将挡道的吴佩孚请开不可了。

尽管张作霖函电交驰,表面询问吴佩孚的动向,实际上是请他让路,甚至表示入豫的奉军,可以归吴佩孚指挥。但有南口的经验在,吴佩孚颇具戒心,所以一再表示,自己的实力足以挡得住革命军,还不需要奉军。

但是,他的实力在哪里呢?寇英杰、靳云鹗两军,都指挥不动,而且靳云鹗反奉的态度十分强烈,甚至自行组织了“保豫军”,准备对抗张学良、韩麟春的部队。

张作霖忍无可忍,下令三、四方面军,肃清黄河北岸,渡河进占郑州。于是奉军先头部队于一月底进驻河南彰德;全部兵力五万人,由京汉、陇海两路陆续南下,前敌总指挥是第十军军长于珍,而张学良则不时往来于前线与北京之间。

三月五日,张学良到达河南卫辉,此地南滨大河,西控上党,号称天下之中,他与韩麟春召集第十军军长于珍、第十七军军长荣臻、第五军军长赵恩臻及炮兵司令邹作华等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分三路前进,于珍指挥中路、赵恩臻指挥西路、荣臻指挥东路,限一星期内渡过黄河,进逼郑州。

在会议中,张学良下了极严厉的命令:严守军纪,不碍害民扰民。原来张学良虽未正式受过西方教育,但从青年会到京奉铁路,他的外国朋友很多,颇为向往西方文明;革命军出师以来,只为部下恪守军纪,到处受到百姓的欢迎与支持,以致所向无敌,对他是个极大的启示。再细想一想,冯玉祥的部队打不散,亦是由于纪律严明;此外孙传芳的部队,军纪比较好,战斗力就比较强。奉军的装备、训练、士气都是第一流的,就是军纪太坏,以致于杨宇霆在江苏,地方上一声号召,群起而攻,不须有什么行动,就垮下来了。因此,他这一回决心要洗刷“奉军纪律最坏”的名声。

因此,这一回奉军由于黄河铁桥已断,不得不用船只渡河时,破天荒地是用相当合理的价格,雇用民船,而非蛮不讲理的征用;同时亦停止了拉伕,出价雇用伕子来运输辎重,使得河南老乡,大感惊奇。

三路泰军,由于珍所指挥的中路开始,分别在邹作华的重炮部队支援之下,强行渡河,直扑郑州,还发动了飞机助攻。同时张作霖给了吴佩孚一封电报,指责他“敌来犯境,则退让不遑;友来假道,则屏绝不许”,措词很不客气。见此光景,吴佩孚黯然退出郑州,转往豫西巩县,暂时歇足。

哪知冯玉祥的部队,已由陕西出动,而潼关守将张治公则投降了奉军;但在洛阳的所谓“镇嵩军”刘镇华部,却又响应冯玉祥。双方部队一层夹一层,形势搞得非常复杂,如果吴佩孚未离豫西,奉军不能自郑州攻洛阳的镇嵩军,张治公便有为冯玉祥、刘镇华夹击之危。因此,张学良派人持专函去见吴佩孚,信中很客气地请“吴老伯移居郑州”,实际上是要他让路。吴佩孚置之不理,韩麟春等人便老实不客气要动武了;以关云长自许的吴佩孚,变成了兵败的“刘皇叔”,栖栖皇皇地遁往南阳。

其时国民革命军的发展,真所谓“顺天应人”,大军所到,无不欢迎,以致孙传芳一败于江西,再败于福建,三败于浙江,四败于安徽,五败于江苏,三月什三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后,于四月十八日由国民党正式发表文告,国民政府决定奠都南京;军事方面继续北伐,肃清了黄河以南,而山西的阎锡山,亦已决定与国民革命军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奉军不能不放弃陇海退守河北。

北洋军阀,如今只剩下一个张作霖了。时移势转,他只有在两条路中挑一条走,不是退守关外,便是独挑大梁。张作霖挑了后面的一条路。

挑这一条路,是由于张宗昌的慷慨陈词。六月十六日下午,张作霖在顺承王府召集会议,商讨“最高问题”,亦就是否自封“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张宗昌站起来发表议论:“现在的敌人,跟以前不一样了,似前不管是哪一系,打来打去都是北洋自己人。吃了败仗的,过一阵子照样再起来:现在败给革命军,可真是把命都革掉了。与其坐着等死,不如痛痛快快大干一番,干不过人家,再回关外也不迟。老帅有了”大元帅“这个衔头,就算出关,也跟孙中山在广东一样,仍旧可以撑起一个场面来。”

张作霖连连点头,“最高问题”便这样决定了。当天张作霖发表通电,表示讨赤到底;但对反共者,暗示可以妥协。同一天由孙传芳、张宗昌领衔,会同奉军将领通电拥护张作霖。北洋政客梁大诏、曹汝霖等亦支持张作霖为北洋最高领袖。

两天以后,张作霖在西苑怀仁堂就任“陆海军大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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