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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垒浮云-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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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到达天津,潘复及町野武马下车,而上车的是杨宇霆的心腹,总管东北交通的常荫槐。当天下午车到山海关;在沈阳的吴俊升,特地赶来迎接,列车经过重组,张作霖的座车改在第四辆。

吴俊升虽是山东历城人,但在张作霖的一班“老弟兄”中,两人的感情特厚;郭松龄倒戈,兵迫沈阳时,吴俊升的黑龙江骑兵,星夜急驰,及时赶到,活捉了“郭鬼子”更是奇功一件。从张作霖进京以后,他们有半年多未见了;从订交以来,从未有这么长的日子的睽隔,所以一见了面,亲热异常,吴俊升一直在张作霖的车厢中,抽大烟、聊天,还来了一场牌九,在这欢然叙旧,浑不觉漫漫长夜的气氛中,他们怎么样也想不到,离鬼门关是越来越近了。

暗杀张作霖的阴谋,是军部的主张;甚至可说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的主张,日本政府及田中义一,事前丝毫不知。

这个阴谋的策划及执行者,是第九师团司令部附员陆军步兵大住河本大作。最初是由村冈派驻哈尔滨的武官竹下义晴,赴北京执行,但河本大作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的责任不易掩饰,因而建议改在张作霖回奉天途中实行,同时这件事也就归河本接手了。

首先是地点问题,初步选定在巨流河的铁桥上,但以中国的军警监视甚严,颇难下手;几经研究,终于找到一个相当理想的地点。

这个地点是沈阳以西的皇姑屯。京奉路东西向,南满路南北向,两路交会的十字路口,便在皇姑屯。南满路是架设吊桥,京奉路便在吊桥之下穿过。行动计划的第一步是派爆破专家的工兵队长菅野,花了六个小时,在吊桥下面装上两百磅黄色炸药的药包,通以电流,由那里的独立守备队东宫大尉下手。

侦察行车时刻,亦有专人,是两名武官建川美次与竹下义晴;此外在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都派有密探,所以张作霖的专车,虽说时快时慢,行踪仿佛难以捉摸,事实上在河本是能够充分掌握的。

另一方面为了嫁祸起见,由河本所派的浪人安达理盛,找到一个失业军人刘戴明,此人是吉林督军孟思远的旧部,孟恩远在民国八年为张作霖所驱逐,刘戴明既然能为故主复仇,又有两万元日金的奖赏可得,所以在安达来找他时,一拍即合,先收定金一千元,余数事成以后补足。

于是刘戴明弄到三个吸毒的乞儿,在六月三日晚上,让他们过足了瘾,带到一家澡塘子洗澡换衣服,其中一个颇为机警,在澡塘子中溜走;另外两个于深夜带到吊桥附近,用刺刀刺杀,弃尸而去。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07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二十三分,专车通过南满路吊桥,车头刚过,张作霖专用的那节车厢入桥上时,轰然一声,吊桥桥板,被炸塌落,压碎了三辆车厢的车顶。吴俊升当场身首异处,张作霖受重伤,刘哲、莫德惠及日本顾问嵯峨也受轻伤;常荫槐无事,因为他在皇姑屯之前一站就下车了。

皇姑屯离沈阳只有几里路,宪兵司令齐恩铭在总站等着迎接,听得爆炸声,知道出事了,立即率宪兵赶到;将受重伤的张作霖由汽车运进城,他只说了一句话:“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小六子是张学良的小名——张学良幼年,算命的说他会夭折;攘解之法是,将他送入寺庙当几天小和尚,然后接他出来,听到什么名字,就叫他什么名字,表示已是投胎为另一个人了。张作霖接他出来后,听得有人大喊:“小六子快回来吃饭。”因此,张学良的小名便叫“小六子”;当然,这个小名只有张作霖才能叫。

为什么张作霖临死以前的遗嘱,只有“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这一句话?有人认为仅仅这一句话,张作霖在国史上便已不朽。因为他怕张学良骤闻凶信,急切父仇,下令对日本军队发动攻击,那就恰好给予日本少壮军人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果然如此,则不但蒋介石在济南惨案中,忍痛忍辱以负重,务求打倒北洋军阀,接收北京政府的统一大业,势必功亏一篑;而且东三省亦马上就会变色。可以说,张作霖至死都是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的生死恩仇之上的。

因此,当张作霖在这天上午十点钟咽气以后,奉天省长提出秘不发丧的主张,五夫人不仅同意而且极力支持,所以对外发表的消息,除了说吴俊升当场被炸死之外,对张作霖只说他受伤,正在治疗之中。

当时日本在奉天的军政两方面的首脑,无不急于想知道张作霖的生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及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松井七夫的太太,平日与五夫人常有往还,此时都借探问为名,来找听动静,;只见五夫人依旧打扮得花枝招展,谈笑自若;遥望上房,虽不能看到张作霖的影子,但鸦片烟的香味,阵阵飘来,足证“老帅”未死。

这一套秦始皇、明成祖暴崩在外,秘不发丧的办法,居然瞒过了日本人,两天以后土肥原对日本新闻记者发表了一篇“活见鬼”的谈话,说他这天下午四时半,亲自看到张作霖,伤势已有起色。

这天——张作霖去世的六月四日,阴历为四月十七,恰好是张学良的生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母难之日,又逢父难。

第二天上午,他在中南海召集军事会议,会前杨宇霆向他说:“奉天只怕出事了。”

“什么事?”

“只怕老帅遇险。”

张学良不相信,若有这样的大事,何以北京丝毫不知?因而问说:“你这消息是哪里来的?”

“法国公使馆有这么一个消息。”杨宇霆随即又说:“我也不大相信。”

连传达消息的人,自己都不相信,那还谈什么?但午饭以后,正在继续开会时,里间张学良的专线电话响了:是五夫人从沈阳打来的。

一听电话,张学良神色大变,眼圈发红;放下电话,沉思了好一会,擦擦眼睛,出室回到会议桌上,向在座的将领宣告:老帅遇险,炸断一臂,性命无忧。

这时的张学良,面临着很棘手的三个问题:第一是,日本既然炸死了张作霖,当然也放不过张学良,生命遭受威胁;第二是张作霖的“老弟兄”愿一致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业,但东北政权如何得以顺利转移,获得日本的承认,大觉踌躇;第三是直鲁联军一直希望就食关外,但东三省可说没有一个人欢迎这支毫无军纪可言的部队,而且也养不起他们,张学良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后,才能出关奔丧。

经过极缜密的筹划,张学良在六月十六日,化装成为车头上加煤的工人,搭乘撤兵的列车抵达沈阳;沿途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亏得是在车头上,才未被发现。

满面煤黑,一身垢腻的张学良,背着一个褡裢袋,从铁路员工的出口,踏出车站。一个人走到小西门,他的卫队亦陆续到达,这是预先约好的会合地点,那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张学良上车发动引擎,载着他的卫队回到“帅府”。

这时的张作霖的遗体,自然是早就入殓了,但张学良还得忍着眼泪,不能凭棺一恸。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召集高级将领的会议,由张作相领头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或者说是支持,接下来讨论发丧的步骤。

第一步是以张作霖的名义,写一张手谕,因伤不能视事,一切职务交由张学良代理。“老帅”会签他的姓名;但张学良已学得唯妙唯肖,仿冒以后,大家仔细观察,都说毫无破绽,日本人要看也不要紧。

第二步是调兵遣将,加以警戒。因为有确实情报,河本大作在六月三日,曾集合了一批日本军,在“南满附属地”待机而动;由于跟关东军参谋长齐藤恒未曾联络,为齐藤所解散。河本复又不断要求日本领事馆准其出兵维持南满附属地以外的秩序,未获要领;接着日本浪人在日侨住宅及商业区,一连四次自掷炸弹,希望制造事端,引起混乱,但以中国军警,沉着应付,阴谋失败,但仍不得不注意警戒。

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九,方使发布张作霖伤重不治的消息,布设灵堂,正式发丧。张学良同时宣布就任奉天督办一,停止军事行动。吴俊升的黑龙江督办的遗职,则由万福麟接替。

其时,北京已由阎锡山的部队接收,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表示权负责治安,政治听中央办理。六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统一告成,对外关系另辟新纪元,十六日发表“对内宣言”,揭示“厉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莹免苛税,裁减兵额”五大要政。

但看来全国统一,其实还有缺陷,阎锡山派奉系将领于珍、邢士廉到沈阳,劝张学良服从中央政府,以政治方法解决东北危机。

东北危机甚多,眼前所需应付的,就是履行日本包办铁路的问题;张学良已下定决心,不理会这件事。

“什么包办铁路?我不知道。”

“是令尊代表中国,跟敝国签订的条约。”林久治郎问道:“阁下怎么说不知道?”

“喔,条约!”张学良答说:“所有重要文件都在先父遇险的那一刻,炸毁了。”

林久治郎没有想到,张学良有这样一个借口;当时气急败坏地说:“这整个交涉,都是杨总参议经办的,他完全知道。”

“喔,”张学良淡档地答说:“他现在深州,跟白崇禧一起料理撤军的事,等他回来再说吧!”

一句话将林久治郎挡了回去。直到两个星期以后,方又见面——那天是张学良受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一致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新职就任之日,林久治郎特地前来道贺。

“我们已看到了贵总司令南北息争言和的通电。不知道你跟南京政府有联络没有?”

“尚无联络。”

“听说阎锡山派了代表来,劝阁下接受南京政府的职位,是吗?”

“什么职位?”张学良又说:“你弄错了!于珍、邢士廉是回来归队。”

“南京政府具有共产主义色彩,地位亦尚未稳定,东北并没有与之联系的必要。而且,”林久治郎意味深长地说:“阁下亦宜在培养基础上下点工夫。”

国民党原来容共,而张作霖则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封华俄道胜银行,搜查俄国使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

蒋介石及一班国民党元老,原来便已对客共一举,不以为然;由于受张作霖的坚决反共态度,认为容共为南北统一的一大障碍,因而决定反共清党。张作霖这次愿意交出政权,就是认同清党以后的国民党的一种表示。张学良认为东北服从中央,至少在他个人无悖于老父的素志,只是此事尚待民意公决,不必与林久治郎争辩,妄言妄听,一笑而已。

倒是最后一句话,张学良颇有警惕,而且觉得林久治郎是善意的忠告。在内部,东北上下一致,全体拥护;但在外面,亦就是日本方面,军阀、政府甚至张家的顾问,对于谁应继承张作霖,有不同的意见,松井七夫看中杨宇霆;齐腾恒看中张作相;河本大作看中张景惠。主张维持张学良的,只有一个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不过日本政府大致的看法,眼前一动不如一静;张学良的地位,眼前还不致受到威胁,长此以往,就很难说了。

由于有这样的警觉,张学良深感如何在外交上解除来自日本的压力,应该是他今后需要格外着力的问题。

痛定思痛,张学良很想找出父难的真相。家人及亲信僚属,私下谈论,都怀疑杨宇霆、常荫槐及町野武马等少数人,事先已有所闻。町野武马事先曾有建议,专车最好在白昼行驶,而且自愿同行,但到了天津就下车了;与张作霖同岁的町野武马,虽有军籍,但跟日本陆军的关系不深,自从三任共九年任期满后,改充张作霖的私人顾问,每年从五夫人手中领取交际费三万元,到日本活动的对象,大致是财界、满铁及“玄洋社”——“黑龙会”的重要人物;在军界,常接触的只有一个影响力不大的上原勇作元帅。町野武马由于跟关东军的关系不深,不可能参预密谋,但却可能从其他方面得知消息,只不敢公然明言而已。

最可疑的是常荫槐,偏偏会在皇姑屯前面一站下车;可能连出事的地点,都已前知,但没有证据,无奈其何。

但真相终于渐浇揭露了。原来当六月四日出事以后,有个浴室老板,偶尔去看热闹;发现其中两具尸体,就是前一天深夜,由刘戴明带来的三个客人中的两个。像这种身分的人,常是日本宪兵的“线民”,他们向沈阳宪兵队密报。使得张作霖死于关东军之手的消息,因而流传于东京政要之间。

不久,东京的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接到他的一个朋友工藤三郎的申诉,评他的亲戚安达隆盛,受河本大作之托,找到刘戴明为他“办事”,言明酬金两万日元,但只付了一千元的定金以外,事后对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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