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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介侯后期主要为李宗仁处理涉美事务。譬如由大使馆通知国务院否认李宗仁所声称的地位，并由国院通知法庭等等，借以发挥其留美知识分子的长才。此则偏重于事务性，而非建设性。诸多策略，也是李宗仁先有腹案，再由他来推进。不过在推进过程中，也能发挥他的才思。甘介侯虽然从政欲望极强，当一号幕僚的心思时露于外，可是李宗仁自己基础松弱，政治资源菲薄，本身尚且趔趄摇摆，他的努力也无非落花流水罢了。
蒋介石晚年的秘书周宏涛*《见证*关键变局》中说：“下午开庭时，甘介侯坐在我的前面，我实在很想狠狠揍他一顿。不过我没有真的这么做，只是在李海痛斥李宗仁绝非代总统时，堆起笑容拍拍甘介侯的背说，这个律师说得很对！甘唯唯诺诺，马上换了座位。4点40分，法官宣布，对于管辖权方面，将于十日提出书面裁定；至于法院监管，则仍维持现状。这是我方的胜利。” 当国民政府在大陆上溃退时期，蒋、李两派人物在美国各自押宝。蒋派专交共和党；李派则专交*党。甘介侯那时身任李宗仁驻美特派员，几乎是李宗仁唯一可以倚重的外交幕僚。但两边讨好的事情究竟不易，后来他在美国上下其手，开罪蒋介石和美国共和党，因此心中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60年代中期，李宗仁秘密策划归国，这时给他写*与其过从甚密的唐德刚，都丝毫不知风声，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要追查李氏与北京之间的搭线人，麦卡锡参议员所搞的白色恐怖，在知识分子之间，余悸犹存，而甘介侯与当年执政的共和党又有前隙，因此惶恐尤甚。
若非身处专制社会，他的竞争应属正常，他瞄准点是国务总理，在战时和大量的*人物相较，他虽知难度，尚心存一丝希望。甘介侯依托缥缈的美援向蒋介石叫板，基础就是虚无缥缈，他的悲剧，根本上就已注定。
高宗武的低姿态
高宗武，他以青年智囊团台柱自居，力倡和平，仿佛遂了他的心愿，从了他的作为，就是和平的正路。其实目光如豆，不知日本发动战争，蓄谋已久，并不听他的意志指挥。故傅斯年痛骂之。
他是书生从政，兼有学者、公务员身份，故将胡适视为精神领袖。他的作为，颇有自出机杼，自作主张，而期历史在其手上为之旋转的梦想。因此他可算得是一种外交方面专业的国事幕僚。
1937年7月30日，胡适日记：到高宗武家吃午饭，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三青团矣。谈国事，决定：1。 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高宗武积极负责打通。2。 时机迫切，须政治家担此大任。次日又记，汪精卫找高宗武长谈。
此间，明确了青年智囊团之称呼。
高氏以日本专家自居自负，然其心理也甚搞怪，先埋下了投降的意识，投降要先抢一步，而不愿华北伪政权等抢他的头功。
后来，高宗武在美国对其学生说，我虽姓高，但我的意思却很低，遂得低调俱乐部之名。高氏甚至认为1937年的上海八一三抗战破坏了他的和谈，气急败坏。一个人不审至此，荒谬至此，实属罕见。
高宗武后来赴美，胡适对他颇为关照。傅斯年在重庆闻之，大怒。致信痛斥：“近日高贼宗武常住大使馆，先生本有教无类之心，以为此人有改过之迹，或因是耶？然此贼实为穷凶极恶，以前即知其妄——大有代办外交之势……而汪逆之至于此，皆高逆之拉拢也。至于半路出来，非由天良，乃由不得志，且是政府已大批款买来的。国家此时不将其寸磔，自有不得已之苦衷，先生岂可复以为人类耶？”
傅先生查资料做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大开大阖，斥骂丑类也是不留余地，堪称痛快，大学者究非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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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的幕僚（1）
樊崧甫计谋
第四次“围剿”江西苏区期间，樊崧甫向蒋介石面呈碉堡战略，这时恰逢庐山军官训练团结业。见蒋先生之前，赵观涛问他，战术进展怎样，樊崧甫答，以碉堡战术最为成功。
他和部下将碉堡照片装订成册，到南昌分送军界首脑。他在进策之前，做了游说工作，根据他的经验，嫡系部队的军头主观性很强，不大听得进意见，加之他又是杂牌军的师长，说话的余地就更少。那些军、师长们，只有先贤的名言，或者美、英、德、日的顾问意见才容易接受。
樊崧甫见到蒋先生后，由另一师长率先陈述意见。他说，红军赤化民众太多，犹如水中鱼，大水中摸鱼，鱼摸不到，摸鱼人反而会被浪涛卷去淹死。蒋先生就问，樊师长，你有没有办法？樊氏答，我们应该改变战略，夺回民众杜绝侥幸。应展开大军建筑碉堡线，逐步跃进，随军构筑公路，接济粮弹，山顶上则建碉楼，如敌方有大队行动，则可了如指掌。
他的这个碉堡战略，平心而论，是很高明的。增援、固守都较有余地，碉堡线是硬据点，如形成包围，则可逐步紧缩。对红军来说，这是一很难对付的损招。
熊式辉任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参谋长，善于揣摩蒋介石的意旨，以素不打仗的将领资格累迁高位。樊崧甫又将他的碉堡战略拿去游说熊式辉。熊式辉说，我们这边做碉堡（指江西），陈济棠不做（指广东）怎么办？樊崧甫答，这很简单，我们将红军压倒他那边去，怕他不修？等他自动来修，那不知等到何年。
樊崧甫这一招，很切合政学系善于揣摩的特征。
军阀之间互相以邻为壑，不知大祸将至，他们之间根本是一本烂账。
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前，是1932年秋，陈诚邀请樊崧甫到他的十八军总指挥部担任参谋长，后来很有名的郭忏为参谋处长，当时在樊崧甫指导之下执行参谋业务，在江西省东部的南丰一带作战。
樊崧甫一生多为参谋官。1933年1月初，樊崧甫调度部队，有周至柔师、吴奇伟旅、周士达旅等，其中周旅坚持工事坚固，要死守，傍晚樊崧甫电话叫他临机立断，迅速撤出，他不听，半夜红军开始进攻，周士达果然告急。这时的情形却难以撤退，所以，军参谋长樊崧甫的意见就与行营参谋长贺国光相反，反而要其坚守。结果打得狼狈，只有少部分士兵突围，周士达本人被俘。他临死前说，悔不听樊参谋长的话，贻误大局。
这是樊崧甫的事前预料。他的参谋心得则跟他曾经任一线指挥官的实战经验有关。
在南丰附近的战斗之前，他们也获得了红军的宣传品。其中一张揭露国民党军以三个纵队向苏区进攻，点了各纵队指挥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等人及部队番号的名。樊氏看到后很惊讶，就问陈诚，是否做了第四次“围剿”计划？陈诚说确有其事。樊崧甫又问，那么是否某某指挥某部等一系列部队番号，陈说，对的呀。樊崧甫说，我都不知道，怎么红军却知道了？陈诚愕然无从回答，于是樊氏出示宣传品，陈诚尴尬不能答。老樊感慨说，这种机密泄露，使他惊心动魄（樊崧甫《龙头将军沉浮录》第三章）。
此间可以看出预感之于参谋素质的重要关系，譬如蒋百里对日本进攻时间的判断，邱清泉对国防部刘斐等卧底的揣度，均与预感有关。称职而优秀的参谋必须有先验般的警惕——即一种不请自来的预感。预感乃是其必备的素质，预感可使其根据事机作出判断。。 最好的txt下载网
过渡时期的幕僚（2）
随后，1933年春节的抚州战斗，陈诚就吸取了教训，决不过早下令。抚州附近浒湾的红军就被罗卓英指挥的三个师突然袭击，而吃了大亏，那次是在除夕的子夜开始出击，拂晓即结束战斗。
一个人的长处也即是短处。关于陈诚本人，樊崧甫也有第一手的记述。陈诚在第四次“围剿”期间，不管上面发多少经费，他都按实际数目下发部队，所以下面对他的感情还不差。他做人趾高气扬，领袖欲强烈，但也确实敢作敢为，但这样的行事风格也招来同辈的妒忌，有人盼他失败。何应钦、熊式辉恨他入骨，他们试图说动蒋介石，以蒋的名义迫他执行，使他开始踏入危机。
陈诚独自担任第四次“围剿”的责任。樊崧甫为他草拟初期的进攻计划，这是他的一次重要参谋作业。
一是敌情判断，包括对方的外围部队；一是侦察红军主力；一是做出应对计划即主力和增援部队的配置；一是编制战斗序列。
不久又坚执要樊崧甫兼任师长到一线。陈诚转达蒋介石的话，强调这是一个杂牌师，让樊崧甫去整理，整理得好固然属幸事，整不好也就算了。这是借重他的参谋经验所做安排。
这时，樊崧甫又提出整训部队的建议。他说，譬如做生意的人，行情不利，亏了本钱，应暂时收盘，保持一些本钱，等行情好时再做。如果一意滥做下去，本钱输光，等好时机来了，只好在旁边望洋兴叹。中央嫡系部队有限，杂牌却是力服心不服，不肯卖力，兵多也枉然。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建议开办短期培训班，施以精神教育，把杂牌军将校都变成师生关系，再投入战斗，比较有利。
老樊的建议不错，说起来甚动听，但实行起来效果难测。
转型期的经验措置
对苏区第四次“围剿”期间，伍文渊突然来访，把樊崧甫吓了一跳。
那时正值福建事变期间，伍文渊系李济深的说客。他只得叫上师部的副手、参谋、党部书记长、政训处长等远道公开迎接，盛宴招待，为的是蒋介石的耳目多，干脆公开，以免闲言。并宣称：他聘请了两个顾问，一是老师长伍文渊，帮助草拟作战计划；一是老师长伍崇仁，帮助训练部队。
晚上他才去伍文渊处。对伍先生说，福建事变走了下策，必然失败无疑。伍文渊也感叹，说十九路军的团、营长私下议论，我们这些长官不晓得为的啥，翻来覆去，大家顾虑前途，无心作战，我看大事休矣。而且李济深处各方代表云集，表示响应，难道也是假的吗？樊崧甫说，这些来找李济深的军人政客，买空卖空，最误人事。你有成功希望时，他们就来，分座位时有他一份；你失败时，他们投井下石，还到老蒋那里争功。可惜十九路军平时舍不得牺牲，而将要牺牲了。你这次来很危险，要想办法救你。于是聘伍老先生为顾问，每月车马费五百元。
趁何应钦在北京的机会，樊文渊请伍文渊带碉堡照片去见何氏。这样以后如有人问，就说福建事变时，他伍文渊在樊崧甫那里。伍文渊的家乡在云南富源县，就在云南东部，胜境关边上，与贵州西部的何应钦算是大同乡，见面后，何应钦甚喜，并写回信让伍文渊带回。当时伍文渊家属在杭州，后来保安处长俞济时派兵逮捕他，他立即出示何应钦书，乃得免。
像伍氏等北洋末期的军官，如果未能转型到国民革命军实力部队带兵官，则不少人的出路就是转型后部队的参谋长、高参之类角色。他们的朋友、同学、以前的同僚，还有不少在部队任实职，所以他们的经验颇为这些人所借重。
过渡时期的幕僚（3）
而他们的学生辈的新军人，这时候也渐渐拔起，所以他们到新的部队任高参、幕僚，就顺理成章了，有些人在部队还颇受照顾。
即以伍文渊而言，曾在卢永祥部队任旅长，和孙传芳大战。
伍文渊，字仲源，1881年出生于富源县黄泥河镇，1909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13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历任陆军连长、团长、旅长、师长，获授中将军衔。他的家乡富源县现在隶属曲靖市管辖，位于云南省东大门，名人有王家本、伍文渊、伍纯武等。
1919年8月，争夺淞沪护军使地盘，孙传芳向浙江进军时，浙军浙沪联军总司令卢永祥，第一师师长潘国纲兵败退宁波，保举部下旅长伍文渊来代理自己统率所部，不料被浙籍军人反水逮捕。但伍文渊部下军官又与伍部遣散兵士联合起来，与周凤岐部队联系，预备来对付郝国玺。于是伍文渊等人得以逃走。
1924年蒋尊簋、吕公望、屈映光、褚辅成等在宁波组织浙江自治委员会，宣布独立，翌日因浙江第一师旅长伍文渊反对，而告失败。
他所起家的第二十六军，该军前身为浙军第三师。1926年12月20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周凤歧，伍文渊为参谋长。下辖伍崇仁第一师、斯烈第二师。1927年2月，该军一师师长由伍文渊接任，何葆森接任参谋长。5月该军隶属北伐军一路军参加北伐。1927年9月后隶属第一路军，10月，原第十八军第十七师转隶第二十六军，编为第三师，几天后，周凤岐辞军长职，陈焯代理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