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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军，10月，原第十八军第十七师转隶第二十六军，编为第三师，几天后，周凤岐辞军长职，陈焯代理军长。
伍文渊撰有杭州西湖岳庙岳坟对联：
湖上仰新宫，灵旗如见精忠字；
河堧觅遗阵，顽铁安知妙用心。
他在1940年出任广西行营办公厅高级参谋，参与西南地区抗击日军的军事策划，1942年参与了远征军参谋团，1944年突发中风，病逝于黄泥河。
陈仪与沈仲九
陈仪可说是一个典型的绍兴人，那里的师爷自来有名，他也正是幕僚长的人才，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成绩非常之好，气度深沉刚毅，做事有魄力、有担当，他是在旧军人中最有时代感，最有世界眼光的人。
陈仪是个大幕僚，可是幕僚背后还有幕僚，这就是沈仲九先生，他帮助陈仪建立政治理论计划以及实践的方案。曹聚仁称赞他运筹帷幄，是真正的现代卧龙，他和陈仪关系很深。而陈仪又是蒋介石早期最信任的人，但沈仲九很怪，他只在幕后策划，从不愿意站到前台，甚至不愿意和蒋介石见面，他也不愿意让福建的老百姓知道，陈仪的背后还有他沈仲九这个人，他躲避公共*和官场上一切应酬，生活简单朴素，甚至有一次绑架他的土匪也相信他是一个可怜的小学教员，看不出他是大权在握的高级幕僚。
当然，他的资格也老，是留学日本的光复会会员。他和浙籍的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刘大白、沈雁冰、沈泽民、戴季陶等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社召开的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造问题座谈会。1946年初，他主持为陈仪制定了建设台湾为“模范省”的大政方针。沈仲九的幕僚作业大概而言是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人事制度，开办了省政讲习所，培养了一批行政干部，省以下的一切事务官都由省当局直接指挥。曹聚仁认为这和法国的文官制度很相似，这一制度的建立使福建省政逐渐上了轨道，当时日本攻占福州以后，国民政府还有五分之四的地盘，算是一个较完备的省，本来曹聚仁准备写关于他的报道，黎列文先生受了沈仲九的暗示叫他不要写。
过渡时期的幕僚（4）
兵学泰斗徒有虚名
杨杰出道早。北伐以及中原大战，多次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扭转危局，尝有“战略专家”“兵学泰斗”之誉。
他和蒋百里是同一时代的人，生于云南大理，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出身。1921年，复返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后来肃清孙传芳残部，即南京郊外龙潭车站的大规模会战，杨杰擘画甚多。中原大战爆发，他任南路军总参谋长，具体策划对冯玉祥作战。当临汝被围之际，杨杰果断以一部扼锁正面咽喉，一部绕道侧击，遂解临汝之围。
稍后蒋、冯、阎胶着于郑州、兰考一带时，杨杰以开动火车头乱跑的奇诡之计，将对方大军拖住，又将机场飞机挂弹取下爆破吓阻对方，迷惑对方，创造以少胜多的战例，中原大战后期，蒋介石任命杨杰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杨杰出计，拖冯打阎、联张缓图桂系，将其分化打击，即对敌方或予拖住，或正面打击，或切断联系，或包抄击破等法，顺利结束中原大战。
抗战军兴，杨杰被派为赴苏军事考察团团长，争取军援，次年正式出任驻苏大使。1941年免职回国，他主张外联苏联，内联各党派一道抗日。但是联合苏联抗日，此路不通，就看苏联是原子弹炸响后才出兵可知大概。可见在这时，杨杰的智略此时已经用完。这个时节的杨杰，似乎可以说观人料事，全凭臆断了。因为衡以常识，诉之良知，究亦未能肯定其竟有如此荒谬、毫不思索之举。
李宗仁对杨杰甚为鄙视，除了在中原大战中吃过他的苦头，对其战略的意图，也多所指摘。他认为杨杰之被称为第一流的战略家，实在是徒有虚名。1944年李氏在汉中行营任职期间，往重庆开会，当时盟军已有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趋势，杨杰这时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专题论文，略谓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敌前登陆实不可能。杨氏分析，同盟国很难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大的可能还是将美英联军由北穿过苏联腹地，与苏军并肩作战云云。李宗仁的朋友们就杨杰的战略观询问李宗仁的看法。
李宗仁说他读了杨氏之文，便大不以为然，初不料号称战略家的杨杰竟亦肤浅至此。李宗仁以为，在现代化战争中，敌前登陆固难，而防止敌人登陆亦同样不易。即就纯军事立场来看，论大军团的指挥、运输和补给，同盟国在英法海峡登陆实是最方便而有效的行动，这样才能使德国两面受敌。另外即就政治立场来说，苏联亦断不许英美联军在苏境作战。第一次大战后，西方列强围困苏联的余创犹存，斯大林何能坐视英美军队驻在其国境之内？此事简直出乎一般人政治常识之外，所谓战略家的杨杰，居然能想得出，亦亏他会动这般脑筋。
李宗仁虽然料定盟国必自西欧登陆，但是他私下却希望第二战场开辟得愈迟愈好。他在重庆时，曾两度与英国大使和丘吉尔驻华军事代表魏亚特将军详论此事。为什么呢？李宗仁说，希特勒已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苦境，同盟国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既已距胜利不远，同盟国当局便应想到战后的复杂问题。你们西方国家与苏联，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战前已成水火，战时因为对同一敌人作战才暂时携手。一旦大敌消灭，西方国家必定又与苏联针锋相对。为减少战后的困难，务须稍为忍耐战争的痛苦，第二战场千万不宜过早开辟。然而，你们应当尽量以各种物资援助苏联，让德苏两国拼死纠缠。等到两雄声嘶力竭，然后选择地点登陆，德国自将俯首成擒，而苏联元气亦用尽，则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便要单纯多了。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1）
陈布雷的幕僚历程——旧道德的楷模
有一类幕僚，自命不凡，目空余子；另一类，人以国士待我，而我以国士报之。才识副其怀抱，平生只知效死力相报。
知识分子常常是文弱书生，在抗战期间的重压之下，情形就更其不堪。像陈布雷，“他的身体很坏，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象”（《张治中*》）。到他的身体已是风中残烛的时候，他走几步路都虚汗频出，可是他的心里，仍担心“心无空闲，夜无安睡，而公家大事之贻误，又何堪设想”？张治中在成都带他逛街，买小吃慰劳，他竟高兴得像小孩。
旧时代，报纸上那种浅易文言随处可见，而真正堪称纯正、名下无虚的，是著名记者陈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气的妙笔。他于1926年3月12日上海《商报》撰写《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尝谓“岁月迁流，忽忽一星终矣。国辱民扰，世衰道歇，山河崩决，莫喻其危……虽然，吾人之纪念逝者，其所奉献之礼物，岂仅鲜花酒醴、文字涕泪而已乎”，即可见一斑。陈先生天纵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郁，真积力久，根深叶茂，发而为文，必有可观之处。大学者王力（了一）先生对他也甚为叹服，以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龙虫并雕斋琐语》）。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布全民抗战的声明：“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即为陈先生手笔。他这样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后来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竟然服用过量安眠药而自尽，结束了雄奇而又委屈的一生。
政论文字的天才
陈布雷1926年至1948年，长达二十余年，为蒋介石之心腹助手。他长期担任侍从室二处主任兼五组组长，他的心理背景乃是：“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
他最重要的幕僚作业，是为蒋介石撰写重要文章、文告，《对张、杨的训话》《西安半月记》均出其手。
他的*写至1938年，实际是他的自订年谱。
他的文章逻辑严密，思虑深远，而他的修养，遂于经史，学问淹雅。其幕僚作业，思虑绵密而治事周至。
他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大量涉猎中英文名著，历史由沈尹默教授，称做掌故史，偏重文化史内容，另致力于19世纪晚期宪法史，比较宪法等课程。那时他已剪去辫子这“可耻之物”。1911年，他22岁，革命思想业已初步养成，毕业的时候，他的老师对学生说“望汝等不以此为止境，须知中国方在开始一前所未有之改革期也”。
1911年，戴季陶到他宿舍，力劝他到东北，做蓝天蔚的幕僚，他不愿离开《天铎报》，婉辞之，戴季陶还埋怨他胸无大志。
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撰发《对外宣言》，初稿为英文，王亮畴交到上海《天铎报》。报社总经理陈芷兰说，陈布雷即能翻译。亮畴不信，马上现场试译一段，都觉得不失原意，遂由他全篇译之。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2）
亮畴又将文字润色一遍，《天铎报》刊之。次日，《民立报》的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被《天铎报》译之先登，可惜，可惜。
到了1938年夏，三青团筹建，刘健群执笔草拟《宣言》及《告青年书》。蒋公指定此二稿必须交由陈布雷修改，当时正撤退，辗转重庆、武汉之间，五易其稿，仍觉原稿难以改好，最后不得已放弃之，由潘公展重新拟稿，布雷加文学润色，才通过。
旧时幕僚，替人捉刀代笔，就其撰述公文而言，不须文采，只要没漏洞即可称佳。《幕学举要？总论》谈到这一点，尝谓：“文移稿案，原属平浅。留心细看，习练久则自知之。”只要不出常识笑话就很不错了。
但是陈布雷的文章相反，他写得专业、实用而文章气势逼人，而又妥帖安稳，将难以照顾周到的文章难点处理得恰到好处，可称调和鼎鼐之手。也正因为太过用力费心，惨淡经营，他的身体透支迅速，到自戕前，尚属人生壮年，却已无法支撑。
主佐文幕的经纬
布雷先生在蒋介石身边做幕僚，贡献极大、时间极长，而且用志不分，品格意志最为专一。同样重要的幕僚还有陶希圣，但陶氏中途变节，复又反水，颠来倒去，真不好说。蒋纬国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说：“最早替父亲拟稿的有陈布雷、陶希圣两位先生，陶先生最杰出的两本书是《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可惜《中国之命运》的原稿被烧掉了。秦孝仪、陶圣芬、楚崧秋、萧志成也曾先后执笔；有些人则是从记录开始做起，后来都是做事务性的工作，如孙玉宣、周宏涛。”
1926年春天，邵力子向陈布雷转述蒋介石的慕重关心。
其时布雷任职于《商报》。
该年年底，他和潘公展赴南昌，除夕晚上拜谒张静江先生，翌日见到蒋介石。他来的时候，就拎着一个小包，带着他自用的文房四宝到来了。
1927年2月，蒋介石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就是蒋氏口授，布雷根据其意思而起草的。这可以说是他正式的首次幕僚作业。本来蒋氏要他担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因彭学沛在任上，他辞谢了。1928年，北平克复，乃随蒋先生赴北平，途中起草总司令呈文。接着又起草《祭告总理文》。这期间他兼任《时事新报》主笔、浙江教育厅长等职。
1934年在蒋介石南昌行营，蒋先生告诉他，幕僚方面，政务有杨永泰，军事有熊式辉，文字方面，极需像他这样的人在左右。其后不久他就正式往南昌，担任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熊、杨为常委，开始网罗青年留学生来此做研究、调查、设计等工作。
委员有二十多人，但陈布雷说：“真有学问见解又能明识分际者，寥寥四五人而已。”
1935年初撰写《敌乎，友乎？》，痛斥日本野心军阀之无知，发表后多方转载，引起轰动。接着赶到南昌过旧历年。行营设计委员会撤销。改组设立于1933年的侍从室，设立一处二处，分工是一组总务、二组参谋、三组警卫，属第一处，主任晏道刚；四组秘书、五组研究，属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此后，他的行踪，大处而言，就是武汉、重庆、南京，一直到自裁身亡。
他平时主佐文字文案，偏重思想、文化等，而非军事——萧赞育《在侍从室共事的一些印象》谈到，陈布雷先生作为幕僚的作业性质，重心是文字工作而非其他。那是萧赞育和布雷先生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