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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智囊-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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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平时主佐文字文案,偏重思想、文化等,而非军事——萧赞育《在侍从室共事的一些印象》谈到,陈布雷先生作为幕僚的作业性质,重心是文字工作而非其他。那是萧赞育和布雷先生首次见面于牯岭,聊天闲话,首先他略述身世、身体及其兴趣,并说,此次蒋介石要我跟随在他左右,是要我帮忙他文字方面的工作,而不是要我帮他处理政务或预备要我做其他的事情。 。。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3)
他随蒋先生出行,每到一处,一有空闲,就是买书,像《陈后山诗注》就在南昌买得,所购图书多为四部要籍以及英美近代史等文史类图书。
  1935年是他幕僚作业极为繁剧的一年。大致行程是汉口、重庆、贵阳、昆明、个旧、开远、重庆、成都、峨眉山、上海、浙江慈溪……
  4月份他从汉口飞往重庆,住在上清寺农村。这期间他和四川军政文化界接触很多,他对四川人的感觉:“觉川人之颖慧活泼实胜于他省,而沉着质朴之士殊不多觏。模仿性甚强,亦颇思向上,然多疑善变,凡事不能从根本上致力。文胜于质,志大而气狭。”
  这种看法和意见,他也作为心得贡献于蒋介石之前。因而蒋介石初到四川,即以质朴诚信来勖勉川人,目的是劝勉川人服从军政系统。
  有趣的是差不多在相同时间,郁达夫发表文章,对浙江人脾性力斥不留情面。“浙江自古是文化灿烂之邦,不过近几十年来,弄得萎靡不振,鬼怪横行。市民只知道喝喝茶、买买菜,无反抗心,无男子气。一个军阀来,就开一次欢迎会,一件事情已过去了,也打一个电报凑凑趣,闲下来就问问流年,看看八字,封建时代的生活样式,还流行着也支配着……”(《告浙江教育当局》,《郁达夫文集》第八卷,23页)
  重庆尚未很熟悉,马上就起程了,因为蒋先生到贵阳督促与红军决战。5月初,他和陈诚、吴稚晖同机飞筑(贵阳),在此撰写《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他在贵阳很忙碌,至于重庆大本营的参谋事务,乃由杨永泰代理。他还和吴稚晖到了修文县,瞻仰王文成公(王阳明)祠。龙风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这里珍贵文物极多,祠堂四面游廊相连,左右墙壁嵌有阳明书法石刻及阳明燕服线画小像,以及钱大昕、袁枚、翁方纲、成亲王、阮元、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清代学者多人的考证、题咏和游览祠堂的诗文石刻共数十方,俱为不可多得的碑刻精华。
  贵阳居停半月,马上转赴昆明,住在翠湖边上。他很喜欢这里的气候,仿佛高原江南,觉得大胜贵阳。曾到昆华图书馆看书、到安宁温泉沐浴,并随蒋先生游览滇池。这期间,他见到了云南人袁嘉谷——就是超越张一麐被点经济特科状元的那位。他曾任浙江提学使,与陈布雷有师生之谊。相见甚欢,袁先生给他介绍了很多滇中名宿。他的感觉是,这些人的言论,“皆通达时务,洞明学术,虽规模稍狭,然较之在黔之荒寂,自不同矣”。
  这期间,蒋介石带着龙云,坐飞机至川康一带的会理、西昌,向四川地方军人空投命令及委任状等。龙云回来向陈布雷说,他是第一次坐飞机,在机中与蒋谈话,益觉西南国防之重要。
  然后,他和吴稚晖转往个旧、开远游览。这两个城市,今均属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辖区。那是6月份,因海拔低,已经很炎热了。
  回到重庆,马上又转赴成都。那时候,行政机构和人事纠纷中,矛盾多多,陈布雷所做的,就是劝大家互相体谅、信任,“始有忍辱负重准备御侮之可能”。7月份,随蒋到峨眉山开办训练团。他住在山上,主要研究有关国防之财政经济之方案。8月,经由上海,回浙江慈溪探家。其间为宪法起草事,访问黄郛于莫干山中。
  该年年底,蒋介石在国代会所作有名的报告,就由布雷先生起草,传承至今的名句有:“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张恨水先生在重庆《新民报》持续七年的抗战随笔时评专栏“最后关头”,即典出于此。大会宣言也是由戴季陶写提纲,布雷连缀成文,修改三次,费时二十余个小时。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4)
1936年侍从室在南京中央军校内拨得固定办公地址。他仍为二处主任,每天都要固定办公六七个小时,这时他对第五组的秘书颇有意见,乃因各个秘书不明职务性质,常思越位言事,或请调查某些机关状况或据坊间传闻攻讦主管人员,或乱上条陈,陈布雷公开给他们说过多次,仍然积习难改。此事使他烦闷不安。
  西安事变前他从洛阳回南京,未跟蒋先生到西安。原因是蒋介石对他说,西北天寒,有病之躯不宜同行……如有必要,当电召西来,否则在京相候可也。
  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南京一时间风传甚多。各要员乃群集何应钦家中商议。从此半个月中,陈布雷处于彷徨焦虑、繁忙痛苦的难言状态,精神上可说是六神无主。同去的幕僚人员情形危殆,萧赞育作为幕僚随之前往,他说那次一同去的秘书人员,还有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等,萧乃华则死在事变之中。事后据当时目击者萧自诚说,叛军叫门,持枪突入,气势汹汹,萧乃华匆忙中拿枪在手,准备对抗,卒被射杀。
  他在这焦虑的状态中,仍然肩起核心幕僚的重任,和他人联名劝诫张学良;代黄埔军人草拟警告电,协助宣传部策动全国舆论围攻张学良;安慰宋美龄等等。蒋介石获释后,他到机场迎接,蒋先生给他一个草稿,他仅用两个多小时即撰成,即有名的《对张、杨之训词》。这段时间他在侍从室办公时间,则从清晨延长至深夜。
  抗战军兴,1938年底,蒋先生到广西设置桂林行营,布雷随之。闲暇时蒋先生找他谈论。其中,蒋介石对日本的大东亚共同体及连环互助论尤其深恶痛绝,说是此种桎梏,将断送民族命运于永久,比军事占领还要可怕,万不可中其奸计,因此也要作精神斗争。向陈布雷口授四五次,命其记录要点,准备撰一长文。12月26日,他以一天的时间,为蒋介石撰成《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之讲演辞。张季鸾说此文为抗战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两天后正式播发。1939年春,他常住重庆,还是为蒋撰写文字。他平生为蒋先生作文,以这个时段最多最为集中。《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三*义之体系与实施程序》等文,都在此时写成。他自谓精神尚佳,动笔很觉顺畅。
  幕僚作业的辩证
  据杨树标《名岂文章著》统计,抗战期间,以蒋先生名义发表的文章共有657篇,包括演讲403篇、书告82篇、文录9篇、别录115篇、谈话46篇。其中大半都是陈布雷亲笔撰述,文章主题均包含抗日锋芒,大致涉及的方面有:全国军民牺牲奋斗,已使民族地位日益提高,最后胜利日益接近;我国抗战,目的一天不达,抗战一天不停;全国军民对于抗战皆有应尽之责,必须谨守岗位,贡献力量;全国军民要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气概,以血肉的代价,来换取永久真正的和平。
  在他精神佳好的状态下,一般文章,真可说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这样的时候,所作文章文气充沛,通体不懈,仿佛象征抗战之光明前途。一旦精神压力增大,或失眠或头疼,则往往文气不接,这样修改的时间就大为增加。譬如有名的《告空军将士书》,因脑力不济,前后费时16小时乃得完成。这是在1937年8月上旬,在上旬同一时段要完成的作品达六七件。
  布雷先生做人低调超乎寻常,而其内心,对于文章之道,则颇为自负。《大公报》在张季鸾去世后,由王芸生主笔政,王氏为人为文俱躁进张狂,言论偏颇一泄如注,布雷先生见此大为叹息,一次忍不住对报界的同仁胡健中说,“我如果年轻10岁,我就再下海做新闻记者,和他们周旋;也不应该让他们这般人如此猖獗!他讲了一句历史上的话,好像是晋朝王敦说的:世无英雄,遂令孺子成名!”(胡健中《我与布雷先生的交往》)。 最好的txt下载网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5)
他对自己的文章极为自负,当时蒋先生的文告十之*皆出其手,蒋先生有时把他的文章改动几处、他觉得改得很好,但有一次中枢的一位侍从秘书竟擅自改动了他的文章,他一连失眠了好几夜,很不平地对胡健中说:“你看,某人现在都可以替我改文章了!”
  陈布雷是文化、新闻总指导,宣传方面负全责。报界、中央社也得受他的指导。
  曹聚仁说,吴稚晖、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陈布雷、潘公展、程沧波等人,都是以新闻事业为敲门砖,进入政治圈中去的,到了官场,就阿附权势以取容了。
  这个判断,似是而非。其实这些人大半主业为革命,新闻事业反而是工具和手段,或曰得心应手的利器。
  北伐期间,风头最健的媒体,是他从业的《商报》。从此受知于蒋,邀到南昌参与戎幕。一如汪康年为张之洞幕僚,主要是文幕。近日坊间青年,或者无根游谈,将其定位于军机大臣,乃是见风是雨的夸张猜度。
  他的幕僚作业更多的成分,是文学侍从之臣。他负责起草文稿和文告,当中就会有次一级的政策拟定。内容虽授意于蒋,但也渗入个人意见,虽不全是言听计从,但也多有采纳。
  《西安半月记》乃是陈布雷代蒋先生就西安事变所做的总结。期间也有对南昌行营已来的局势、他的作为所做梳理、辨析。他在另一篇宣言中说:“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结内部,不虞牵制,以克奏斯绩也。何图……奉鲍罗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蜚语,提出军阀、*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为中正有企图军阀及个人*之倾向。”大概算得是一种背景的说明。
  王芸生《一个可悲的新闻记者》尝以为,陈布雷早年曾任上海《商报》的主笔,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他觉得陈布雷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但又是一个可悲的新闻记者,“蒋的头巾气,不能不说是出于陈布雷之力。四大家族的生活意识中何尝有什么礼义廉耻?标榜四维八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宋元学案的摆设,都是受了陈布雷的影响”(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23期)。
  王氏此说不当,盖本末倒置。蒋先生在赏识陈布雷之前,已经具备相当的传统文化修养,正因如此,他才因欣赏而看中陈布雷。1927年9月中旬在杭州,陈布雷和他的大哥陈屺怀拜会蒋先生于烟霞洞,蒋先生当张静江面称其文婉曲显豁,善于达意。
  他不希望政府官僚化,而期盼清明健全的组织。他看到那些所谓要人之颟顸误国,悲愤无已,对于局势的变异,他看清是非,但没有勇气力争力谏,这是他矛盾痛苦的根源。他的自杀,乃是幕僚作业最沉重伤怀的一笔。
  悲凉结局和晚年心境
  张治中也曾在侍从室工作,他将陈布雷视为最好的文学老师。基于同事之谊,他在生活上也很爱护陈先生,陈先生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象,是典型的苦行僧,至于日常生活,更不乏天真的认识。所以,张治中常常跟在他的后头,逗他的兴趣,以此法减轻他的苦恼,使之笑靥常开。张治中说,记得有一次在成都,与他同住一个地方,有一天上午,没有什么事,张氏笑着对他说,带你去调整调整!布雷说,大哥(他老是这样称呼我,实则我们是同年,我不过比他大几个月),我们到哪里去?我说,你跟我走好了。这一天,我带他吃成都有名的小馆子,逛少城公国,喝了茶,又看了电影,混了大半天,他感觉愉快得很,笑容可掬。我问他,好吧?他说,好!以后他常希望我带他调整调整( 《张治中*?一个文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6)
布雷先生自来体弱多病,常常要借助安眠药才得以休息。结下终身文字之缘,生活清苦自励。他晚年答记者:我这个身体,好比一部机器,实在用到不能再用,从前偶然修理修理,也还照常可以开动,现在确已到了无可再修的地步。
  1940年间,日本战机大肆轰炸陪都重庆,采用轮番式的疲劳轰炸,试图从灵肉两面摧毁中国人的意志。布雷先生撰述文稿,每每在防空洞内完成,体力渐感不支。初夏时节抵老鹰岩村舍休养,山居期间仍修改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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