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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村舍休养，山居期间仍修改讲词，稍暇则读陆放翁之《入蜀记》《老学庵笔记》及陈后山诗等。6月间撰写*。7月24日敌机猛炸重庆，敌人广播，造谣说陈布雷被炸毙。是年10月，自称：“余近来之身体精神大半视睡眠充足与否为转移，然长服安眠药则影响肠胃，不服则睡眠不佳，诚无可奈何之矛盾现象也。”
他最后的幕僚作业，竟是尸谏！
徐蚌败局已定之际，他到上海召集报界巨头会议，他向友人说起蒋介石怪他精神颓唐。而在他的心里，也在思考，心中阴影厚积：此时的蒋先生和北伐期间的奋进有为判若两人。
他多年的贴身副官陶永标回忆说：
有一次，陈布雷同蒋介石密谈至深夜，事后蒋送他步出总统府大门，我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讲的几句话，内容大意为：“目前战局确是不利，国民党可能被打败，但不会被消灭，布公不必如此悲观。”“自古未有分天下而能久者。谈判也保不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事到如今，我们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其后陶永标发现陈布雷的脸色很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叹道：“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数天抑郁不欢。
蒋先生对文官、武官态度渊然有别，对大文人、名教授往往礼遇有加，对学界人士之尊重又在一般的文官之上，大公报张季鸾起先的地位并不很高，得蒋先生提携，遂居重要影响之地位，而《大公报》的业务开展也盛极一时。对张季鸾是这样，对程沧波、胡健中、潘公展、黄少谷诸位，他也很周到。对于陈布雷，蒋氏始终尊称布雷先生。
他几乎没有什么应酬。他谨慎甚至拘谨的作风更增加了他文字的周密。如有重大文字任务，有时他会好几天不下楼。陶希圣认为：“在委员长的跟前，许多高人才士一接近就变质了。布雷先生则不然，他是一位报人，报人有广阔的视线，客观的思考，精确的批判，适于幕府的要求。布雷先生替委员长襄理机要，却始终保留一个报人的本色，居政治的中枢而对政治保持批判的精神，所以委员长尊重他。”他的自裁，必定饱含了非同寻常的剧痛的心灵矛盾，他的文人学者本色，已经一压再压，临了批判的精神在寻找最后的出口。
精神的打击，加重弱躯病体的负荷；羸弱的肉体，更无法承受自尊心的频受撞击。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遗书重点，一是毫无价值的一生，二是书生无用，回首履历，深觉有违初衷。其间“目暏耳闻，饱受刺激”乃是聚焦之点，读之悚然，如冷水浇背，当头棒喝。
布雷先生自裁前，已无计可施。计早出尽，有的不听；有的未及行，有的行而无效。至此则身颓而心如死灰，故无计可施。他本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总是走在旁边轻轻侧身而过，息事宁人，唯恐有所开罪。他在中壮年时期，还在做返回新闻界重操旧业的梦寐。他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其所撰述，则又言不由衷，其议论国计民生在文字理论上头头是道。到了形势河决鱼烂之际，所有的矛盾纠结缠绕，一时俱来，这并非针对他一个人的业障，但对他的打击较常人更甚千倍万倍。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7）
云天在望，遥念广寒深处，不知今夕是何年？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几十年中布雷先生看过多少更替兴亡，不少他更参与其中。其中必有一个理由，他想解开这个谜，但他实在太累了，他等不到答案，他绝望到也不想再等这个不祥的答案了。
做记者，写政论，他胸怀千载，志吞八荒。掉鞅文坛，所向披靡。其间自有一种气象和坚锐。而其做幕僚，而且始终是一位高级幕僚，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他的苦心和见解，从国家大政方针至于人事的协调融和，其迹虽不易见，而其功则不可没。他敢于无名无权的位置，表面上看不出什么赫赫之功，而实际上贡献不少重要的决策。以一最高级幕僚的身份，他的私生活却到了克勤克俭的地步。程沧波说他像戒律森严的公门中修士，“他在重庆美专校街时，每当傍晚我每从上清寺到他的寓处，晚饭时到，他常留我吃饭，叫佣人加菜。每次是两个盐蛋，这就是当时宪幕的生活，也就是大英雄的本色”（《大记者与大英雄》）。
他的正义感，他的一介不取的超然立场，极细微处在在表现出传统美德的附着。
唐纵《从两件往事看布雷先生》里面提到，战时重庆物质供应紧张，人家送他几筒三五牌香烟，唐纵知道布雷先生吸烟上瘾，就拿去转送给他，但他一再不肯接受。唐纵只得向他说明：这是朋友送的，而且并非有所于求，几筒烟并不会有玷您的情操，您受了也是取不伤廉。这样他才勉强收下。
另外就是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中委提名，各方面向蒋先生推荐的候选人名单，很多既非对社会有何贡献，也非为行政延纳人才，而只是出于人事关系，你争我夺，以致蒋先生很难定夺。陈布雷先生目击这样的情况，心情沉痛到极点。后来，中枢和他谈到希望推擢一些不偏不倚的人才，问他有没有适当的人，他为了不忍再增加蒋先生的困扰，干脆一个人也没有提。
唐纵感慨道，这样大公无私的品格，说起来是理所当然，谁也应该如此；可是实际做起来，其困难是很难想象得到的。
关于陈布雷的工作特征，最近《参考消息》（2007年11月27日）文章《伟人大都懒惰》可作参证。里面写到像陀螺一样不停工作的人，因为破坏了生物钟的运转规律，往往变得迟钝不堪，甚至因高负荷工作耗尽了生命的源流，据美国教授对多个历史名人的分析，将天赋转化为特殊的才能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所以据说爱因斯坦、牛顿、阿基米德、毕加索都是以懒惰著称，当中的回环余地反而为他们赢得了超强的想象力。
相反陈布雷先生缺乏适度的怠惰，思维处于压力之下高速运转，结果伤害到生命的根基，他在生命的壮年就已油尽灯枯，实在因为他过于勤奋，燃尽了作为物质燃料的身体机能，以一己身体的资源再生的渠道被阻断，身体资源耗尽，加以战局一挫再挫，可以说悲凉之雾遍抹心房，于是对死亡的防备岗哨，悉数解除，大门洞开……
布雷先生尽忠职守，俯仰无愧，超过了自身承受的极限，真可入幕僚史圣者之林。
老派的典型
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他是操守谨严、尽忠职责的老派典型。
他在老袁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时代入幕，主佐文案，襄办学务。光绪二十九年开经济特科的时候，他考了第一，后来瞿鸿等人主张大魁应有高贵出身，才将云南石屏人袁嘉谷的卷子点了第一，张一麐居第二。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8）
有时候袁世凯看到下班后他还在伏案办稿，晚来的急件交给他麻利办好，对他很是倚重。
张先生说，北洋幕府时代，有傅增湘、于式枚、陈昭常、严修（范孙）等，还有留学生金邦平等。因为那时，幕僚业务和古时候已经很不同，有地方自治、外事交涉、警察业务等新政，旧幕僚办起来大显吃力，手段和学问都跟不上了。所以，经纬万端的各种公事，张一麐等人都无役不从。新问题要研究三五天后，多方征询后才下笔拟稿。
张一麐没有纯粹的军事履历也无专门兵学训练，一天袁世凯叫他润色《步兵操典》，改完后，训练处的何宗莲拿来呈给老袁，呈递前何氏已将张先生所改正者逐条驳回。老袁看后大怒，说，狗样的一班武夫，胸无点墨，你们知道哪个改的吗？就是座中的张君啊，何宗莲大窘，面向张一麐连称老师。
这个时候，徐世昌、王士珍等人均是袁世凯的重要助手，这时袁世凯也相当礼重文士，用人之长，补己之拙。
张先生的幕僚生涯，大多记载在他的《古红梅阁笔记》里面。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间，清政府越发依赖北洋系，而老袁事权日重，他的幕僚就有劝他学习曾国藩谦退内敛的。但袁氏的性格，此时已很膨胀，喜欢包揽把持，但他对幕僚的态度据说还是很周到。稿子拿去，总是说，我的文学很差，你替我改正。据说有些长稿啰唆的地方，经他点窜，如神龙点睛，起稿者自愧不如。
有一天早晨袁世凯找张先生问事，方坐下，问他早餐没？张一麐答已用，于是袁氏自个儿吃起来，“先食鸡子二十枚，继而进蛋糕一蒸笼，剖食皆尽。余私意此二十鸡蛋一盘蛋糕，余食之可供十日。无怪其精力过人也……各方人才奔走其门者如过江之鲫”。袁世凯在能吃能喝这一点上，倒是和巴尔扎克好有一比。
小皇帝宣统即位，清政府忌恨袁世凯，将他放逐田园。这两年中，张一麐转到浙江巡抚增韫那里做幕僚，他精心撰构的稿子，增氏总是改来改去。一天两人便吵起架来，张一麐在愤怒中吼道：“项城从未改过我的稿子，你不配轻易改动。”
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又被清政府启用，张先生又回到他身边。
1914年的时候，袁氏打退了党人的二次革命，实力雄固，当时已有人传说帝制之议。袁世凯晓得他的幕僚中尽有耿介明理之士，乃作洒脱状对张一麐说，你想啊，革命党人，弥漫全国，恨我彻骨，我怎能做称帝这些傻事呢！你要相信我！但他另一面，却唆使外人如古德诺、贺长雄，以及筹安会那一班人打造舆论，欲使既成事实。老袁外粗内细，也是自作聪明，幕僚态度明示之前，他就可以根据平时的性格、做事风格判断出对方将有何立场，因此他都是看人说话。
到了筹安会大造舆论，帝制隐然在望的时候，张一麐曾长跪不起，予以谏阻。袁世凯又来一番虚情假意，并说他不愿武人干政，但你们这些文士说话太多，武将们将对你不利！到政事堂开会之机，张先生站起来慷慨陈词，倪嗣冲怒目相向，并将手枪拔出来往桌上重重一拍，情形相当尴尬。倪氏是袁世凯手下的武将，一个不第的举子，行事相当莽撞。徐世昌站出来劝说，双方才下台阶。事后，袁世凯调他做教育总长。
到了抗战军兴，张一麐先生愤而欲组老子军，和日寇拼命。1943年，他逝世于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任上。
孜孜不倦的洋高参
早在1903年，端纳就在香港《德臣西报》社任副主笔，还曾在广州求见总督张人骏。端纳纵谈天下事，张氏异之，当即聘为不拿报酬的外围幕僚。
他想见中山先生，却先见到了胡汉民。鉴于他的人际关系，消息来源广泛，几家西方大报聘为驻华记者、主笔。
辛亥革命后，端纳协助伍廷芳工作。中山先生回国后与之畅谈，甚为投契。他参加孙中山大总统就职典礼，并向海外拍发了电讯。端纳在未生火炉的寒室内用打字机拟稿，手脚都冻僵了，汪精卫、温宗尧在一旁参与修改，经过反复的字斟句酌，“这份文件连一个逗号也没有动就（被孙中山）签字了”。这份宣言送交各国驻华使节，一个新国家诞生的宣言就此传遍了全世界。这实际上是*临时政府的政治、外交纲领。
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承认之以作为日本支持他称帝的条件，此事极端机密。端纳从财政总长周自齐处下手，又找到袁世凯的英文顾问，竟将该文件的英译本获取，公诸于世，引起西方列强的严重关注。
他后来又成为蒋先生的顾问，抗战军兴，他和宋美龄组建了外宣班子，撰写宣传信件。他因揭露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被日本列入黑名单。
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从海外返回中国，不幸在菲律宾被日本人拘捕，机缘凑巧，竟未被发现真实身份，战后在珍珠港美国海军医院的病榻上，他口授往事及自己生平经历。友人录音、记录、整理，用以撰写端纳的传记。在谈话中，端纳发表了对中国时局的看法：马歇尔调停内战不会成功，国共双方势同水火，决不会和平共处……后来的政局发展果然印证了端纳的预见。
他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很早就有认识，并谴责其侵略本质。他观察世界政治问题，具有独到的先见之明，日本人衔恨不已。他说，当你和日本人打交道时，不论是商人还是外交官，你们做成的交易不会比同娼妓达成的交易好多少。娼妓可以答应给你欢乐，但她的吻会把你给毁了。
他在西安事变中充当调停人。他的回忆强调几点，诸如：兵变是杨虎城发动的，张是替杨承担责任；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企图炸死蒋介石，趁机夺取军政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