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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从几条河流河口上溯，欲突破长沙。赵子立下命令，已不说是命令，而是说，我建议你，如何如何，但四军军长张德能还是不听。他说，主官叫我守长沙，我即以主力守之。赵子立捏了一把汗，要向重庆军令部汇报备案，但电话线全断了。岳麓山则兵力稀薄。
赵子立回忆说：“……日军进展很快，前面三次大战中大显神通的街市地堡，变得一蹶不振。以前叱咤风云的炮兵，至此则声嘶力竭。为什么？形势变了。以前破坏道路，日军后方补给不济，此次日军则开辟水上交通线。开来大量各种炮兵，尤其是平射炮，对于暴露的地堡，一炮就破坏一个；以前我炮兵多在山麓，此则在城郊，大受敌机压制……”
半夜里，四军军长张德能沮丧地给赵子立打电话，想转到岳麓山。赵说：“能过来吗！晚了吧！”
结果是大溃败。电话各路均中断，参谋部和军部失却联系。于是自行突围。由日军围攻新墙河开始，将近一个月，而长沙的战斗仅占一天一夜。
施利芬，德意志帝国时代的第三任陆军参谋总长，一次大战前他所拟订的“施利芬计划”赫赫有名，他毕生致力于战争的研究与战略的推演。为了支持德国即将面临两线作战，他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大战中，德国必定两面作战，二是战争应以东守西攻的方式进行，三是西线主力集结于右翼，四是德军必须假道比利时，即破坏其中立国地位。以大迂回完成两个战略重心，创造出超级的打击力量。
中国军队在抗战中并不缺少类似施利芬计划的战略人才，可是人事的纠纷拉扯毕竟为欧洲国家军队所闻所未闻，慷慨赴死的将领多，而另一些打肚皮官司的部队长也不少。庞大的战斗体，并不是一个如臂使指的整体，再杰出优异的战略拟定，一旦动作起来，不知何处就出漏洞，于是一环影响另一环，导致前功尽弃。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8）
抗战时期的军队动员组训总体上属于仓促应战，看出问题的幕僚不少，但很少能够改变大局，只能局部改进或部分改变，积弊太深，包袱太重，难以作为。
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70余年，以遂其由蚕食而鲸吞的阴谋。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施，这是应该忏悔并切实反省的！
部队训练及整体建设肤浅、虚矫、不精确、不周密、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的习性，譬如驻扎华北的宋哲元部队，守卫斡旋用心良苦，但处境艰难。既要妥协而又不能屈服，为了争取抗日，延长抗日准备的时间。训练是为了作战，但在南郊的部队，赵子立先生说，他们防守经年，并没有完成野战训练。只派了很多岗哨部署在南口要道，从事查察奸*，至于实施战斗训练，则完全说不上。
譬如武器保养一项，士兵射击后，用枪支附有的铁通条，往返摩擦，直至膛内发光，方算合格，这种保养热心而不得法的传统方式，对武器生命损害极大，而上下始终遵照传统墨守成规，从来没有人提出异议。
北平市郊已成了战地，官兵的伙食是在北平市买来的面包、大饼、馒头等。吃大头菜佐食，以喝开水代羹汤。露宿在屋廊下、庙宇、学校、或民间空屋内……部队没有后勤设施，单就吃饭一项，食物都是在北平市临时买来，没有一定用餐时间，买来什么吃什么，有时分发到连的熟食，都已发馊变味。没有青菜，甚至没有开水正常供应。没有厕所，要向附近的高粱地行方便。一周之后，住地环境已完全不堪闻问，营地才开始有计划地挖厕所。各人洗自己衣服，挂在阵地外的丛树、墙头，凌乱不堪。连上为了怕士兵逃亡，不准身上带较多的钱，硬要求发薪饷后，每人都要存钱，由文书上士管理，以连长名义集体储存起来。是怎样存法？交何银行？以何种存款名义代存？有无利息？没人讲过，也无人过问谈论。（赵本立《华北抗战忆往》）
民国肇建，北洋系更形成军阀割据局面。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号称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却是国府与部分地方势力妥协，凑合而成的一个统一假象。
抗战军兴，促成罕见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不过地方势力并无雄心大志，他们对参加中央政府没有兴趣，但也不容许中央干涉他们的地方事务（包括省府及保安团人事等）。
嫡系部队同时也要控制地方势力，对于接受中央指挥的地方部队，国府就给予番号、粮饷，也配发部分基本枪械弹药。要以诸如“吃空缺”等手段来笼络和控制地方军事强人。所以部队往往虚有其表，其真正战力究竟如何，难以断言。
军政大佬的个性脾气，一旦在关键时刻发作起来，幕僚往往彷徨于无地。曹聚仁《战地八年》系抗战前线的人物观察，可供参考。
曹先生谈道，记者比较讨厌的是薛岳，他很专横，不开通。后来做湖南省主席后好一些。
陈诚，装得一副蒋委员长的样子，好像世界上没有一个他看得上眼的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对于军事政治，懂得并不多。其实记者大多无求于他。他的左右说他个性强，其实就是愚而好自用。
李宗仁、白崇禧算是最善于应付记者的军事长官，他们态度诚恳，有说有笑，乃是懂得宣传的人。新闻记者乐于在五战区工作，这和政治上的派系，全不相干，只是个人觉得环境不错。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9）
薛岳和陈诚的部属，战战兢兢，唯恐出什么乱子。
刘峙的记忆力最好，这是练兵、用兵的好条件之一，白崇禧的记忆力也不错，他见记者的面，往往把往事细节说出来，顿增亲切感。
衢州保卫战高参仗义执言
浙江衢州守卫战陷落，全凭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温鸣剑仗义执言。他严正指出，负责衢州东门的是一○五师一个营，敌人正是从这里突破的，诿过于二十六师是无理的，这才将四十九军军部说得哑口无言。二十八师一个团几乎打光，也因他的仗义执言免除不白之冤。当时任师长的曹天戈感慨说，温公一语积阴德不浅。
1941年6月，二十六师归入四十九军建制，在衢州抵抗反攻的日军。四十九军的一○五师是东北军班底，而二十六师是川军班底，任务分配不公的现象严重。1941年末，国军攻击绍兴，当时一○五师作为助攻等于袖手旁观。此后的几场大仗，二十六师都是作为马前卒迎战保驾。1944年夏天的守卫战，造成了二十六师灾难性的遭遇。战前一会儿撤防、一会儿接防，一会儿立即投入战斗，曹天戈感到这是“交接防务问题上，竟会掩盖着一幕啼笑皆非、穷于应付的恶作剧”。日军一个旅团包围该师的四个营，“一整天，在敌我双方反复较量中，炮火、枪声之激烈、战况之紧张，达到了惊人的高峰”。结果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之下，一○五师防地被突破，二十六师七十八团二线变一线，在敌人交叉火力之下，浴血奋战，走后无法立足，打算泅水强渡过江，但处于日军有效射界之内，部队不死于城，便死于江。衢州再度失守。（曹天戈《龙游、衢州战役的沉痛回忆》，见《闽浙赣抗战》425~428页）
南昌会战参谋之厄
赵子立出身黄埔六期，后入陆大第十四期、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曾任第九战区、第五战区和郑州绥靖公署参谋长。他的《失守南昌道经过》记述了这样的事实，1939年春，与第九战区抗衡的日军有六个师团。薛岳代陈诚为司令长官。薛氏不大理会白崇禧，盖有历史恩怨，而对陈诚颇表忠敬。白崇禧以行营主任名义的电报或公文，如不合他的心意，常见他批复：不理，胡说。
赵子立时任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他认为，在薛岳的范围内，幕僚尚有发挥的余地，如得他首肯的计划，“幕僚可以放胆办事，不像后来笔者跟着刘峙那样，处处要受上级和下级的干扰或阻碍”。
对付日军的六个师团，九战区的部队如下：十九集团军罗卓英，指挥五个军。吴奇伟军团辖三个师。三十集团军王陵基辖两个不完全军。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嵩甫辖八个推进纵队。二十七集团军杨森辖一个军。十五集团军关麟征辖两个军，建制完备。二十集团军商震辖三个军。第一集团军卢汉辖两个军。战区直辖军俞济时辖三个师。此外还有战区特种部队，如重炮、工兵、布雷、通信等等。
赵子立和战区高参杜建时负责拟订作战计划。他首先分析了地形，鄱阳湖一带，水网纵横，河流有的可以徒涉，有的非船渡不可，有的地区高地和盆地交替。
对日军的进攻估计：大兵团运动困难，对双方都如此。估计日军将利用赣江阻碍将国军顺势纳入其包围圈。
我军决战地点的选择：力图避开日军重炮的射界，决定向西牵制，逐次抵抗，潦河南岸向北反击，将日军反包围于奉新、安义地区。故采取诱敌深入法，对鄱阳湖至潦河部队，实施纵深配备，多路火力封锁港汊阻挡日军登陆。修河南岸部队先防御，后逐次采取攻势；控置部队采取东西两面夹击的态势；交通方面，将日寇即将进攻的地带道路全部破坏…… 。。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10）
这个计划送交薛岳斟酌时，已经打了一个折扣。罗卓英又对修河南岸部队予以调整，参谋处非常着急，但无法制止，又打一个折扣。
3月中旬日军首先向罗卓英部发起第一波攻击。“不断由突破口注入兵力，并在修河北岸升起气球，指挥炮兵向我阵地密集射击，继以猛烈冲锋，（我）四十九军不能支持，向南溃退……”日军又攻其侧背……于是当时国内哄传，罗卓英连失三城。
第二阶段日军由其所占领的安义，向*进。此时参谋处的意见，认为日寇孤军深入，可利用还有战斗力的部队和援军接战，有可能转败为胜。薛岳考虑良久，决定放弃南昌。原因是，他要迁就罗卓英，因为罗氏在蒋先生和陈诚面前说他的好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特别嘱咐参谋处，要照顾薛岳和罗氏的关系！于是撤兵遂行，南昌失陷了。
参谋处乃专业幕僚，他们的作战计划出于至诚，但却要受到接踵而来的人事干扰。幕僚作业不免大打折扣。
南昌失陷，蒋介石大怒，命令他们抵死反攻，结果还是由罗卓英所部打头阵。国军利用地形、工事熟悉的优势，夜间进攻。打了三夜，日军猛烈还击，部队进攻受挫。只好不了了之。
南昌的失陷，参谋处认为抗战初期阶段，不宜硬碰，因此部队配备宜以纵深方式排列在河流沿岸，方不至于一旦突破就不可收拾。另外，急切放弃南昌，等于放弃了四五个打击消耗敌人的绝好机会，时间、兵力、机会都完全没有问题，对当时还在国民党部队手中的赣江沿线的天时地利的利用白白放弃，不知是畏敌还是见不及此，总之，在参谋处看来，如此断送名城南昌，那是非常可惜的。
一个历经周折的漂亮的幕僚作业
1942年3月的上高会战即上高大捷，日军用于进攻的部队是两个师团加一个旅团；国民党军队方面实际投入战斗的是三个军。日方突破第一线后，还以为和过去一样，一攻就破，凡攻必破，却不料遭到七十四军猛烈的阻击，打得日寇人仰马翻，毫无进展，翌日调集空军、山炮部队协同作战，激战竟日，始终未能突破七十四军阵地，反而却受到七十二、七十军的两侧夹击。日寇受到重创，连夜撤退。
此役除国民党军队精兵良将发挥最大功效以外，幕僚的计划拟订也是很有效的。当时已升任战区参谋处长的赵子立说，上高会战，主阵地向东形成反八字形，英冈岭（即后来七十四军阵地）地势较高，为阵地的锁钥部，主阵地和辅助阵地，筑有坚固野战工事，阵地编成据点式，由点连成线，由线连成面。阵地重要部分，又是小据点支持大据点，具有四面作战的独立性和互相支援的整体性。全阵地可容纳四个师的守备部队。
作战计划是前敌的十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拟订，报战区参谋处衡定。赵子立显然很推崇这一案，赞其巧妙完备。“上高方面构筑了坚拒敌人进攻的阵地，显然它发生了重要作用”。
蓝介愚，时任十九集团军《华光日报》战旗副刊主编。上高会战前，第三战区给九战区来函，欲以赣江为两战区作战地境线。蓝先生以为很不合理，遂拟稿呈报参谋处，该集团军总部作战参谋处长梁启霖附上意见后送罗卓英，罗氏以精练的文字批示，有如是等语：不能以大河川、大道路为作战地境线，此乃战役、战术一致之结论……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