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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江南一带水田里做工的农民，好像对战斗的场面非常惧怕，很难训练为进攻的先头部队。边疆的壮兵招来以后，要单独分成多个小团体专门训练，不要和官军混杂在一起，一旦混杂其战斗力又要大打折扣了。官军习性，一有警报就彼此相推，一有一点小功劳大家都去争抢。
部队构成，雷海宗先生以为，欲振兴武德，必实行征兵制，征召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方可使中国臻于自主之境（《中国的兵》）。
此说自然是不错，但兵要自立，须赖国家政体上轨道，使国民为公民，有其权利保障制度，这时的兵源，应无谓良民、刁民，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就算大量良民入伍，兵的问题看似解决，但剩下不少的刁民、惰民，必因天性、生存滋生事端，岂非社会之祸？
这个问题，笔者较服膺吕思勉先生的论断，他说，募兵之制，虽有其劣点，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亦自有相当的价值。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销纳之，最好能惩治之，感化之，使改变性质。只有在营伍之中，约束森严，或可行之。
他们性行虽然不良，然若能束之以纪律，则其战斗力，不会较有身家的良民为差，或且较胜之（《中国文化史？兵制》）。
此说实有灼见，近年美国电影，表现越战，及非洲平乱，多有叙写囚徒、服刑者，犯禁者、有案在身者，性情桀骜不驯者，搏命突击，其锋锐不可当。此类人物往往“能打”，使人刮目相看，可证吕先生观点之明睿。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21）
自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统率此类人物，必得心胸博大、手腕超卓之将领，能从心理上使之征服，此事又属可遇不可求。
蒋纬国、辛弃疾正是这样不可多得的军中帅才。
辛弃疾指出了中国部队的致命弱点，显然他力主编练特种部队，他从根本上重视士兵的来源和构成，其着眼点在成分纯洁决定其战斗力。辛弃疾也极为重视谍报和情报的意义，他又对写奏对的程先生说，情报间谍是部队的耳目，胜负的关键和国家的安危都与其有关。他拿出一块锦缎方巾给程先生看，上面都是敌人的兵马数量、驻扎的地方，还有大小将帅姓名，这些情报的来源费了4000贯钱。他自己解释说，派遣间谍必须有参考和旁证，即不能是孤例，这样的情报才可能真确而非欺诈，显然他考虑周详，注重情报的质量，讲究单线、复线的真实性。
南宋当局曾经优柔寡断勉强出师和金人作战，结果是一败不可收拾。这位程先生说，在大战的两年多前，辛弃疾就贡献了他种种战略战术，可是没有真正加以运用，结果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当时招兵买马也毫无策略可言，正规军和民兵混杂不分，结果在败退中还互相砍杀。另外负责警备点燃狼烟的士兵，一听到警报丢下工具就跑，导致部队仓皇迎战。
辛弃疾所担心而要从根底上改变的军事颓势，其实到了近现代，还有一次触目惊心的重演。那是刘文辉的军参谋长巴人先生所回忆，时在1934年，西康又发生一次内战，那是西康土人先向刘文辉发起进攻。主战场是在甘孜一带。“不要小看那些西康土人不懂战术，他们起初的来势很凶，一开始就用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骑兵，继续不断地向余如海旅长所部进攻，余旅仅有四千之众，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加以受到奇寒气候的影响，以徒步之师，迎击顽强的土人骑兵，只有招架，无法还手”（巴人《我随刘文辉在四川打内战记往》，1968年《春秋》杂志总第253期）。随后余旅大部分退至道孚一带，增援赶到，才算稳住了阵脚。赶紧改变战略，对土人骑兵因采取夜间火攻的方法，对方于损折之下，骑兵面对火攻，已不能发挥作用。
辛弃疾事业起步虽为参谋、幕僚出身，但其胆气绝伦，文学、军事天才并重。他的兵学思想的深度或不在戚继光之下。南宋当局若能依为柱石，大势或当逆转。
辛弃疾文名盛极，其余皆为所掩。实则他是不折不扣的军事思想家、战略家、行动家。在战术方面善出奇计，善出奇兵予以奇袭，他制造的行动总是干净利落发挥战斗效能。奇袭的成功，其间包含他一系列的战力培育，征兵、训练编程、意志灌输、单兵战力、协同作战、进击速度、基地建设，他都举重若轻予以导成。
此种奇袭颇有现代美军小股特战群的味道，高度的智勇胆力浑然一体，取得出乎意表的战果。可惜南迁派到多个地方服务，颇受掣肘，未能在中枢力行反攻之计。
他具有编练特种部队的能力、心力、智力，并很快产生高度的行动运作效果。无论在古在今，都是不多见的。
他所编练的部队所用武器，包括防御和攻击都较那个时代各方部队有所改进创新。
辛弃疾在40岁的壮年到了湖南，任湖南安抚使，稍有独当一面的事权，他就开始编练军队，招募农家精壮子弟，成立步马组合的飞虎军。史称“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他在湖南编练的飞虎军，所用战马，专门从广西边地辗转购来，这种千挑万选之良种边马，彪悍耐战；步兵精锐2000人，骑兵500人，协同依托作战，平时注重实战训练，预设实战推演，强调快速作战。不久已建成一支极为罕见的攻击型基干部队。他在各种人事纠纷中左推右挡，尽量将掣肘化解到最低，辛苦经营将此部队保持了很长时间。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22）
辛弃疾的军事地理、战略眼光，是以编练特种部队、建立能战之旅为依托的，绝非刘斐之类第五纵队纸上谈兵虚应故事所可比拟。
辛弃疾的兵学实践在其办理马政一事上最能见出他的良苦用心。
苏洵批评宋代政治弊端，深中肯綮，“政出于他人，而惧其害己；事不出于己，而忌其成功”（《上富丞相书》）。
这也是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悲剧所在。
宋时兵制，吕思勉先生说，兵力逐渐*，宋代初起，兵力为20余万；太宗末年，增至66万；至仁宗时，西夏兵起，乃增至125万！真是可怖。
这只是毫无意义的数量的增加，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训练毫无，指挥稀烂。带兵之人，渴盼兵力增加，乃是为了克扣军饷以自肥，役使兵员以图利。为了养这些不中用的兵，国家赋敛之重，达至极点。宋代南渡之初，情形是军旅寡弱，包括较为强大的御前五军，如岳飞的同僚刘光世，在其人死后，部队瞬间即叛降伪齐。
宋代还有制约国家梁栋的那就是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起初的动机无论好坏，是否纯粹，到后来都变成意气与权力的竞逐。大家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脸面，当然更不肯放松自己的私利。
专制扭曲人性，戕害人性，也对国运实施事实上的破坏。并非中国无人，而是结构性弊端，佛也救不得。
辛弃疾没有更大的天地供他洪波涌起，譬如他的养训军马策略，就毁于一旦。
在北宋时期，马政已经纰漏不修，王安石对症下药有所政策调整，但也和他的青苗等法一样，走入末路，使老百姓大起反感。军马用于冲锋陷阵，民马用于托运货物，两者竟被王安石混淆，如马病死，还要老百姓补偿，于是民间大起反感。
除了这些，还受到皇权专制政体固有弊端的打击影响。
本来呢，大的框架和议事规则定下来后，操作的争论无伤大雅，论辩还有利择善而从。而在专制之下，名堂就来了，歧路就多了。于是民生经济大受制约，精神空间幽闭，这样的人间世，还会有什么生机呢？
民初野史氏的《乌蒙秘闻》说是专制厉民之习，乃是一种妄自尊大，污吏擅作威福，对蛮族外人更是淫虐蹂躏，不逮牛马。而蛮人亦非木石，一有警觉则激而生变。《范成大年谱》引宋人笔记说当时朝廷征收战马，“然官吏为奸，博马银多杂以铜（与蛮人交易），盐百千为一春……所赢皆官吏共盗之，蛮觉知，不肯以良马来，所市率多老病驽下，致能（范成大）为约束，令太守……增足盐畚……”
辛弃疾就要在这样的时空中挣扎。他对军马的作用认识极为深透。在那时，战马的作用相当于今之战车、坦克，古代胡汉战争都用马队，北方地势平坦，如欲逐鹿中原，马队极端重要。办马政有如联合勤务中最为重要的一端，辛弃疾又是北伐的力赞者。
训练特种攻击部队正是辛弃疾对北宋军政弊端的反拨。北宋军事训练极不得宜，到宋仁宗时代，征召农民训练为兵，保甲制度实施后，禁令苛刻，训练时间与农忙冲突，而不去调整，武器又须民间自行购置，种种弊端，农民大为反感，有自己锥刺眼睛致盲者，有自断其臂膀者，有自毁肌肤者，目的皆为逃避兵役。而王安石等辈不知此，仍梗着脖子说，“自生民以来，兵农合一”，就寻常道理来看，他的话没错；问题是这些民兵，保卫自己几里左右的家园尚可，如是大型野战或特战，那就只有丢盔弃甲了。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23）
辛弃疾的特种骑兵观念和实践，即是要建立一种快速反应部队，一者可以随时用于进攻和防御，一者具有威慑力，也便于调动；另外，也可视需要在重型和轻型部队之间转换，有利于补给的迅速获取。
甚至他的词作，多有速度与火力心理的投射，诸如“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皆是。
抗战期间，第九战区幕僚长、兵学家赵子立说过，“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意味等到敌人立足已稳，就要麻烦得多。而要打击运动的敌人，则己方必须具有更为迅捷的运动速度，辛弃疾训练特战部队的心曲实即在此。
辛弃疾所力求达成的军事攻击的硬实力，如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渊然融合，则军事实力也可转换为一种软实力，它可以展开演习、吓阻，帮助冲突地区撤离非战斗人员，实施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等等，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胁迫手段得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
他的名作《九议》，密布历史的经验、地理的考量、现实的对策。军事的作用经纬交织，贯穿其中。
《九议》从南北体力差异来衡量，指出身处危局、面临危机，必须以极高明的头脑来措置。他比较敌我双方兵力配置战斗力差异，说明优势与劣势在不同形势下的转换。提出对策，应以多种办法分散敌方的兵力达到牵制的目的。其中须以深远之计迷惑对方，使其首尾多处难顾，然后击其首脑要害，再进击其腹心，使之解体。
侦察权衡，明虚实缓急之势，因前述南北方人的体力差异，糊里糊涂的硬碰硬无异于“驱群羊以当饿虎之冲”，所以，不能以力搏力。
《九议》指出了政治上的小矮人居间操作，而导致国家的不幸。他说，设使国家政治上轨道，则恢复北伐并非万难，甚至可说是简单的事体。但要事情变得简单，前提必须是政治的得体，如果“言与貌为智勇，是欺其上之人，求售其自身”，那就一切全瞎了。指出在政治上轨道的前提下，军事也不是那么复杂的，只要掌握纵横变化不拘一格就把握大概了，“大要不过攻城、略地、训兵、积粟、命使、遣间，可以诳乱敌人耳目者数事而已……譬之弈棋，纵横变化不出于三百六十路之间”。
《九议》的前言，则在“战者，天下之危事；恢复，国家之大功”的原则之下，举出左、中、右各派的典型言论，以及其心理背景，弥漫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高明战略表述。
稼轩的《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说明长江作为军事险要，必须是在凭借两淮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长江隔离中国分成南北，从来“未有无两淮而能保江者”。两淮地势绵延千里，势如张弓，敌骑一旦扑到长江沿岸，东趋西走，如在弓弦，荡然无虑。但能在其中予以截断，则其东西不能相顾，而其北来之兵，则如行走弓背，道路迂远，悬隔千里，势不相及，消灭他们就好办得多。古之善用兵者，辄以常山之蛇作比喻，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这是强势状态，但就两淮形势而言，如果以精兵截断其中，淮中即是其身，若断其身则首尾不能相救。
他的这段论述，或许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蒋先生决意在徐蚌决战的心理背景。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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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纯文人，系指挥家、谋略家，军事与战术的具体措置在其次，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