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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有位学农科的安徽程家柽（一个最大胆粗莽的革命家，民国三年被袁世凯骗了，杀在北京彰仪门），又有一位湖北吴禄贞，来寻钮先生，要邀我同到横滨去看孙文，我虽不曾骇成一跳，暗地里吃惊不小。我说，梁启超我还不想去看他，何况孙文，充其量一个草莽英雄，有什么讲头呢？他们三人微笑而去……傍晚他们回来了，我马上就问孙文状貌，是否像八蜡庙里的大王爷爷？钮先生说，一个温文尔雅、气象伟大的绅士。我说与梁启超较如何？程摇头道：“梁是书生，没有特别之处。”其时钮先生说道：“你没有看见，看见了定出于你的意料之外。”其时钮先生，以书院有名的学者，与后来《申报》的主笔陈冷血——梁鼎芬所称为二雄，亦受到张之洞看重，我就问他：“难道孙文就有张之洞的气概吗？”他说：“张之洞是大官而已，你不要问。孙文的气概，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你将来见了，就知道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8）
甚至有仅见先生书法即已悦服者。章士钊记：“一日，吾在王侃叔处，见先生所作手札长至数百言，用日本美浓卷纸写，字迹雄伟，吾甚骇异，由此不敢仅以草莽英雄视先生，而起心悦诚服之意。”（《辛亥革命*》1集，243页，中华书局）
中山先生不可思议之人格魅力，除有天赋奇智以外，更由其素养、学识、敏锐、识力、亢爽、深情、沉着、率真、勇毅综合而成。那些后来成为大功臣、大革命家的留日学生，在当时与先生识，亲炙教诲，也就从“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的小隧道，一下子进入了土地平旷、阡陌纵横的桃花源，顿有豁然眼明的开朗了。个人的行为绝非沧海一粟，当其涌上社会行为风浪的顶尖，即带动生命力寻求更为良性的循环。值此万木萧疏的时代，回望那智窍大开的时分，令人何等眷念不置啊！
稚晖后来更回忆断言：“国父是一个很诚恳、平易近情的绅士。然而只觉是伟大，是不能形容的伟大，称为自然伟大，最为适当。世俗所谓伟大，都是有条件衬托出来的，或者是有贵人气，又或者有道学气，又或者有英雄气，或者摆出名士气，而国父品格的伟大，纯出于自然。”
二次革命流产后袁世凯笼络吴稚晖，授予大勋位，稚晖却之，尝谓“切盼公等宝贵精神，专注于国难勿更以揶揄为消闲，侮辱书生。公民吴敬恒敬上。”
1922年，陈炯明叛变，中山先生避走上海，吴稚晖专程从法国回国奔走于京、沪，劝陈悔过，而陈氏执迷不悟。
笔者曾写有《民国五疯子传》，其一便是吴稚晖先生。1927年北伐途中，宁汉分裂，各方多端调停。汪兆铭4月初来到上海，双方国民党*开会斡旋辩论，会议开到高潮，吴稚晖十分激动，竟陡然离坐，到汪精卫面前跪下，求他改变态度，与蒋介石携手共赴时艰。“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躲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李宗仁*》，第32章）。可见其行事龙跃虎走、毫无拘碍的态度。吴稚晖1949年后迁居台湾，时已80岁，仍与早年一样布袍土袄，大概很早他就抱定以清苦为乐的墨翟思想。他以辛亥*的身份为蒋介石所用，可以直入蒋先生的官邸不待通报，但他与劳苦工农同在的思想却颇彻底，坐火车总是四等，与贩夫走卒为伍。有一次他在浦口坐渡轮，忘了带钱，收票员看他一个十足土包子，竟打了他一耳光，待下船见军政大员恭迎之，收票员竟下跪求饶，他则一笑了之。在重庆时，他住一间商店偏房，木板朽烂，漏风漏光，黑暗低小。曹聚仁先生说：“蒋介石到那去看他，有如亚历山大大帝去看那位木桶里的希腊哲人。”早年王照（王小航）骂他是王八蛋，吴稚晖嬉皮笑脸，回敬一句：“小弟不姓王。”可见其机警敏锐，头脑的灵动。
早在民国初年，吴稚晖任国语统一会会长，六年后（1918年）编了一本《注音字典》，又写过不少“提倡科学，工艺救国”的文章，北伐途中，他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稍后冯玉祥曾致电骂他：“如有人骂先生：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不惜以**为独夫做奴才，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先生将何以自解？”冯玉祥也是诙谐百出的人物，骂人出以设问，真是入木三分直到骨，可这吴稚晖也是骂人专家，汪精卫、胡汉民常被他骂得狗血喷头，其议论风发，评骘当世人士，故落下疯狗的绰号。台湾作家张文伯先生记吴稚晖谈话，锋芒百出，说是他的话匣子一打开，你就必须听完，如果想中途溜走，他会狠狠盯你一眼，或者索性叫住你：“不要走！”他能把最粗俗的说成最美妙的东西。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9）
当其在法国主持《新世纪报》之际，著有大量白话文鼓吹革命。用语村俗，滑稽突梯，诙谐百出。1908年的《臭皮囊》一文，有谓：“张之洞之徒，必悉置中国之前途于不问，而以一身系爱新觉罗氏之安危，又取一二岁之小孩，坐于聚义厅之虎皮褥子上，为彼等磕扁老死人头之主义。一毫无智识、本性温良之载沣，又奉之为摄政王，使其执强盗之刀。彼老娼那拉氏死后两日，其弟之女，新皇太后者，亦狡亦黠，第二之贱娼也。专为一食乳小儿，一诈黠小娼妇后日之衣食……”诸如“精虫”、“屁”、“岂有此理”、“精虫卵蛋”、“乌龟王八”……这些词语，都为他所爱用，非如此不足以说明问题。
反理学的思路在他文中特别明晰。他爱用人体、生理等词汇，乃是世事、世道、人物沦于下三路，肮脏的东西占了主流，他就必须以最切近的方式来还击，来消解胸中块垒；非此无以表达他的愤怒，非此无以尽快传播他的见解。当曹锟贿选时节，五千大洋买一票，完全将民意代表的作用扭曲，吴老当然看不过去，于是他骂道：人的精虫若都能胎化为人，则曹锟和他太太*一次，即可有四万万个子孙，然后一致投票选他老子做总统，根本就无须花钱收买议员。闻者自然忍俊不禁，噢，贿选总统原来如此。于是，精虫总统与猪猡议员恰好配成一联。
新文学家刘半农耗费多年精力搜寻《何典》一书，就是因了吴稚晖的推崇，他的用语、句式，乃至用意，都得此书的精髓，而更加的发扬光大。
半农表示：“吴老丈屡次三番地说，他做文章，乃是在小书摊上看见了一部小书得了个诀。它开场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此书便是《何典》。吴稚晖推崇清代落魄文人张南庄的那本诙谐小说《何典》，并夸大说，他的做文章，秘诀都自《何典》来。刘半农印这本书来卖，鲁迅前后为它作过两则序跋，承认它有相当的可取之处。吴稚晖向人推荐，极赞其开场词中的两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觉得如此作文，风光摇曳，由土俗而臻于妙趣，真与众不同。吴先生的政论、杂文，包括他的谈吐，得力于这种民间文学处甚多。他的种种表现，也沾了这种“民间文学”的气质，天壳海盖，架空楼阁，有一番触景生情、神出鬼没的效用，但他却是现代中国提倡科学的先知先觉。中国人尝讥笑法国航空机师在上海市郊的飞行表演。吴稚晖说：“大家不要笑，明天，满天飞机犹如蜻蜓的日子就来了！”其言可谓敏锐有味。他提倡科学的方式，推进科学的努力，影响过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只因行为的放诞而杂以诡异，才引来疯子的绰号。
他的名言如是：“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他早年从孙中山先生，先生西去，又寄托全部希望于汪兆铭，后见此公无可作为，乃长喟，转而跟定蒋公。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伊始，年过花甲的吴稚晖在北伐誓师大会上，将孙中山的遗像和党旗、国旗授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他与政敌笔战，也可以用别人所不敢用的秽语相嘲骂。北伐以后，蒋氏对他推心置腹，而他对蒋氏也确是鞠躬尽瘁。
李宗仁将吴稚晖称为：始终帮蒋抬轿子的丑角吴稚晖。这个定位太过分了。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20）
李敖的《蒋介石评传》说蒋介石性好黩武，“自应面对现实，认可中央与地方均权分治，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以便避免战祸”。
这话是对历史情状视而不见，盖当时蒋先生只是一后起之秀，历史的机缘将他推上前台。他不去打，别人也会打，而且是不知伊于胡底的混打。那是一个全盘开打的时代，蒋先生即使去出家，恐怕天下依然混乱，依然打得更凶。
吴稚晖的举动总是突梯滑稽，其间寓意也深，用心也苦。他或许以东方朔、淳于髡自命。他一生不修边幅，不拘小节。他看得起谁，或对谁给予莫大的希望，他就会说，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他曾自称，一生只认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便调和。他和汪精卫渊源颇深，当年在法国流寓，朝夕过从。但当汪氏叛国，他立即以文字公开对骂。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
倒是汪兆铭对吴稚晖的评价一语中的，说老头子是为国家，其心可鉴。
抗战军兴，国府退到重庆，汪氏举宴。到者多中枢要人。谈到情势的危机，各有各的出发点，各有各的冲动。“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山北斗的**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唏嘘。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当时唯一看到这戏剧化的场面而感到高兴的，是汪氏尚在稚龄的*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过她父亲下跪，她还真以为是席中酒后的余兴呢！事后汪夫人陈璧君还责备汪氏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汪氏长叹了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地做，难道教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
怨天尤人 郁郁而终
近代中国出现的派系，都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中山先生逝世后； 国民党派系之争表面化，因权力继替问题，政治势力党争至于决裂。陈友仁不特在派系中裂变，而且他的私人友朋之间也发生裂变，那种选择性精神失明，从此困扰他而不稍离。其个人政治生命的枯萎，和他个人的性格，和他的自我揠苗助长，自我的想当然，不能不说关系至巨。
1875年，广东顺德籍的陈友仁生于西印度群岛，他先在北洋政府做了一段时间的事情，1913年任交通部法律顾问、英文《京报》总编辑。他接近孙中山，比戴季陶更晚，迟至1916年才认识，1918年始南下追随。次年在上海创办《上海时报》，常以英文撰述辛辣之时评，此时孙先生正在上海撰写《建国方略》。他曾代表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中国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以后即任孙先生的外交顾问。他的英文水平极佳，1922年，他任其外事顾问、英文秘书。孙中山逝世前一天的《致苏联遗书》也由他来代为起草。
在孙中山先生晚年，中山先生去世后，此公虽然活跃，但似乎很难找准自己的定位。在宁汉分裂期间，他异常活跃，他在这期间的《申报》几乎每天和读者打照面，是故坊间亦称武汉国民政府为“陈友仁时代”。1933年参与闽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流亡巴黎。1938年回香港参加抗日活动，香港沦陷时被日军拘禁押解到上海，多次拒绝参加汪伪政府。1944年初在上海病逝。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21）
中山先生去世后的岁月，此公思想较为偏颇，1927年后访苏，头脑偏向一条道，所谓固执己见，达于极顶。一切的所谓铁腕外交，不随时变，这就不可避免走进死胡同。一会儿联汪反蒋，一会儿蒋汪俱反，对宋庆龄也是忽近忽远，屡生纠葛，怨天尤人，竟至于参加福建事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