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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斌从容答奏：“淮扬得天下泽国。如果说开了海口，大水就可以完全退去，臣不敢说这话。但水总要有去路，开一丈有一丈之益，开一尺则有一尺之益；假使浮溢之机，逐渐消灭，原来的湖、河之形，可以发现，再来疏溶筑堤，这才能逐渐消弭水患。”
“你说得很好，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主张双管齐下，一面开海口，一面筑堤防，以为正本清源之计。可是这话？”
“皇上圣明！”汤斌衷心钦服地磕着头说：“臣以为民用当念，国计亦重。如果多费库帑，而水不能尽涸，并非长策。国家财政艰难，无须多发库努；如今只在下河七州县的钱粮中，酌量提出款项，存贮江苏，一两年后，作为修河之用，不敷之数，再行设法，总之以本地居民，本地钱粮，开本地海口，不作大举，不多设官，渐渐做去，不求速效，但务实际，总必有成。”
皇帝深深点头，觉得汤斌这番奏议，才是实心任事，可长久之道；与那些专务表面，既以粉饰，又便侵渔的巧宦，大不相同。
这就到了萨穆哈难堪的时候了，皇帝问道：“你知道这番意思，跟萨穆哈说过没有？”
“臣与总漕徐旭龄，曾向萨穆哈说过。”
“那么，你们会同题奏的本章内，何以不曾提到？”
汤斌老实答道：“萨穆哈的意思，以为奉旨询问民情，当以民间议论人奏。臣的这些话，不妨等皇上垂询，再行答奏。萨穆哈奏特旨查问，臣等是奉旨会办，自当以萨穆哈的意见为主。”
话说到了这里，皇帝已经很明瞭了，“好！这件事再说。”皇帝吩咐太监：“带汤尚书去吃饭，传御膳房备办。”
于是汤斌谢思而退。饱餐御厨珍馐，回到家草了一道奏疏，陈请在闽四月廿四，请皇太子出阁，亲祭先师孔子，然后开讲。
十三岁的皇太子，十分聪明，也十分敬重汤斌，所以师弟之间，感情相处十分融洽。在汤斌自觉能够启沃东宫，为未来造就一位贤君，是平生志业的发抒，所以志得意满，以为这下才真是找到了安命之地，而在旁人的看法就不同了。
旁人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钦佩慕名；一种是妒恨交加。钦佩汤斌的人，只在内心致敬；而妒恨的人却在暗中有了行动。
这些人是明珠、余国柱和徐乾学、王鸿绪之流。因为汤斌深得皇帝信任，每逢廷议大政，皇帝一定会问：“汤斌的意思怎么样？”而汤斌总是以国计民生为依归，侃侃直言，无所避忌；与明珠等人只为私利打算，恰好相反。
“老汤转眼之间，就要大用了。现在是尚书，已经如此；如果入了阁，相公，”余国柱提醒明珠：“那时候，尽是老汤一个人的主意了。”
“一步一步来！”明珠冷笑，“我看他得意的日子，也不久了。”
汤斌无意与任何人为敌，但偏偏遇着治下河一案，他不能不率直陈言，也就不能不得罪明珠所支持的靳辅——就由于入京第一天的奏对，揭穿了萨穆哈的复奏不实，因而皇帝震怒，革了他的职。同时，再次召见汤斌，商议如何浚治下河。
“靳辅以为开海口，有海水倒灌，盐分坏了田地的弊病。臣以为不必忧虑。”汤斌答道：“臣曾询问当地土著，北宋范仲淹筑堤时，海水与堤防甚近；现在海水远者百里，近者六七里，储有缓冲的余地。而且海之潮汐，犹如人之呼吸，涨潮有一定时刻、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涨时，原不甚远。江河之水为海潮所涌，则是江河之水，并非海水。至于飓风海啸，是非常的灾异，岂能预计？”
皇帝对于西洋的天算之学，颇有研究，深明潮汐与天时相互有关的道理，所以觉得汤斌的分析，颇为实在，因而作了开海口的决策，发帑银二十万两，命工部侍郎孙在丰，驰驿前往经理其事。
孙在丰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康熙九年的榜眼，禀性平和，也是个肯做事的好官。一到了江淮黄河下游，次第兴工，溶深海口；正当工程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下河突然在十天当中，涨了好几尺的水。仔细勘查，才知道上游的减水坝，一齐开放；诸流汇集，灌向下河，自然要涨水了。
这是不是河道总督靳辅有意捣乱，谁也不敢说。但水势一涨，施工便困难，孙在丰唯有飞章入奏，请降旨命靳辅封闭所有的减水坝。皇帝得奏，特开廷议；奉召与议的，有汤斌，也有户部尚书余国柱。
“减水坝是为了泄洪之用，作用重在流通；如果尽行封闭，水无出路，万一溃决，为害甚大。”余国柱说：“臣前在江苏，曾周历沿河各地，深知形势。孙在丰所请，宜不准。”
余国柱的意见，就是明珠的意见，颇有人附和其议。皇帝便问：“汤斌有何话说？”
汤斌徐徐答道：“臣前在徐州一带视察河工，就觉得减水坝太多。臣闻以前只有四坝，现在增至三十多处；涨水时，自易于宣泄，但平时如果不塞，则水势分散，河流缓弱，泥沙易于淤积，河底渐高，于运道大有妨碍。”
这是间接反驳余国柱之说：“水势分散，河流缓弱”，何来溃决之虞？
余国柱知道皇帝英明过人，一定能够从汤斌的话里，找出言外之意，因而立即为他自己也为靳辅辩护，“减水坝乃是明臣潘季驯的成法，”他说，“行之有效，所以靳辅仿效，并无错误。”
潘季驯是明朝万历年间，受张居正的支持，治河有功的名臣；余国柱拿他来做挡箭牌，是很高明的一着。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场为工部尚书杜臻找出毛病。
“靳辅的减水坝，与潘季驯的不同。”杜臻毫不思索地接口，“潘季驯的减水坝，是放水出海，靳辅的减水坝是放水人田”
这就是说，同一减水坝，去路不同，潘季驯的泄洪道，通向海口，而靳辅所开的泄洪道，通向平衍之区，这流向的内外不同，与洪水的宣泄大有关系。
这一来变成各持一说，而孰是孰非，似乎只有身任其事的人，才能判断究竟。余国柱正好借此解除他眼前的困境，当即建议：“臣以为宣召靳辅及孙在丰到京，各陈所见，以定取舍。”
“孙在丰不必回京！”皇帝作了极明快的裁决：“他的要求，不过上游不要放水而已！如果叫靳辅去治下河，试问上游不塞，他能在下河一片汪洋之中施工吗？以前靳辅也面奏过，治下河需先堵塞上游的减水坝；如今孙在丰要这样办，他又说不可以，这不是明明有意阻挠，跟孙在率为难。靳辅应该进京，等我当面问他。”
靳辅是明珠所支持的，如今落得这样一个结果，自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这个打击，足以影响他的“买卖”，因为地方大员都恃明珠为护符，按时致送“平安钱”以保无事。现在拿靳辅的情形看，送了钱依旧不得保平安，那又何苦再花冤枉钱？
为此，明珠门下，余国柱及左都御史佛伦等人大感恐慌，而推原论始，都因为廷议中皇帝听了汤斌的话的缘故，真如曹操说刘备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不但要驱逐汤斌，甚至巴不得他一命呜呼。
这些情形，汤斌并不知道，中怀坦荡，根本就不会而且也没有工夫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有些人是知道的；其中之一就是郭琇，为此特地去拜访汤斌，提出忠告。
“多谢关爱！”汤斌这样笑道，“华野，我今年六十岁了，去日无多，不宜为此亲怀。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尽千古臣节，我虽愚，窃慕此语。”
“唉！”郭琇长叹，“潜公，我真替你着急。”
急的是汤斌那副不在乎的劲儿。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往往斗不过｛奇书qisuu手机电子书｝，就因为这种不在乎，才处处予人以可乘之机。
汤斌当然懂他的意思，反倒安慰他说：“当今皇上，不是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偏听不明，你不必为我着急。”
这倒是实话，郭琇点点头说：“靳辅就是。”
大家看靳辅受皇帝洁责，以为圣眷已衰，颇有人落阱下石，说他治河十年无功，应解职听勘，皇帝不以为然。
皇帝是这样说：“治河甚难，靳辅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功效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明显。如果他这样的人要议处，以后继任的人，惴惴不安，更难着力。靳辅不必有什么处分，只责成他努力督修好了。”
郭琇由于汤斌拿这个例子来说明皇帝内心自有权衡，绝不致偏听谗言，想想不错，也就替汤斌放心了。
靳辅被召到京，由大学士及九卿先行询问，为了开溶海口，闭塞减水坝，到底可行与否？结果是如此复奏：
据靳辅云：“高邮之南两大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邮州之北，其坝亦有可塞之处，惟高家堰，断不可塞。”其应塞之处，前与孙在丰会议时，并未议出，殊属不合，应将靳辅交与该部议处。
这是明珠与余国柱所密议的避重就轻之道。皇帝心里很明白，但他不愿说破；治河是治河，党争是党争，后者的是非暂且可以不问，免得把情势弄得更复杂，更暧昧，以致减水坝该塞不该塞的是非，更难搞得清楚。
因此，他对大学士九卿所上的这道奏疏，暂且不批，只传旨“御门”召靳辅、汤斌，及大学士问话。
“开溶下河，其要点在塞高家堰的坝，不在塞高邮的坝。上游的这个大坝不塞，何益之有？”皇帝问道：“大学士、九卿是这样问你的吗？”
不问本题，先问到问的是什么话，就见得皇帝唯恐臣下有成见，该问的不问，不该问的偏问，将是非颠倒了。而也亏得有此一问，靳辅才有机会陈述他的意见。
“大臣所问，与皇上垂询，有一处不同。”他这样答道：“大臣问：”你如果堵塞淮水人黄河之口，令水流入七州县，则下河修治，必致迟误。‘臣谓修理正河经费尚忧不足，何能更有余款，堵塞无用之口？且黄水强则流入淮河，并非人力所能禁止。臣如阻挠溶治下河，岂能逃避国法？“
“汤斌！”皇帝转脸问道：“你有什么意见？”
“臣按：高家堰减水坝，作用在让洪泽湖与运河能够相通，彼此调剂。今靳辅唯恐黄河溃决于南岸毛城铺等处，筑减水坝合黄河之水人洪泽湖；洪泽湖不能容纳，又于高家堰筑减水坝，使水人运河；运河不能容纳，又于高邮等处筑减水坝，流入七州县。七州县的水无所归，不但百姓被灾，两三年之间，只怕黄水、淮水以及江淮三十六湖的水，一起停蓄泛滥，后果不堪设想。”
说来说去要使水有所归，唯有归之于海；而靳辅则仍坚持海水倒灌之说，反对开海口。一场辩论，并无结果，只有命群臣再“详议以闻”。
在另一方面，明珠主持，余国柱设计，徐乾学执行，陷害汤斌的阴谋已经开始了。
用来作为“凶器”的，是汤斌在苏州临行之前出的一张告示；徐乾学以在“南书房行走”，旦夕侍从的方便，悄然进呈了皇帝。
事起于这年春天久旱不雨。多少年来的传统，遇到这种天时反常，有害民生国计的情形，认作是下情壅塞，不能上达；民间怨声，化成戾气，所以上天示警。唯有诏求直言，改正政务上的不当措施，始能感格无心，迎召祥和。
因此，皇帝在御门听政时，面谕大学士：“传问九卿，政务如有缺失，或有害百姓的，尽管实说。”
于是大学士明珠，召集六部尚书、左都御史，以及翰林院、詹事府、通使司、大理事等等衙门的堂官，在内阁集会，传达旨意。
会中也有人发言，指出政务未尽妥善之处，但都是些无关大计的琐务。最后，汤斌开口了，他谈的是“芦课”。在江苏地方，特定每年自苇塘中收的税，用来走铜报部，这本来不足以病民，但办法不好便形成苛扰了。
“芦苇秋天才有，现在春天预征‘芦课’，此非常理所应有。”汤斌解释此一不合理的措施，为百姓所带来的痛苦：“春耕尚未播种，田上正是下本钱的时候，责成百姓缴纳芦课，那就只有‘卖青’借钱来完纳。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也许尽其所人还不够还债。所以芦课应该恢复以前的办法，在夏、秋两季分征。”
芦课改为春征，正是余国柱在江苏巡抚任内的“德政”之一；这时听了汤斌的话，心里自然不舒服。
汤斌是对事不对人，依旧侃侃直言：“而且铜出在云南，江苏不产铜。以芦课购铜，归各关卡走办，关卡对于商货进出，情况熟悉，而尚感不足；如何可以再叫地方官去采办？地方官买不到铜，无法交差，就只好责成‘芦户’缴铜代税，此更是苛求。所以不但要恢复夏、秋两税，而且只可以芦户缴现银，不可叫芦户缴铜。”
说到这里，余国柱已经老羞成怒了，站起身来，脸红脖子粗地说：“年兄，你不必说了！要变更这个办法，除非我不当户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