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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五胡内侵，司马王朝支离破碎，刘琨募集千人修筑坚守晋阳抵抗匈奴人，也曾上演了一曲胡笳救孤城的传奇故事。
而作为李唐王朝的发家之地，在安史之乱时，李光弼率万余守军坚守太原，抵抗住了史思明的十万大军的冲击，最后歼敌七万余，与其时一起进行的睢阳保卫战共同成为了安史之乱的关键转折，拯救了濒临灭亡的大唐帝国。
而赵氏王朝，从立朝之初就尝尽了太原城的坚固。北汉地瘠民贫，国力微弱，但是仅凭太原一座坚城，就多次抵抗了北齐、北周、北宋三个王朝多次的进攻，坚守了十九年之久。尤其是赵氏兄弟建立北宋王朝后，曾先后四次征伐太原，均以失败告终，不可一世的宋太祖赵匡胤也只能望太原城兴叹，最后于烛影斧声中结束了自己略带遗憾的一生。
赵光义在完成兄长的夙愿平定北汉攻克太原后，非常不喜欢这座城，认为它的“龙气”太旺，对自己帝国的基业不是一件好事，于是他干了一件非常缺德的事，在攻克太原城后半个月，他派兵火烧太原城，将方圆四十里的晋阳古城毁于一旦，城中很多来不及撤离的百姓全部葬身火海。之后赵光义还嫌不够，火灭后又引晋水和汾水淹晋阳，彻底将这座历史悠久的坚城变为废墟。
赵光义毁掉古晋阳城后，命大将潘美在离古晋阳城三十五华里许的汾河东岸建立了新太原城，“降并州太原郡为‘紧州军事’，徙州治于榆次”，用降低太原政治地位的方法压制龙城的“龙气”，不仅如此，修筑新太原城的时候，赵光义还别有用心地把街道的格局改为“丁字街”（有拔掉龙头之意）。
在赵光义看来，太原这座城市和它的军民的顽强坚韧，是和他帝国的整体气质不相符的，从“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整个帝国战略出发，他们并不需要一座如此坚韧的城。
他不知道，百年后，自己帝国的命运同样需要这座城的军民来拯救。
金军兵临太原城下时，太原城的兵力不多，童贯走的时候给王禀留下了三千胜捷军，加上太原府的地方守军仅万余兵马，而金军是六万大军。
但是无论女真人的兵马有多少，攻城手段多么丰富，太原城成了铁堡一个，无法攻克。
完颜宗翰（粘罕）绝望了，眼看着东路大军主帅完颜宗望（韩离不）渡过黄河一直杀到开封，而他却过不了太原城这一关。
东西两路大军围攻开封的战略已经成了泡影，完颜宗翰只能坐看东路军完颜宗望的表演了。
二
东路军南下的战略和当年辽萧太后发起的袭击战基本一致，目标直指帝国的心脏开封，而不在乎沿途城塞的得失，所以在熟知河北等地军情的郭药师带领下进展神速。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金军南下保定、安肃，攻而不克后绕保定、安肃而过，进围中山。中山在守将詹度的率领下顽强抵抗，同样没有攻克，金军再度绕城而过，随即攻克庆源、信德府，进至邯郸，到达了黄河岸边。
东京城内的君臣们，此刻正在忙些什么呢？
最初女真人入侵的战报十万里加急送到东京时，赵佶正在行郊礼祭拜天地祖宗，大臣们为了不影响典礼进行，竟然将战报隐匿起来不报。随即金国人的使臣到了东京，向昔日友邦正式下达了两国开战宣言，白时中、李邦彦两大执宰才知道了宋金全面开战的军情。两位执宰商量下来，觉得这事太大，若给赵佶讲了，怕徽宗皇帝那脆弱的小心脏受不了，索性也不向皇帝通报，封了些红包给金国使臣后把他们打发走了。
直到十二月十六日，童贯风尘仆仆地赶回东京，赵佶才知道了女真人全面入侵的消息。而这个时候，西路军已经到了太原城，东路军则到了赵佶的老家保定。
震惊是正常的，反省是必然的，被当头棒喝的赵佶还是做了一件皇帝在国难当头时应该做的事。
下罪己诏。
草拟罪己诏的是殿堂大学士尚书右丞宇文虚中（此人南渡后主动出使金国，曾密谋劫回钦宗，被认为南宋第一巨谍），宇文大才子早对当朝这帮家伙不满，于是洋洋洒洒地把赵佶及其心腹骂了个体无完肤。
赵佶听了宇文虚中替他拟的罪己诏后，那脆弱的神经确实无法承受帝国从天堂跌落至地狱的速度，他知道，臣子们骂他有多狠，就证明帝国遇到的危机就有多严重，从诏书中他听到的不是自责，而是恐慌。
赵佶的这种恐慌，一百二十年前，当辽国的那位疯女人萧燕燕举国之兵，绕过帝国在边境设下的重重关塞，不顾一切朝东京扑来时，他远房的高祖父赵恒也和他一样经受过，那时，他那个高祖父想到的第一个办法也是逃。
可是那时候他身边有寇准这样的文臣，不怕死也不怕事，死命拉着他去澶州，连打带哄逼退了萧老婆子，虽然花了点钱受了点惊，但总算是保住了国土，并换来了宋辽百年的和平。
现在赵佶身边还有谁呢？蔡京，那位老得见了他跪都跪不下去的糟老头？还是蔡家那几兄弟？童贯吗？童大帅去掉了虎皮就是猫，现在还是只人人喊打的病猫。老帅哥王黼吗？还是白时中、李邦彦？
看来看去都不靠谱，赵佶的心更慌，他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要跑，当然得留人看家，太子当然是不二人选，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赵佶知道女真人入侵消息几天后，太子赵桓被任命为开封牧。
开封牧可不是一般的官职，通常是太子临时或永久接掌政权前担任的官职，从这个任命可以看出，徽宗皇帝跑路的想法已经很明显。
没有人拦轿子，没有人磕得头破血流求他留下，以前的几个跟班（童贯高俅之流）在悄悄收拾行李，准备跟东家走人。之前大搞宋金联盟，现在金国人打过来了，他们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趁现在大家的目光都放在女真人入侵上面还没来得及找他们秋后算账赶紧溜。
但还是有人叫住了赵佶，说走可以，得把太子爷名分给定了，有名有分才好主持工作。
带头闹事的是李纲及吴敏。
宣和七年十二月，在李纲横空出世成为帝国的救世主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李纲的背景和身世。
李纲字伯纪，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李夔虽是文人出身后来官至龙图阁待制，但却有长期在西边任职参与对抗西夏的军事经历。他在任鄜延帅幕僚时，西夏人数十万来侵延安，敌众我寡，守将准备弃城逃跑，李夔却坚持按兵不动积极备防，最终使西夏人望城退却。那时李纲正值少年，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事，对他日后的影响颇大。
李纲祖籍是福建邵武，而其父亲在政见上也属于新党，这让李纲和同出于福建籍的蔡氏父子拉扯上了不少关系。不少野史也记载他和蔡攸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和他能在进士后五年（政和二年到政和八年）的时间里就能从小小的国子正跃升到副部级的太常寺少卿（正四品）有很大关系。
相比较李纲进士后在政坛上的一帆风顺，李纲的进士之路却并不平坦，在二十九岁的时候才跨过了进士的门坎，这让他在当时帝国的最高学府太学滞留了七年之久（留级生）。
不得不提及的是当时北宋帝国的太学。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国立学府，通常被视为中国古代的大学，起始于汉朝，东汉中后期兴盛，到了魏晋南北朝没落，而到了隋唐随着科举制度的崛起而重新复兴，并改传统意义上的太学为国子监。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唐中后期随着国力的衰退，国子监由盛转衰。
北宋基本沿袭唐制，到了仁宗时期，范仲淹推行新政，重点之一是加强高级知识分子人才的培养，兴办太学，制订了太学令，在开封锡庆院兴办太学，最初规模约有两百人。神宗时代王安石变法，也把发展教育作为重点，扩大了太学的招生规模，招纳对象是从八品以下的官员子弟和平民优秀子弟，太学生名额扩大到两千多名，并制定了三舍法：新生入学在外舍学习，各项考试合格后升内舍生；内舍生两年一考，考试优异者纳入上舍生。三舍生，太学均提供免费伙食，内舍生和上舍生可以担任政府的一些闲职，领取一些补助。蔡京变法，教育同样是重点，他在继续推进三舍法的基础上增加外舍生的生源，在东京城南熏门外，建立“辟雍”，专门招收外舍生，达三千人；而城内的太学本部改为内舍生和上舍生的本部，有八百人（内舍生六百，上舍生二百）。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完成了王安石想做却没做到的事，以学校养士代替科举养士。宋徽宗下诏罢科举，太学成了知识分子进士的唯一途径。太学在蔡京的手中发展到了顶峰。
徽宗时代的太学生们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全国最优秀的年轻知识分子，是帝国未来的栋梁，他们年轻、热血、时尚，喜欢标新立异，喜欢抨击时政，关心国家大事的同时又藐视权贵（虽然他们明天就是权贵）。
太学文体，太学馒头，太学装，在东京城，他们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而他们中的领军人物，则成为了东京城中的偶像级人物，李彪、陈朝老、陈东无一不是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话题，当然，李纲也曾经是这其中的一名。
太学的气息和经历一直影响着走入政坛的李纲，李纲在经过进士后的一帆风顺后，很快遇受到打击。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东京水灾，李纲上题为《论水便宜六事奏状》的奏疏，把皇帝和执宰们都狠批了一通，并把矛头直指赵佶迷恋的花石纲。这下踩在了赵佶的痛脚上，赵佶把李纲交吏部贬为税监。随后又连贬两次，最后贬到李纲的老家福建一个叫南剑州沙县的地方当税监，一连降了好几级。
在沙县呆了一年多后，随即其父逝世，他又回家守孝。守孝期满，朝廷重新启用他为秀州知州，随后于宣和七年重任太常寺少卿（正四品官员）。
吴敏是另一个对赵佶的“内禅”起到重要作用的人。
吴敏字元中，真州人，文采过人，在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的外舍生选拔中是佼佼者，并且得到了蔡京的常识。蔡京开始想把闺女嫁给吴敏，结果还是愣头青的小吴不给面子，当场拒绝，蔡太师很没面子，但这并没有影响蔡京对他的提拔，很快提升他为浙东学事司干官、秘书省校书郎，后来老蔡亲自出马推荐他入馆职。
蔡京对吴敏的越级提拔遭到了中书侍郎刘正夫的反对，说吴敏未尝过省还没资格入馆。双方争论不休，而赵佶又没闲工夫处理这件事，于是蔡京请御笔（皇帝给某个大臣处理某个事务的全权委托书，在徽宗皇帝后期，使用频率很高）而出，平息了争议。
以吴敏入馆事件成为一个开端，之后的执宰权臣们经常使用御笔，来对付谏官御史们的非难，北宋从太祖一朝开始即很发达的台谏制度至此荒废，为帝国后来的种种决策失误埋下了伏笔。
作为老蔡重点提拔的对象，吴敏自然全力为老蔡卖命。老蔡被郑居中搞下台后，吴敏就成为他在朝中的重点火力，频频向郑执宰开火，为其重新上台立了不少功。
宣和七年的时候，吴敏为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讲，正四品官员。
关于吴敏、李纲二人闹事，史料上记载得相当简单，过程大概如此：
蔡攸知道了东家要跑路让位于太子的想法，就把消息透给了吴敏，而吴敏又把消息透露给了李纲，二人决定要做表率，积极响应东家激流勇退的想法，并决定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于是又通过蔡攸的路子受到了赵佶的接见。吴敏当着赵佶的面说了狠话，说你老人家走可以，但是东京是北宋帝国的枢纽核心，是祖宗的百年基业，绝不能丢，太子监国名不正言不顺，你得学人家唐玄宗把位置让出来，让太子名正言顺地领导这个国家，带领东京人民抗击侵略者。
赵佶听到了吴敏的建议“眼前一亮”，说我老糊涂了怎么没想到这层，于是“内禅”的决定就更坚定了。吴敏看合了东家的心，又给他推荐了李纲，说李少卿有话要说。
于是赵佶又召见了李纲，李少卿拿出了在太学时的愤青姿态，向赵佶上书了刺臂而写的血书，说太子监国是和平时期的做法，而现在兵临城下，太子不即位只监国，是无法号召天下抵抗金兵的，只有正式传位于太子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你老人家也好安心地去南方考察旅游。
最后李纲给了赵佶两个选择，说你老人家看着办，要么留下来和东京的军民一起抵抗金军，要么把位置留下，你老愿去哪儿就去哪儿，随你快活。
吴李二人如此锐利的进言，换在任何一个正常时期，等待他们的都将是诛九族的谋逆大罪。但现在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一个混乱的失序的年代，一个文官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