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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听他又接着说道：“我们现在困难还很多，许多人还不适应，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就是学院的主人，而不是客人。办好这个学院，要靠两根柱子来支撑，你们是一根，军队老干部是一根，二者缺一不可。你们有知识，这是你们的长处。军队老干部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有好的传统作风，这是他们的长处。我希望两根柱子齐心协力，都把自己的长处充分发挥出来，共同建设学院。”
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真正做到有职有权，陈赓决定，有关业务方面的领导干部都要安排专家、教授担任。
在生活上，陈赓尽可能给专家、教授以优厚的待遇。他自己住小平房，而把一幢最好的楼房作为老教授宿舍，并为他们专建饭厅，请来厨师为他们做饭。为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他还亲自抓他们的家属、子女就业升学等问题。总之，在生活上，陈赓尽一切可能来优待知识分子。
陈赓信任知识分子，重用知识分子，早在他担任云南省主席、云南省军司令员那短暂的时期，就留下了许多关心、重用知识分子的佳话。如今办学院陈赓更加注重知识分子，相信他们，重用他们，依靠他们。
“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陈赓的诚挚，深深地打动了知识分子们的心。许多教授、专家视他为“一生最喜爱，最尊敬的亲人之一”。他们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对此，有个别老干部又发出了牢骚：“我们是从机关枪底下爬出来的，他们舒舒服服念了几年书，为什么就捧得那么高？”
听了这种议论，陈赓严厉地批评：“你们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革命的功臣。可他们十年寒窗苦熬出来也不容易呀，现在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知识，你们有吗？你们是老共产党员，调你们到这里来，是让你们来发扬光荣传统，来带作风的，不是来比照顾的，如果你们要争照顾，那就请退党嘛！我们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向人家学习，从外行变成内行，而不应争照顾，来这里不是来图享受的！”
一顿严厉的批评教育，那些居功自傲、发牢骚的老干部惭愧地低下了头。
1954年10月，陈赓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工”院长、政委。工作重点移到北京，但他心里仍时刻装着哈军工。
那时政治运动很多，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陈赓对于一切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总是采取坚决保护的态度，不让随便给他们戴政治帽子。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有位老教授在政治上讲了错话，受到群众批判，学院把这位教授的言论送到北京，请示陈赓要不要给这位老教授戴右派分子的帽子？陈赓回答说：“老教师有点旧思想是难免的，不能要求他们一朝一夕彻底改变，有错误也是允许的，老同志也有犯错误的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位老教授在建院中是有功的，我看算了，不要给他戴什么帽子啦！”
陈赓一句话，果然使这位老教授免受那场劫难。
一位在解放前研究弹道的专家，曾留学法国，在国民党兵工署工作过，又曾任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少将专员，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起义，对我军建设兵工厂、制造枪炮有过贡献。但他在民航总局任职时，因犯贪污罪在“三反”
时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死缓二年”。在筹办“军工”时，有位老教授向陈赓讲了这个人的情况，提名要他。陈赓听了，说：“只要是人才，我们就要他，可叫他立功赎罪嘛！”于是，陈赓给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打电话，要董老“刀下留人，刀下留情”。董老听了陈赓的解释，决定叫他立功赎罪，改为监外执行。这位专家被送到哈尔滨，陈赓在老红楼为他找了一间房子，叫他专门翻译科技情报资料。他在那里一面劳动，一面工作，以后被政府特赦。事后这位专家感激不已，视陈赓为一生知己、亲人。
凡接触过陈赓的哈军工的教师、专家们，无不异口同声他说：“陈赓同志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亲人。他胸怀坦荡，肝胆相照。他是真正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看待的。有些老教师谈起他来热泪盈眶，滔滔不绝，感慨万千！
1958年。在“超英赶美”的口号下，神州大地掀起大跃进狂潮。顿时，工厂、农村、学校，上至首都、下至偏远山区，都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男女老幼齐上阵，土法上马，高炉林立。
这股风吹到了哈尔滨，吹到了军工学院。在大炼钢铁的风潮中，陈赓没有赶潮流。
“学校总得念书嘛！怎么搞大炼钢铁？这话是不是真是毛主席讲的，我有怀疑。毛主席说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学研究也是生产嘛！我们这个高等学府应该结合教学办实验工厂，搞高，精、尖！”
对于来自上级的决策，陈赓历来不主张不顾实际，盲目执行。战争期间，他就多次对毛泽东的决策提出过意见。如今到了和平建设时期，他同样保持这一贯的风格。
按照他的指示，学院办了一个实验工厂，叫“海厂”。
他亲自抓飞机的设计工作，创立了风动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至今仍继续为飞机的研究设计服务。
在他的督促下，哈军工各系都搞出了一批科研成果，举行科研成果展览，并请来周恩来、贺龙、陈毅、罗荣桓等同志参观。
在他的亲自关心下，在全国高校中“军工”率先成立了计算机专业，并很快得以发展壮大。“如果不是陈质院长亲自抓，我校计算机专业是不会发展得这样快的。”事隔多年后，当时计算机专业的负责人慈云桂感慨他说。
就是这样，陈赓在大炼钢铁的风潮中，丝毫没有放松教学科研工作。他的这些做法受到一些人的指责，甚至有人指责他犯有路线错误。陈赓不以为然。他得到了当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的称赞，邓小平还极力推广哈军工搞尖端实验而不搞大炼钢铁的经验。哈军工避免了大跃进运动的冲击，教学、科研搞得红红火火，学院技术力量在技术革新中大有发展。国防部长彭德怀于1958年9 月视察军事工程学院后向军委和党中央写报告说：“军事工程学院经过四五年的经营，规模很大，在远东来说，可能是唯一的。”钱学森教授参观后说：“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这么短的时间内办起这样一所完整的、综合性的军事技术学校，在世界上也是奇迹。”
陈赓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和专家们的一致肯定和赞扬。
1959年，陈赓开始考虑学院的任务调整问题。他说，各军（兵）种应该建立自己的工程学院了。11月19日，他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建议将学院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四个系和空军、海军系的五个专科，分给有关军（兵）种，单独成立工程学院，除原有空军系海军系和新成立的导弹工程系外，再建原子武器系和电子工程系，将学院的培养目标由维护、使用改为研究、设计制造，并把学制分为基本班（大学本科）和高级班（研究生）
两个阶段，每年招生一千五百人，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进入研究班深造。
中央军委接受了陈赓的建议。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院校形成了三级分工的新体制：军事工程学院专门培养研究、设计和制造的工程师；各军（兵）种的工程学院培养维护和使用的工程师；中级技校培养一般技术干部。
这种体制一直沿用至今。
在陈赓的领导下，哈军工一步步发展、壮大、成熟。战场上，陈赓是常胜不败的将军，如今办军校，他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正当陈赓踌躇满志，为哈军工的建设奔波时，病魔却一天天向他逼近了。
长期艰苦的物质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1954年，哈军工刚刚初具规模，陈赓的心绞痛已发作频繁。
“我活着就要干！”陈赓自觉地同病魔搏斗，与死神搏斗。
“我要争取再为党工作二十年！”他没向病魔低头。
1955年9 月，他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 月他出席了中共八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此时，医生一再叮嘱要他少活动、多休息，可他却仍不停地操劳奔波。
他视察部队，到各地进行军事勘察，出国访问，开会，接待外宾……
终于有一天，他被击倒了。
1957年12月19日。陈赓访苏回国不久，突然发作了心肌梗塞。
就在前一天，他在军委开会，中午很晚才回到家。妻子傅涯还埋怨说：“我等你到一点钟还不回来吃饭，你呀，你这样做还没有什么，你还年轻，你把老帅们拖垮了怎么办？”傅涯担心的是老帅们的健康，没有意识到陈赓会出问题。这一天，陈赓感到好累好累。
晚上，陈赓对傅涯说：“今天我什么事也不干了，你陪我去看看戏吧！”
傅涯见他神色疲惫，就请假陪他坐车到中南海去看戏。
戏后，陈赓回到家就休息了，他紧张的神经得以松驰下来。傅涯也完全没意识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第二天，像平时一样，吃完早饭，陈赓穿好军服，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
傅涯也穿好衣服上班去了。孩子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都走了。忽然有人因有急事来到他家里找他，陈赓只好留下来。来人走后，院子里只剩下他和二岁的小儿子，还有正忙碌着的阿姨。
客人刚走，陈赓就感到胸前好闷、好痛，一下跌倒在沙发上。这时二岁的小儿子涯子，从客厅里跑出来，在厨房里找到阿姨说：爸爸哭了。阿姨正忙着，以为孩子说着玩的，没理睬。涯子又从后院跑到总院，找到司机说：“爸爸哭了，爸爸真的哭了。”说着，拉着司机来到客厅，只见陈赓果然倒在沙发上，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司机一见此情此景，连忙把陈赓抱到里屋床上，又找到副官给北京医院打通了电话。不一会，医院便派来了抢救小组。
此刻，陈赓陷于昏厥，手脚冰凉，脉搏跳动微弱，血压也测不到。诊断结果是心肌梗塞。医生指示：立即进行抢救。抢救一直到深夜。陈赓仍紧闭双眼。
到十一点多钟，他终于苏醒过来。
听说陈赓病倒，中央军委和各兵种的首长都赶来看他：聂荣臻元帅来了，粟裕总参谋长、张爱萍副总参谋长来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来了，彭德怀元帅来了，小小的院子里一时挤满了车辆。
宋庆龄听到陈赓病倒的消息后，致函慰问。她在慰问信中写道：“我离京前一天听说你生病，很想去探望你，但据悉医生不让探病，致惊扰病，因而未果。特致函慰问，并希望你好好休息，早复健康。”
一向以坚强著称的陈赓，终于病倒了。他不得不在北京医院住院三个月。
医生鉴于他病情严重，不准他下地活动，他这个闲不住的人不得不卧床三个月。三个月后，他从医院回到了家。医生依然不准他会客，要他全休疗养。
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陈赓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从北戴河疗养回京后，他就提出要求上班，他天天找医生，要求准许他上班，他说：“我的病已好了，让我出去上班吧，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享受，老让我这样疗养，我的病会更加重的。”医生无奈，只好再给他检查一次，感到总的情况较前稍好一点，报告中央批准每天少用点时间去上班试试。陈赓听了，高兴地回答医生：“太好了，只要允许我上班，我一定遵守医生的嘱咐！”
话虽是这么说，可一旦工作起来，陈赓又完全把医生的话抛到了脑后。
他是一个工作狂，哪怕是大病初愈，工作起来仍然没有节制。
一次，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离京二十多公里的郊区一个市镇试车。当时陈赓任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这次试验同他分管的事情相关，他知道后非要参加不可。这天一早，傅涯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个是中央保健部门的，都是不叫陈赓到试车的地方去，要傅涯一定劝阻他。傅涯把这两个电话都告诉了陈赓，劝他千万别去。可陈赓不听劝告，还是坚持去了。试完车回家，一进门他就大声嚷嚷：“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提心吊胆的傅涯见他安全归来，喜不自胜。高兴他说：“没出事就好，没出事就好啊！”再仔细一瞧陈赓的脸，只见他气色不好，一脸疲惫。他嗔怪道：“还是别逞能了，看你，脸色都白了，累了吧，快休息吧！”
的确，只有陈赓自己心里明白，他的病很严重。他的胸口常痛，每逢胸口痛的时候，他就一面工作，一面不停地用手摸着胸部，日子长了，衬衣都被他摸破一大片。
鉴于自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