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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使用的C—47型运输机有两种座位：不舒服的翻板座是供机务人员用的；一对舒服一点的、航班型的座位是供高级官员乘坐的。后一种座位就被讥嘲为“麦克阿瑟座位”。
总而言之，这位将军的名声和事实完全不符。在占领巴丹半岛和柯里矶多岛期间，麦克阿瑟坚持住在地面上的房子里，而不是住在地堡里。这样，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就暴露在日本人的炮火之下了。我们听到他在巴丹半岛上的属下称他为“堑壕里的士兵”。当形势变得无望的时候，他除了留在岛上用他的手枪尽可能多地打死日本人，直至以身殉国以外，别无其他想法。最后，是罗斯福总统下令撤离，他才离开该岛。后来我们听到的情况却是：当战事转趋激烈时，麦克阿瑟带着他的妻子、三岁的儿子及中国保姆仓猝地撤出该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麦克阿瑟的绰号是“堑壕里的士兵”，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确实和美国步兵一起在法国的地下掩体和壕沟里呆过。他作为“彩虹”师的参谋长和后来的司令官，由于战术娴熟、临危不惧而备受他的部队的赞赏，甚至是尊敬。在大队美军冲锋时，他不只一次冲在最前面。一年里，他两次负伤，因为勇敢而获得了七枚银星奖章。
他的一生中面临的死亡多得就象例行公事一般。1914年，他在委拉克路斯执行侦察任务时，墨西哥人的子弹戏剧性地穿透了他的军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中过毒气，他的汗衫曾被机枪火力撕成了碎片，他在麦茨的指挥所，就在他撤离的当天被炸毁了。在麦茨的一次早期炮击中，他镇静地坐在他的座位上，对了解他、也关心他的幕僚们说：“所有的德国人都制造不出一颗能杀死麦克阿瑟的炮弹。”
战后有一天，他的车子在纽约被一个抢劫者拦在路边。麦克阿瑟要那人放下手中的枪，用搏斗来抢他的钱。此人曾经在“彩虹”师服过役。当他得知他企图抢劫的人是麦克阿瑟将军时，连连向他道歉，让他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日本人猛烈地射击时，其他人会寻思：如果炮弹袭来，应该跳往何处躲避。但人们经常发现麦克阿瑟还是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着战场。他对军官们和士兵们恳求他不要冒险的劝告无动于衷。他会说，这些子弹并不是对着他的。
他经常把炫耀勇敢和冒失地走到危险地段的举止结合在一起。1945年，他在菲律宾群岛登陆，去看望他那些被收容在日本战俘营里的、营养不良、备受虐待的巴丹半岛和柯里矶多岛部队余部的士兵。他转向他的医生说：“大夫，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要一直向前定会，直到我们遇见火力。我不只是说狙击手的火力。”他大步向前走去，越过了日本军队的尸体，一直走到能够听到敌人的机枪声在头顶呼啸的地方，然后才转过身来，缓缓地往回走，不怕日本人在背后向他射击。
麦克阿瑟的一生，包括他所表现出来的有时近于鲁莽的无畏行为，是出于缅怀他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将军的公正的战斗意识。
无论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他们父子的生涯是极其相似的。1863年，年仅十八岁的阿瑟是盟军中的一名副官。他由于第一个将他们师的旗帜插上田纳西州的教区高地而获得了国会最高荣誉勋章。这为舒曼向佐治亚的进军揭开了序幕。由于在柯里矶多岛的英雄行为，道格拉斯也获得了国会最高荣誉勋章。阿瑟将他大半生时间花在驻守美国边境上——最初在西南方，尔后在菲律宾群岛。道格拉斯从1935年直到1951年被召回为止，也只回过美国一次。
老麦克阿瑟和小麦克阿瑟——菲律宾人这样区分他们一都被远东和菲律宾对西方的前途的重要性所困扰。这两个人的一生，也都被打上了与行政当局发生戏剧性冲突的烙印—道格拉斯对杜鲁门总统；阿瑟对菲律宾行政委员会主席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阿瑟当时是驻菲军事首脑。
麦克阿瑟的母亲平姬经常激励他要以阿瑟为榜样，毕生奋勇向前，甚至超过阿瑟。当他去西点军校学习时，她随他前往，以便保证他能够专心致志学习，不至于使这位漂亮的候补生陷于罗曼蒂克的泥淖而断送前程。他毕业的成绩是他班上的第一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三十八岁的麦克阿瑟上校在法国战壕里作战时，他的母亲还给他的上司写了许多讨好奉承的信，其中包括给曾在他父亲部下服务过的泊欣将军写信。最后，在1930年他被任命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时，她伸手抚摸他肩上的四星肩章，说：“如果你父亲还在世的话，他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一定会感到一切都如愿已偿了，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总是感到他被周围的人搞得与众不同，这使他颇为恼火，也导致他产生了某种实为无害的怪癖。在军队里，穿军服旨在显示指挥员的官阶。麦克阿瑟却坚决抵制，不服从这一套。另一名军官问到他的不寻常的装束时，他说：“你不服从命令，就会出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经常戴一顶弄皱了的军帽，而不是戴正规的钢盔，穿一件高领汗衫，打一条上好的缎领带，穿一条马裤。有一次，他被误认为是德国人，暂时地被俘了。
从1919年至1922年，当他任西点军校的校长时，人们经常看见他拿着一支短柄马鞭步行穿过校园。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太平洋地区经常穿着简朴而又非正统的制服，很象画报上登的那些在南太平洋一系列岛屿涉水登岸的美国大兵的样子——戴着墨镜，穿着褪了色的黄卡叽军装，戴着旧帽子，拿着玉米轴做成的烟斗。他没有佩带他获得的二十二枚勋章，只是在衬衣领子上别着五颗小星。
有人认为，麦克阿瑟不用金色穗带、臂章和勋章打扮起来，这只会惹人喜爱，而不会引起反感。特别是本世纪中期以来，一般人都变得相当随便了。但是，麦克阿瑟的装束却使杜鲁门很恼火。这两人1950年在韦克岛讨论朝鲜战场时的情景就是一例。多年后，杜鲁门无意中说出，这位将军当时“戴着该死的墨镜，穿着一件没有系扣子的衬衣，戴着一顶有许多金属装饰的帽子。真是莫名其妙，……一个这样的老头怎么会被提升为五星上将？为什么他喜欢乔装打扮成十九岁的少尉呢”？
麦克阿瑟没有必要穿戴得稀奇古怪而与众不同，因为他是他那个时代公认的、最英俊的人物之一。他还具有极大的个人吸引力——他的机敏和智慧，他的使听众着迷的口才，以及鼓舞军队和使下属绝对忠诚的能力。他在西点军校时的副官说：“顺从是一个领导可以掌握到手的东西：忠诚却是另一回事，是一种难以说得清，但又是领导人必须得到的东西。麦克阿瑟本能地知道怎样去得到它。”
麦克阿瑟有吸引周围的人并使他们保持忠诚的诀窍。亚历山大。黑格和卡斯珀·温伯格两人，在我的政府和里根总统的政府里都是显要人物，他们就都在麦克阿瑟手下干过，至今把他奉为楷模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温伯格是麦克阿瑟太平洋部队属下的一名上尉，黑格是麦克阿瑟指挥的驻日美军参谋部的一名中尉。共产主义者侵入南朝鲜时，他是第一个向麦克阿瑟报告的值日军官。
麦克阿瑟几乎从来没生过病。他唯一的正规锻炼只是健身操。但他持之以恒，有时一天走几英里，在办公室和起居室，在飞机上，或是进攻时在甲板上都如此。麦克阿瑟把他良好的体质和体力归因于有午休、几乎不饮酒、饮食适度的习惯和躺下就能睡得着的本事。他是一位笃信教义的人，但不经常作礼拜。
在思想上、讲演上和行动上，麦克阿瑟都是一位受过训练的人。如果说，他给人留下最好的记忆的是他的“老战士决不会死亡”的讲演和他在西点军校的告别讲话，那么，他最生动的表现则是他在参议院朝鲜问题听证会上的答辩。当时我没有参加提问，因为我不是听证委员会成员。就在第一天，我看到了麦克阿瑟在尖锐的问题面前和只能等待几分钟的情况下是如何驾驭自己的，这使我折服。他显得那样才华横溢和迷人，使得我整整三天都去听他的证词。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和其他人准备得很充分，提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难题，旨在证实麦克阿瑟违反了总统指示的精神和拒绝接受文明控制军队的原则。
在这样的攻击下，一个比较渺小的人会被化成盲粉。但是在这次听证会的全部过程中，麦克阿瑟始终保持镇定。他从未陷入要他认输的、害人的圈套。在答辩中，他利用每一个问题进行应付裕如的交锋和反诘。在结束漫长的、使人疲劳不堪的一天的辩论时，他仍和开始时一样，才思敏捷、言辞犀利。
他如何阐述问题这一点，比他表述的内容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强烈。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无论讨论的问题多么复杂，他都能用完美无缺的英语表达得有条不紊、准确无误。
就象戴高乐那样，没有卡壳，没有不完整的思想，没有说了半句就停顿下来再从头说起的情况，而是一气呵成，好象他事先已经写好答案并把它们背诵下来似的。时过不久，我亲自了解到的情况表明，他在私人交谈中也是如此。
1953年，在罗伯特·塔夫脱的葬礼上，我第一次与麦克阿瑟交谈。我提到塔夫脱是他的最忠实的朋友之一，麦克阿瑟立即爽朗地回答：“我是他的最伟大的朋友！”
在那以后不久，我接到了他的助手——考特尼·惠特尼将军的口信，说下次我去纽约时，麦克阿瑟愿意见到我。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当天，我首先与胡佛总统在沃尔多夫大厦31号A他的套间里吃早饭。在与这位被我们亲切地称为“领袖”的人的会见中，我总是能够受到教益。胡佛按惯例问了我的观点，在我回答他的有关政府预算和维持朝鲜停战状态的想法时，他注意地听着。
胡佛是一位心地乎和的人。他是塔夫脱的支持者。但是，他当时唯一的兴趣是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获得成功。早饭后，唯一使我感到不自在的时刻来到了，他要我和他一起吸一根他的名牌古巴雪茄，而我在早晨是从不吸雪茄的。不过，在二十五年前我试过。这次我又试了试。
我们谈过话后，我坐电梯上楼，到37号A麦克阿瑟的套间去。惠特尼将军在门口迎接我，陪同我走进了客厅。胡佛的套间以其简朴、整洁和高雅给人留下了印象。麦克阿瑟的房间虽然同胡佛的大小相同，但显得颇为壮观。墙上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太平洋工作时搜集的大事记，给我的印象是：在美国最高位置上服务过的不是胡佛，而是他。他也收藏了一些精美的日本工艺品。
当我走进房间时，麦克阿瑟向我迎来，握住我的双手。他说：“您能光临，太好了。”接着把我介绍给了麦克阿瑟夫人。她是我有幸见到的最有风度和迷人的妇女之一。她问候了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之后，说声“请原谅”，就走开了。
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谈。此后的八年间，我和他之间又有了一系列的交谈。所有这些都是令人难忘的。我们通常讨论美国的政治情况和当前的外交事态——更准确地说，毋宁说是他在谈论，我在听。而在我和胡佛的讨论中，他总是询问我对所议各种问题的看法；麦克阿瑟却几乎从不这样做。在和他的会见中，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象是个毕业讨论会，每一个来访者的最好的办法是：或者静静地听着，或者作笔记。在占领日本期间，麦克阿瑟与一位上校有一次十五分钟的约会。这位将军令人生畏的、滔滔不绝的话语，把上枝弄得目瞪口呆，以致于忘记了他来访的目的。后来，这位上校得知，麦克阿瑟还把他看成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交谈者”。
事实证明，我与麦克阿瑟的谈话就是他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之间十分有限的高层接触之一。我没有把谈话内容向总统报告。实际上，我记不得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之间曾经进行过讨论。我总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只要提起麦克阿瑟，好象别人对他都不大欢迎。
从三十年代起，这两位美国伟大的将军曾经长期共事。那时，艾森豪威尔是麦克阿瑟的助手。我知道，在五十年代，麦克阿瑟曾不顾一切地想到华盛顿供职。他详细地向我描绘了一幅图画：如果任命他为国防部长或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话，他会如何削减军费预算